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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国家，国是大家，有国才有家” 顾方舟老人临终前，曾留下一句遗言，他说： “我用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这句话，至今回荡在我们耳边，每每想起，总让人不自觉破防，泪流满面。   苦，是顾方舟童年的底色。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父亲顾国光和母亲周瑶琴商量后，决定给他取名“方舟”，希望他能方方正正地做人，像一叶扁舟在人生的海洋中闯荡。 4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四个孩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艰难度日。 然而，命运的残酷却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失去了父亲后，现实又一次让顾方舟失去了母亲的陪伴。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周瑶琴不得不辞去薪资微薄的教师工作，回到宁波老家学习现代助产技术。 父亲病逝，母亲不在身边，顾方舟只能交由外婆照顾。 在外婆的关爱下，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但这样的温暖，依旧没能抵御外界的恶意。  别人家的孩子在外受委屈了，能找长辈哭诉，可顾方舟不但不能哭诉，还得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避免外婆难过。 好不容易熬到1934年，母亲学成归来，动荡不安的局势又让顾方舟见识了另一种残酷。 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几个警察冲着母亲要保护费，言语间气势汹汹，让人很是害怕。 而顾方舟永远忘不了，那天母亲双眼通红地对他说： “儿子，你要争气，好好读书，长大了当医生，这样才不用去求别人。” 因为这句话，年仅8岁的顾方舟，心里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 但真正让他拥有一颗“医者仁心”的，是此后面对生死离别时的无奈。 因为对于医生而言，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眼看着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逝，自己却无能为力。  得益于现实的鞭策，顾方舟在学习方面很是认真。 1944年，他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医学院。 那时正值战乱年代。和其他医学生一样，顾方舟也时不时被安排去抢救伤员。 有些伤员拼尽全力能被挽救回来，有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痛苦中身亡。 哀嚎和哭泣，让顾方舟倍感沉重。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暗暗发誓，要用自己的医术造福世人，使那些面对病魔却无可奈何的情况不再出现。  1950年，从北大毕业的顾方舟被分配到大连卫生研究所。 学海无涯苦作舟，在研究所的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学医的脚步。 那时，我国和苏联关系正好，大连研究所内也有苏联专家在那里。而顾方舟作为他们的助手，凭借着好学诚恳的态度，深得苏联专家的喜爱，专家们也倾囊相授。 但平静的日子是短暂的，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 顾方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使命。 那次战争中，美军最终发动了细菌战，导致痢疫流行，我国也看到了其中的危机，特地派遣近十名医学者前往苏联求学，其中就包括了顾方舟。 “新中国刚刚成立，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我若不学有所成，绝不归来！” 临行前，他宛如发誓般对好友说下这句话。  怀着祖国的期望，身上的责任不可谓不重。 在苏联求学的那段时间，顾方舟就像干渴的海绵，疯狂汲取一切知识的水分。整整4年，除了吃饭睡觉，顾方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医学室。 他的刻苦学习精神，让老师和同学为之动容。 1956年，顺利获得副博士学位的顾方舟回到中国，被分配到卫生部流行病微生物研究生。 然而，屁股还没坐稳的他，就立马迎来了人生最为重要的挑战。  彼时，突如其来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让全国人民为之恐惧。 最为严重的江苏南通，数天内就有466人因此身亡，这种病毒的可怕可见一斑。 一位母亲听闻研究院也许有办法，于是就带着孩子找上顾方舟。 但实际上，这种病当时在国内压根没有办法治愈。 看着家长满是绝望，却又带着一丝希望的眼神，顾方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他想尽脑海中所有的知识，最终只能悲伤地说： “对不起，同志，这个病，我们目前没办法治愈。” 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绝望。顾方舟这句话就像一纸死亡判决书，让那位母亲瞬间崩溃，瘫坐在长椅上。  顾方舟满心煎熬。 他就这样看着那位可怜的母亲，怀抱着年幼的孩子，从大中午一直坐到夕阳西下，犹如失去所有的生机。 最后，那位母亲离去了。 她沉重的步伐，像绑着数百斤重的沙袋，每一步都踏在顾方舟的心头。 那一刻，他仿佛看见自己在北大抢救伤员时的绝望。 两难抉择之间的痛苦，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 ... 1959年，顾方舟和同事被派往苏联，学习治愈小儿麻痹症的方法。 然而，他们没能被允许进入“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随意打发到普通疫苗研究所中。 满怀希望的热情，却最终被现实泼了一桶冷水。 那段时间里，顾方舟时常彻夜未眠，他知道：自己多拖延一分钟，就会有许多孩子失去生命。 天无绝人之路，想尽一切办法后，顾方舟最终得到了疫苗的消息。  当时，全世界在“脊灰”的研究上，已经成功研制出两种疫苗，一种是美国的死疫苗，另一种则是美苏联合研制的活疫苗。 遗憾的是，这两种疫苗都有着各种的缺陷，并不适合我国。 死疫苗虽然安全有效，但却不能阻挡病毒再次传播，而且价格昂贵，一个人需要接种三针，一针需要5美元。 而活疫苗的生产成本极低，但却没有经过临床试验，没有人敢保证是否安全，一旦打入体内的活病毒出现变异，很有可能导致小儿麻痹症。  其实谁都知道，如果顾方舟选择死疫苗是对他最“稳妥”的方式，他可以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只是这样一来，想要在国内实现全体免疫几乎不可能。 艰难的选择摆在面前，顾方舟左思右想，反复不定，两种疫苗的利弊报告纸，被他拿起无数次，又放下无数次。 顾方舟想起自己的父亲因为不幸感染黑热病去世时，母亲痛不欲生的场景，他的内心逐渐清明，响起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 “我决不能看着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无法治愈而死去！”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写了一封长信寄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院长沈其震，以决绝的态度表示： “中国如果想要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就一定不能使用死疫苗！” 在短暂而煎熬的等待中，顾方舟迎来了答案。 卫生部经过商议，同意了他的建议。 方案通过了，可顾方舟却没有感到喜悦，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他的面前： 疫苗标本从哪来？ 没有活疫苗做研究，再好的方案也是空谈。 无奈之下，顾方舟只能恳求昔日的同学，从苏联那里得到一瓶没有任何科研数据的疫苗原液。 如此简陋的参考标本，却已经是同学费尽心思才拿到的“宝贝”。 拿到疫苗后的顾方舟立马启程赶回国内。 他把疫苗装在一个小小的行李箱中，一路上抱着，寸步不离，生怕出现任何差错： “这不只是研究数据，更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希望。” 回国后，顾方舟立马展开活疫苗研究工作，因为研究过程中需要猴子进行实验。 他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就拖家带口，到云南山区建立疫苗研究基地。 昆明的气候多变，每到潮湿天气，衣物不干几乎成了常态，一群人连件干衣服都穿不上。 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研究工作展开不久后，苏联就撤走了所有的资料和专家，无奈的顾方舟只能“白手起家”。 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他就拉着几名电工自己建；疫苗需要冷藏，他就和同事把疫苗背到山下的冷冻厂。 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疫苗得背上背下十几次，绳子把肩膀磨出了血痕，疼得一群人直抽冷气。 可就算是这样，顾方舟依旧无怨无悔。 在一群人不懈的努力下，我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顾方舟和同事没有犹豫，把自己当成人体试验的对象，将疫苗注入体内。 一个星期过后，他们的生命体征没有任何异常。但实验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免疫力强的大人用了没问题，可免疫力低的小孩子用了，真的就没问题了吗？ 这个问题，依旧是个未知数，唯一的确定方式就是找一个孩子做临床试验。可问题难就难在： 上哪找孩子？ 且不说偏僻的山区荒无人烟，根本找不到孩子，单单是不确定的结果，就足以让无数父母拒绝这样的要求，况且顾方舟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 “就差这最后一步，该怎么办？” 没有选择的他，只能把目光投向自己刚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 可对于这个决定，同事们却不赞同，纷纷劝阻道： “方舟，一旦失败，孩子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是死亡！嫂子要是知道了，岂不是埋怨你一辈子。” 顾方舟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又怎么能让别人家的孩子吃呢？ 就这样，不到一岁的顾烈东，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同事们被顾方舟的行为感动，也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在一声咳嗽、一个喷嚏的紧张气氛中，顾方舟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十天。 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疫苗没问题。 这场没有退路的战役，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那之后，疫苗被运往北京，700多个7岁以下的孩子参与实验，最后无一出现意外。 从那时起，中国的孩子再也不用恐惧小儿麻痹症，但顾方舟的脚步却并未就此停下。 治愈小儿麻痹症，疫苗生产出来只是完成一半的工作，另一半则是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顾方舟也遇到了许多难题。 一方面，疫苗需要低温保存，这在大城市还容易解决，可对于偏远地区和农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疫苗液体的味道需要口服，偏偏味道很怪，许多孩子都无法接受，甚至直接吐了出来，从而导致大量珍贵的疫苗被浪费掉。 面对这两个难题，顾方舟不断寻找着解决方案，最终从“糖果”中得到了灵感，他和同事不断研发，最终制造出了“糖丸”。 看着一群正在美滋滋吃“糖丸”的孩子，顾方舟喜极而泣。 这一次，他不需要心痛地说“治不了”。 顾方舟曾说：“我这辈子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消灭全国内的脊髓灰质炎！” 老人确实做到了，而且还超出了他的诺言。 1949年到1993年，我国的小儿麻痹症年平均发病率，从十万分之4.06，下降到了十万分之0.046。 因为那个“糖丸”，数十万儿童安全成长。 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 中国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 这一天，顾方舟等了整整45年。 顾方舟研制的“糖丸疫苗”，不仅拯救了千万家庭，而且还引起了外国媒体的注意。 他们纷纷对此进行报道，同时许多世界级医学者也前来向其请教。 对于这些前来请教的同行们，顾方舟没有私藏，全心全意教授，因为他知道：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例脊髓灰质炎存在，所有国家都有感染的风险。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 顾方舟的所作所为，值得所有人为之敬佩。 1987年，英国皇家科学院授予顾方舟院士称号。 一年后，他摘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桂冠。 1990年，顾方舟又获得欧洲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许多人都认为，顾方舟只是在小儿麻痹症方面做出了贡献，其实不然，中国医学科学院王辰曾这样评价他： “在业内人士看来，顾方舟的贡献不仅于此， 我国乙肝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是因为婴幼儿时使用疫苗， 而这个决定，顾方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9年，顾方舟老先生离开了人世间。 顾方舟老人的一生，都在为中国医学而奋斗，哪怕到了86岁的高龄，他依旧还在给学生写教案，教学生们如何研制出更好的疫苗。 0 2 11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一百岁了。 张金哲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现宁河区），18岁考入燕京大学，开始了医学生涯。 战火纷飞的年代，学医曲折颇多，张金哲多次转学才完成学业。 抗战胜利后，张金哲进入北京中央医院（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当时，我国小儿外科还没有起步。 1948年前后，“皮下坏疽”席卷了不少医院的产科病房。这种新生儿极易发生的急性皮下组织细菌感染化脓，传染性强，致死率几乎是100%。 看着大量新生儿死去，张金哲提出在感染扩大前切开患处放出脓血的办法，但受到“化脓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的传统医学禁忌，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其他大夫的支持。 张金哲的女儿也在此时出生，不幸感染了皮下坏疽。 不动刀没有活路，动了，至少能够验证方案是否可靠。 没有和妻子商量，张金哲拿起手术刀划开了女儿的患处。 随着女儿康复，这一治疗方案终于被接受，大量原本只能等死的皮下坏疽患儿，得到了生存的机会。 1950年，张金哲30岁，在北大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 5年后，张金哲在北京儿童医院，参与创建小儿外科中心。 他被国际同行称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在我国小儿外科的发展史上，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在外科手术中，麻醉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我国麻醉水平严重滞后，很多手术无法推行。 张金哲和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部麻醉的方法。 得益于这一技术，小儿外科手术得以在全国各地开展。 20世纪60年代，新生儿先天性巨结肠发病率占到肝肠外科的第二位，当时国际上推崇的方法要做三次手术，术后死亡率高。 张金哲转变思路，将肠子拖出肛门外做切除，然后用自己改良设计的钳子斜着夹住创面，等待伤口自行愈合。 这一方法只需一次手术，死亡率大大降低。 1965年《环钳斜吻合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论文发表后，张金哲一举成名，该术式也在国际上被命名为“张氏钳”。 国际上以“张金哲”名字命名的治疗方法，还有“张氏膜”“张氏瓣”等。 他的各项发明达50余项，主编及参与著书30余部。张金哲的耕耘，推动了我国整个小儿外科的发展。 他主持编写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小儿门诊外科学专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儿外科医学骨干。 70年过去，我国的小儿外科专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已从单一学科发展到拥有泌尿、肿瘤、心脏外科等十几个学科，并拥有成熟的医教研防医学体系，且逐步走向微创化、分子化、数字化。 2000年，张金哲获得了英国皇家医学会授予的丹尼斯·布朗金奖——这一奖项被公认为国际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 2010年，他获得了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是张金哲的学生。 今年教师节前一天，张金哲去医院工作，王焕民和同事们为他献花，他拉住年轻人们，给他们讲了自己在人文医学上的思考。 “他看到的不光是疾病，更多的是人。” 王焕民说。 有时，科室接诊了疑难患儿，医生们向张金哲请教办法，他除了给专业意见，还会提醒年轻人考虑患儿的家庭状况； 自己出诊时，他会起身迎接患儿，触碰患儿皮肤之前会先将手洗净、搓热，也会详细地告知家长孩子的病情究竟怎么回事。 早在二十年前，小儿肿瘤还是“罕见病”，病人少、治疗难、学科发展慢，“前景”堪忧。 张金哲却认为，小儿肿瘤是小儿外科未来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到今天，受肿瘤困扰的患儿越来越多，这一学科果然迅速发展起来。 这也成为张金哲近年来最牵挂的主题。 他频繁地谈论这个话题，在生日发言上，他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儿外医生应该提高对儿科肿瘤的认知、提高决断力、学会总结经验和修正方案，努力让肿瘤患儿“无苦、无痛、无瘤生存”。 直到去年，他每周还会固定在北京儿童医院出门诊，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患者看病。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今年他减少了门诊，仍然在参与疑难重症患儿的查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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