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入仕为官40多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能将，在朝廷为良相”，他的文采与政治才能同样出色。1052年（皇祐四年）5月20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12月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南麓。著名的《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后人广为传诵。

然而，既没有生于洛阳，又没在洛阳为官，范仲淹死后为什么要葬在洛阳？

一、范仲淹与洛阳有不解之缘

范仲淹墓

北宋建都在开封，当时开封主要的优势是居“天下之要会”，汴水河渠连接江淮等地，经济富庶，但其缺点是军事上无险可守，难以御外，必须常驻数十万大军以代替山河之险。

正因为如此，范仲淹建议迁都洛阳，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认为建都于洛阳，既有利于防守，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减轻国家的负担。范仲淹认为洛阳北有黄河、南有秦岭、西有函谷关、东有虎牢关，在此建都可免国难民忧。他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随后，天下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开封，其他地方却越来越穷困，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北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1126年，金国见北宋已弱不禁风，兴兵大举南下，包围开封。1127年，金兵占领开封，北宋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灭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开封从此风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渐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丧失，开封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宣告结束。北宋的灭亡充分证明了范仲淹意见的正确性。

虽然范仲淹希望迁都洛阳的目的没有实现。但是他对洛阳的感情与日俱增。

范母去世后范仲淹守制时，在应天府书院讲学，其间，他曾到登封的嵩阳书院当过“客座教授”。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都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当时的范仲淹已经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了。有一天范仲淹从商丘到登封路过伊川时，拜谒了唐代名相姚崇墓。

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河南三门峡陕县人，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也是范仲淹崇敬之人。伊川隶属洛阳，范仲淹历来认为洛阳地势险要，具有王者之气，可免国难民忧，所以他将母亲葬于此地，并决定自己百年之后，也葬于此，陪伴母亲以尽孝心，陪伴名相以尽忠心。

姚崇墓

二、先忧后乐，忠君、爱国、惜民是范仲淹一生的本色

后人对范仲淹的评价是：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能将，在朝廷为良相。范仲淹考中进士做官后，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没有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参决权，意志得不到发挥，才能得不到展示，在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也就是范仲淹三十四岁时，他向当时的枢密副使张知白毛遂自荐，以图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强国、富民之梦。任职泰州(今江苏泰州市)时，泰州西溪盐仓一带的海堤严重损坏，年久失修，秋天大风暴雨，潮水涌入，原来的沃土渐渐变成了盐碱地，五谷不收，牲畜无存，老百姓逃荒要饭，远走他乡的就有三千多户。当时，范仲淹见此惨状，心急如焚，便建议修复海堤，为民解忧。他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海堤，一番周折后，此事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于是他便带领广大灾民开始了盐仓治水工程。经过官民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在天圣二年(1024)，全长一百五十多里的海堤终于横亘在洪水猛兽面前，逃亡的灾民也陆续纷纷重返故园，生产迅速得以恢复。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市)一带从此水旱无忧，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关心灾民疾苦的功绩，将海堤取名“范公堤”。

一生中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然受到阻挠，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贯的，他为民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避祸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

早在天圣三年(1025)，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贫病交加的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而且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屡言屡贬。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请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加上这之前他还谏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寿仪，触怒章献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反映了他宁死不默的一贯精神。

明道二年(1033)，章献太后驾鹤归西，亲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帘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也由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通判召还，担任了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不久，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到垂拱殿门，伏奏郭后不可废，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狈如此，范仲淹还在《睦州谢上表》中反复劝说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冬，范仲淹由知苏州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进京。归来后的范仲淹，论事愈急。当时，吕夷简任首相，颇为专权。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上呈仁宗，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当，以权谋私。这把位居人臣之极的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次，他又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

历经三度贬职，范仲淹丝毫不见收敛，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源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源于他许国忘身的精神。

三、范仲淹的名节与气节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又在《蒙以养正赋》中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终“内守朴忠，外修景行”，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谏言无忌，进退自如而操守过洁，使他在当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责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范仲淹确实爱名，但他爱的是竭诚报国之名，爱的是经纶济世之名，爱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为他爱名如宝，雪操冰心，注定了他无论是被重用为股肱之臣，还是被贬谪为偏远小吏，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唐末五代以来，冯道、范质之辈充斥于朝，不以国破君亡为耻，反以连任“贰臣”为荣。尤其是冯道，历五朝四姓十主而钓台稳坐，自命“常乐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风沿袭五代，积习难改，士大夫不顾廉耻、不守节操、曲学阿世者遍布朝野。范仲淹作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他满怀至诚，固执大道，认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怀可卷而节不可降”，他誓言“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正因为名节和操守的坚持，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廷，“三黜专城”依然救民于水火，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朱熹对他给当朝士风的精神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朝与西夏关系日趋紧张，因战事需要，范仲淹被调任为陕西经略副使，枢密副使（大致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协助军事长官韩琦，负责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务，他亲自到边关延州视察，严整军纪，并对边关城塞进行了修复和重建，使边关局势有了很大改观。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这年范仲淹五十五岁，由于他在边关抵御外来侵略立下了汗马之功，朝廷又将他提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这次的升迁，为范仲淹实现自己青年时代改革朝政，富民强国的理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这年九月，仁宗皇帝在天章阁召见了范仲淹，他提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十项改革内容，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件事抓住了北宋真宗和仁宗两朝政治积弊的要害。“庆历新政”方案于庆历三年十月相继颁布实施，首先改革的是官制，后新政全面展开。

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从庆历三年十月至次年八月，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庆历新政”触动了保守派官僚的自身利益，加之庆历新政准备不足，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在奸臣和宦官的勾结下，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范仲淹因此被罢免了参知政事。

范仲淹被贬之后，先后又在邠州、邓州、青州等地做过地方官。在这期间，他仍然为官清廉，尽职尽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四、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而贬官河南邓州时，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而写的。膝子京请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写记，并送去一幅《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依据此图，凭着丰富的想象，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因才华出众但豪迈自负，被权贵所嫉，贬谪到岳州做太守。范仲淹熟知他的思想和性格，经常想劝慰他，却一直无机会。适逢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代笔记胜，这就给了范仲淹一个规箴知己的好机会，而范仲淹自己也在贬中，亦有抒发自己理想的需要，于是范仲淹就写下了这篇抒发自己胸襟、规劝朋友的千古名篇。

我们知道，我国封建时代许多有志的文人士大夫都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有“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讲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来源于民本思想。他们为官时积极从政，力主改革，为官一方，造福百姓；被贬时，则寄情山水，独善其身。苏轼、柳宗元、范仲淹都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chǔ）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加表现出了阔大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成为天下人的楷模。

范仲淹在本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对待任途进退的原则，表现他旷达的胸襟和伟大的抱负。他提倡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在今天仍有着借鉴和教育的意义。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这年先生已63岁，老病一身，他向朝廷请求，到颍州任职，借以休养，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因颍州历来是北宋大臣退闲之地）。范仲淹带病上路，但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中途在徐州诊治。

范仲淹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长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还对“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表现出他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遗憾是泣血的遗憾，正如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感叹：“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夏天，范仲淹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4岁。同年12月其长子遵其遗嘱，护送灵柩归葬洛阳，回到了母亲身旁，实现其奉孝母亲的遗愿。

他64年前，在徐州出生，64年后又同一地方与世长辞并归葬洛阳。用自己坦荡的一生，将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在了一起，划成了一个蕴含丰富的句号。范公的一生治国有略，教子有方，他的两个儿子先后都成了宋朝的宰相，继续为实现他富民强国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五、范仲淹墓

墓地位于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范仲淹墓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乃范公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薄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祭祠，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迹大体清晰；有欧阳修撰文石碑；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范氏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墓园古柏参差，绿树成荫。

2006年5月25日，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在范仲淹墓园广场上有一坐高大的范仲淹雕像，雕像中的范文正公身着相帽朝服，右手持卷，栩栩如生,遥望着远方，有着无尽的威严。从雕像后面的碑文上得知，这是2002年一个叫范振国的范氏后裔，出资20多万竖立起来的，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尊范仲淹雕像。

六、范仲淹墓园的特殊葬式

范仲淹墓园与传统葬式不一样。按传统葬丧礼仪，儿孙应在祖辈的下方，而范园的布局却是儿孙在上方。范园后域葬有范仲淹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及部分家族后裔，前域则葬范仲淹和他的母亲及长子纯佑。前来范园的人，无不对前域三代人的坟墓排列感到奇怪：范仲淹在前，母亲在中间偏东，长子在后部偏西。这种排列与一般的坟墓排列有很大不同。这种葬式为“携儿背孙”，意思是自己要“扯儿背孙”，让三代人永远不分开。

在范仲淹墓园的东邻，有唐代名相姚崇墓。再向东的万安山主峰一带，有魏明帝高平陵。范园以西和以北，据考古材料和史料记载，还埋葬有唐代名相裴度、裴遵庆、张说等。范仲淹及其母亲卒葬洛阳万安山下,彰显着范仲淹一代圣贤的崇高风范,也昭示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而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流传百世，彰显着丰厚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