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开封：四度为京官

渐华 201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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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

开封迄今已有4100余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相继在此定都，被誉为八朝古都。开封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城叠城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少有。宋都东京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有着“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地，有“东京梦华”之美誉。

范仲淹四十岁才开始进入京城为官，共有四次在汴京（开封）为官的经历，但每次时间都不长。

第一次：天圣六年（1028）12月——天圣八年（1030）春季，因上书请皇太后还政给仁宗皇帝，自请出朝。

第二次：明道二年（1033）四月——景祐元年（1034）正月，与众谏官上书皇帝不可废郭皇后，被贬。

第三次：景祐二年（1035）冬季——景祐三年（1036）五月，与宰相吕夷简意见不合，被贬。

第四次：庆历三年（1043）——庆历五年（1045）正月，庆历新政失败，出朝。

清明上河园

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范仲淹四十岁。这年十二月，守丧期满，经晏殊推荐，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

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仁宗率百官在会庆殿向皇太后祝寿。范仲淹上疏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奏》）范仲淹要求内外有别，皇帝可以在内殿给太后祝寿，在外殿皇帝则南面至尊。

宋朝的制度，被举荐的官员犯罪，举荐者也要连坐受罚。晏殊是范仲淹的举荐人，得知范仲淹奏疏内容后，非常担心牵累自己。晏殊便召见范仲淹，当面指责范仲淹轻狂、贪图虚名。范仲淹回答说：“我承蒙您的推荐，经常害怕自己不称职，让您蒙羞。想不到今天会因为忠直的原因得罪了您。”事后，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上资政晏侍郎书》），说自己“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最终，晏殊因惭愧而道歉。

范仲淹更进一步，向朝廷再度上疏，直接请求皇太后还政（《乞太后还政奏》）。但朝廷没有答复，同僚中想必也没有和范仲淹站在一起的人。范仲淹的日子不好过，于是自请出朝，任河中府（山西省运城永济县蒲州镇）判官。

繁塔位于古城开封东南古繁台，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原名兴慈塔，因其建于北宋皇家寺院天清寺内，又名天清寺塔；又因其兴建于繁台之上，俗称繁塔。是开封地区兴建的第一座佛塔，也是开封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为四角形佛塔向八角形佛塔过渡的典型。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这年范仲淹四十五岁。

这年三月，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四月，范仲淹被召回，任右司谏。右司谏是专职言官，专门从事讨论朝政得失的工作，负责给皇帝和朝廷提供批评或建设性意见。

七月，天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尤其严重。范仲淹在京师了解到灾情，就要求朝廷派遣特使外出巡行，负责赈灾。一开始，范仲淹的请求并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范仲淹乘某次面见仁宗时提意见说：“宫中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现在全国好几处地方缺乏粮食，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八月，仁宗就派范仲淹出朝安抚江淮灾民。

十二月，仁宗打算废郭皇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范仲淹等台谏官伏阁请对，力谏废郭后，仁宗不见。第二天，诏书下达，谏官们或罚或貶，范仲淹被贬外放，出守睦州。

开封铁塔，始建于公元1049年（北宋皇祐元年），素有“天下第一塔”之称。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四十七岁，这一年他在苏州治理水患。十月，奉召还京，判国子监，这离范仲淹被贬出京不到两年时间。十二月，升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作为北宋的京都，事务繁杂，责任重大。范仲淹的政治才干和做事魄力，足以应付京城繁剧事务，到任数月后，开封府的社会风气和行政管理明显改观。京城于是流传这样的民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

这年十二月，被废的郭皇后去世，宫内外传言是被宦官阎文应害死的。范仲淹目睹了阎文应的跋扈，冒死进谏。进谏前，将家事全部托付交代给长子，说：“我要是赶不走阎文应，一定会死的。”不过仁宗最终听取范仲淹意见，将阎文应贬谪出京城。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五月，因反对迁都洛阳，与宰相吕夷简意见不合。又上《百官图》直接抨击吕夷简用人不当，被吕夷简指为“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余靖、尹洙上书为范仲淹争辩，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都被贬。为此，士人蔡襄做《四贤一不肖诗》，朝野传诵。这次事件史称“景佑党争”。

开封地下叠城，河南开封龙亭一带地下3－12米处，上下叠摞着6座城池，其中3座国都、2座省城、1座中原重镇

庆历三年（1043年），这年范仲淹五十五岁，经过多年西北守边的历练，经验和名望日增。这年宋夏议和，西北烽火平息，范仲淹和韩琦入朝为枢密副使；八月为参知政事。

仁宗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标志着庆历新政的开始。仁宗采纳，用诏书颁布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

“庆历新政”时期，是范仲淹一生中地位最高、最辉煌的时候，之后范仲淹又远离了朝堂，远离了权力中心，并再也没回来过。

如果追究一下范仲淹最终没能在中央长期执政的原因，我认为有两点：客观上，范仲淹是从平民一步步走上朝堂的，和晏殊比，他没有父辈的恩荫提携以及教导，从政经验少；主观上，范仲淹有济世为民、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正因如此，他决做不到晏殊和吕夷简的圆滑世故、尸位素餐；范仲淹也不是为自身地位的升降挂怀的人，这大概和他向往隐逸生活有关，做地方官对他来说算是半个隐逸生活。在做地方官时，他的热情消耗在与人唱和、游山玩水，以及为地方兴建学校上。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专心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