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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范仲淹是在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的知州任上，写出了《岳阳楼记》。
这篇中国文学史上永不生锈的千古名文，成了读书人的座右铭，也是矗立在知识分子心中的丰碑。在这之前，中国读书人总是在思想的桎梏和精神的围剿中左冲右突，困惑不已。范仲淹为读书人指明了一条出路，带着读书人走出了重围，突破了樊篱。
于是，范仲淹成了人间众生仰望的北斗，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南宋刘宰称他为北宋第一人，金代的元遗山说他“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于是，岳阳楼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忧后乐”的精神象征。在这楼上，放眼八百里洞庭，不同的人；总要发出不同的感慨。而范仲淹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帮岳阳楼提高了一个层次，使一本无生命的岳阳楼变成了一种生命标志，变成了美。
不妨说，是范仲淹成全了岳阳楼，岳阳楼也成就了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既表明岳阳楼从此成为不朽，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也宣告着范仲淹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走出了重重围困。
二
庆历六年(1046年)正月，范仲淹接到好友滕子京的一封信，信中希望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作记，并言辞恳切地说：“窃以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聊者不为著。”
3 0年前，范仲淹与滕子京同中进士。滕子京后来在甘肃泾州做知州，因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被贬至巴陵郡。他不艾不怨，不喜不悲，为山重水阔的岳阳留下了一座楼。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春寒料峭，细雨绵绵。年过半百的范仲淹丝毫不觉得冷，他在州衙的庭院中不停地走来走去。
为岳阳楼写些什么呢?四五十年前，他随继父朱文翰居住在与岳州邻近的安乡。那个滨湖小县，那洞庭的水色天光，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那里，他曾吟唱屈原“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千古绝句。岳州地处洞庭湖口，湖水浩浩荡荡，澎湃而来，“衔远山，吞长江”，这美丽的景色当然要写。
还写什么?岳阳楼是唐代岳州城西门的城楼，下瞰洞庭，视野宽阔。杜甫在大历三年(768年)登临此楼，极言湖水浩渺无边，“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比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说“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气象更加壮阔。这雄浑苍茫的气势当然也要写。
还写什么?要写岳阳楼的变迁，要写滕子京的政绩。二百多年了，楼阁残破，是滕氏重修，增其旧制，刻唐人和当代题咏于其中。滕子京谪居岳州，愤郁颇见于辞色。有本事的人总是怀才不遇，理想抱负无处施展。范仲淹为好朋友担心，为同僚抱不平，为朝廷深深忧虑。有的人望洞庭风雨，萧条满目，感极而悲；有的人看晴波万顷，浮光跃金，喜气洋洋；他却以为不能因物而喜，不当以己而悲。士大夫应当胸怀天下，那种小我的圈子，那种醉情山水的咏叹，那种逃避现实的叹息，有什么可取的呢?
还要写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写自己的赤子情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大宋已是江河日下，千疮百孔。面对一片凄凉，面对残花败柳，他不禁忧心如焚，“进亦忧，退亦忧”……
范仲淹走出庭院，放眼外面的世界，雨雾濛濛，青山隐隐。他仿佛看到那个湖边的小楼，那个昔日的阅兵台，有过斑斑血泪，有过无数哀怨，有过激情的歌吟。他要把深厚的历史思考和人生积淀投注给岳阳楼，那遥远的楼阁，给了他巨大的惊喜和震动。
在这个寒冷的日子，《岳阳楼记》昭告天下，给严寒的大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三
我曾无数次登临岳阳楼。仰天俯水，发思古之幽情，生现实之感慨，兴人生之叹息。从莘莘学子到为政一方，从翩翩少年到风华正茂，我不知多少次把栏杆拍遍，不知多少次把洞庭风云尽收眼底，不知多少次把万家忧乐纳入胸中。
我想，范仲淹正是这样，首先是走出了个人的影子，走出了自我的世界。
13岁的时候，范仲淹随母亲上九华山。在一座灵祠中，他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四周一片寂静。他占的是阴卦，不吉。
“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范仲淹的眼睛清澈如水。
良相和良医性质不同，但为百姓造福却是相同的。职位高，为百姓造福，是个好宰相；职位低，为百姓造福，是个好医生。范仲淹不做良相就做良医的思想，一直主导着他的人生历程。他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又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在九华山灵祠，母亲一字一顿地对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是孟子的语录。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重复这段话，是告诉儿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人生的艰难坎坷、忧愁灾患能磨砺人的意志，坚韧人的性情，强健人的筋骨，增强人的能力，使人能够担当起天赋予的重任，去成就一番功业。
范仲淹牢牢记住子母亲的教诲。寒冬腊月，读书倦了，他就用冷水浇浇脸再读。在长白山的澧泉寺，每日只以粟米熬粥，待冷凝后分为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富家子弟取笑他，说他是穷叫化。继父看他清苦，就把官府为自己准备的饭菜送给他，范仲淹婉言谢绝，说：“我吃粥吃惯了，一吃好的，就要以吃粥为苦了。”
有大志向、大胸怀、大自信的人，才会思奋发，才会思进取，才会吃得了苦。范仲淹抱定了上安社稷，下忧生灵的壮志，一切困苦和挫折，一切嘲讽和讥笑，一切饥饿和眼泪，又算得了什么呢?
范仲淹两岁时随母改嫁，从继父改姓朱，取单字名说。29岁时候，为能获准复姓，他写了—道致宰相寇准的书启，中有一联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战国时人范睢不容于魏国，改名换姓为张禄，西奔投秦，为秦王所用，助秦王废除穰侯，驱逐华阳君，实行一系列强公室、杜私门的措施，终于使秦成就霸业；范蠡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因知勾践长颈鸟喙，是一个同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人，功成名就之后辞官隐退，更名为陶朱公，泛舟五湖。范仲淹书启中的联语用两位范姓古人的典故，说明要求复姓的缘由，运典精切，妙手偶得，传诵一时。
一个有如此才情的人，当然要出人头地，当然要有所作为，当然要寻找一切向上的机会。朝廷同意了范仲淹复姓的请求，年迈的宰相为发现人才而兴奋，深深地说：“大宋有幸，后继有人!”
不仅仅只是一种志向或胸怀，更有一种参决朝政的渴望。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监秦州西溪盐仓。这位已经3
2岁，怀着济世利民之志的青年政治家，不甘心藏身海隅，默默无闻于荒岛蒹葭之中，心中那腔“与天下同其安乐”的激情促使他不避职低位卑，直接上书执政，坦率述志，陈明自己希望能够参决朝政，“朝夕执事于前”而能“以一言置左右”的心迹。他慨然以自己“可言天下之道”自荐于执政，所望只在“有功于当时，有垂于后世”。
林逋是一位遗落世事的隐士，与范仲淹是忘年交。天圣二年(1 02
4年)，范仲淹做了大理寺丞，林逋写了一首《送希文寺丞》的诗，说：“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官卑数上书。”
希文是范仲淹的字。诗的意思很明白，说范仲淹的才能比得上汉朝的司马相如，官虽小，却像梅福那样关心天下大事，几年来向皇太后上书，向执政上书，从教化谈到时务，莫不有关国计、世道和民生。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朝廷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后来又充当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督，统一指挥陕甘一带的军政大事，防御和抗击西夏侵扰。他在边境四年，选良将、爱士卒、抚流亡、垦荒地、筑塞建城、教民习射，使得原来一触即溃的西部边防前线，成了敌人不敢来犯的钢铁长城。西夏人闻风丧胆，惶恐不安地说：“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瞬息万变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而边人的民谣也在凛冽的西风中传唱：“军中有一韩(指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可见其威镇西疆的英风胜概。
四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范仲淹被皇帝任命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能做到这个位置上，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和勤政为公的结果；另一方面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仁宗希望起用一些新人，给大宋江山带来一些新气象。北宋自太祖立国至仁宗庆历年间，已有八十余载，西北边患不断，国内政治支绌，积贫累弱的衰败之相已经显现。
这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新进宰辅大臣范仲淹和富弼，“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请他们就朝政兴革提出自己的主张。范仲淹一阵兴奋，以为多年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向仁宗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并由此拉开了北宋“庆历新政”的序幕。
改革朝政，重整河山，一直是范仲淹的梦想。还是在天圣五年(1027年)的时候，在南京丁忧的范仲淹就曾向当时的宰相王曾《上执政书》，谈论国家大事。他说：“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延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才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才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颂歌迭起的时代，哪有这样灵魂的呼号?词藻堆砌的文坛，鲜见这样血韵的喷射。这是一篇万言书，读来振聋发聩，满纸流溢的是忧国忧民之情。范仲淹“冒哀上书”，希望宰臣们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他甚至为朝廷开了一个处方：“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
范仲淹的《上执政书》传遍朝野，为“庆历新政”做了舆论准备。自此，大臣们预感范仲淹将要掀起一场变革。天圣六年(1028年)，恰逢枢密使晏殊从应天府内调，此职位空缺，王曾便极力向仁宗推荐范仲淹。
刚上任，范仲淹就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与《上执政书》一脉相承，应该看作是《上执政书》的续篇。这次范仲淹所进十事，大体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改革官制，进用贤能，以求吏治整肃；第二，严肃纲纪，修明法令，以责官员实效；第三，宽民使富，修武强兵，以使国家安定。
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就要开始。已经有了舆论先导，有了理论准备，有了人事安排，仁宗皇帝准备动真格了。
范仲淹所陈十事，均由朝廷相继颁布实施，“庆历新政”也就由改革官制拉开了帷幕。范仲淹亲自检理全国监司一级官员名单，将那些任中不力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朝廷大员一一勾除，尽皆撤换。如此大动干戈，连最支持他的富弼都有些后怕，他对范仲淹说，这些人你挥笔勾去容易，但这些被勾去的人的家人可都要哭了。范仲淹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宋时的路相当于现今的省)哭好啊I”
任何一种改革必然是会有歌有哭的，面对社会权力和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范仲淹所求，在于要以那些庸官失禄之“哭”，换来一方生民百姓的安居足食之乐。
数十年积弊，一朝兴革，实在不是朝夕之间所能成就的。范仲淹和富弼两位新政主将，甚至还有支持他们的仁宗皇帝，面对的并不只是几个或一批不堪任事的无能官吏，而是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政体。他们所勾去的那些让“一路哭”的官吏，本身就是支撑这个政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所谓要改革的“磨勘”、“恩荫”，本身也是维持这个政体所能够运行的方式之一。
反对派喘过气来，自然要集结起来进行反扑。他们找了个很好的理由，说范仲淹借改革之机清除异己，与朝中大臣结成了一体之盟，是朋党。所谓“朋党”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危险，要危及皇帝的龙椅了，仁宗怎么能容忍呢?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的一次朝会，仁宗旁敲侧击问范仲淹，自古只有小人会结成朋党，惑乱朝纲，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范仲淹不卑不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河北都转运使欧阳修闻风上书朝廷，为范仲淹辩诬，写了名文《朋党论》，直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人君的责任不在于禁绝朋党，而在于“辨其君子与小人而已”。
欧阳修没有考虑过《朋党论》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只是凭着对朝廷的真诚，凭着对朋友范仲淹的真诚仗义执言。仁宗大为不悦，他本来就是一个“肩胛”软弱而缺少决断的人，原打算重新打理一下河山，重振大宋开国时的雄风，不想一动手就冒出了个“朋党”，他想听听范仲淹的解释，可这老头话中带刺。现在，欧阳修又上书辩诬，为范仲淹说话。欧阳修站出来了，还有多少个“欧阳修”在观望?看来不赶快收手，“朋党”就会越聚越多!
于是，皇帝将范仲淹免职。
这年八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出京宣抚河东，富弼也自求外放，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两位新政主将走了，朝廷一切依旧，再也没人敢言改革了。
“庆历新政”的流产，除有反对改革者的污蔑生事之外，也由于新政的主持者对于政治改革抱有过高的期望，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求治心切而采取了一种过于激进的方式。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倡扬并加入到某种社会政治改革之中的知识分子，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中国的改革是一座祭坛，而改革家则是这个祭坛上的祭品。如稍后的王安石，潜心改革却被说成是“拗相公饮恨半山腰”。这个祭坛因为充满了悲剧色彩而变得异常凄怆，但如果不使这个祭坛变得崇高起来，中国也许没有什么希望。
范仲淹是—个先行者。围城之中，他—次次向外突’击，哪怕关山险阻，哪怕荆棘丛生，他也要杀开一条血路，要走向外面的世界，要开辟一个崭新的人生天地。
可小人仍不放过他，不允许他突围，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报复，是嫉恨，也是无名的怨气。因为他的作为触犯了小人们的利益，因为他的才华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
有个叫章得象的执政，找了个机会对皇帝说：“仲淹素有虚名，一请遽罢，恐天下谓轻黜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
小人说得有理有据，难道没有范仲淹地球就不转了?于是仁宗罢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之职，以资政殿学士知邠（bīn）州。小人窃笑，一贬再贬，看你范仲淹有多神气!
遭到贬谪，还要上表谢恩。范仲淹在《邠（bīn）州谢上表》中说：“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还能有什么可抱怨的?竭力为国，一心求治，不获事功，反遭疑忌，所余者唯持节以自信。检索史籍，这似乎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也是必然的命运。
章得象进士出身，八股文做得好，善于察言观色，对官场恶习洞若观火。他搜集范仲淹的诗文和奏疏，从中断章取义，挖空心思地寻找范仲淹结党和人品低下的“痕迹”，一门心思朝范仲淹身上泼污水。置国家存亡和人民幸福于不顾，至于以后历史怎样评价自己，都不在乎，他只图眼前，只重利益。
章得象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一股顽固的势力。在小人们的重重围困之下，范仲淹难免头破血流、壮志难酬。但是他依然写下了一首诗：
“数年风土塞上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
对人格横加践踏是人类最残忍的劣行。然而一旦能默默忍受这种践踏和侮辱，矢志不渝地去追求和奋斗，人格的崇高也就千百倍地显示出来了。范仲淹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坦坦荡荡，携胸中的至大、至刚之气，凝成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五
在人生的旅途上，范仲淹是过河的卒子。他一路上拼拼杀杀，一路上锋芒毕露，试图走出那个时代的重围，走出那个朝廷的阴影，而且从来没有想过逃避，没有想过回头。
天圣七年(1029年)，晏殊推荐范仲淹做了秘阁校理，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职位。当时的现状是章献太后奉真宗遗诏垂帘听政，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本应该小心翼翼，给皇帝留下一个好印象；本应该好好表现，谋得一个更高的职位。可他上了一道奏疏，说皇帝不该率百官在会庆殿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甚至直接上书章献太后，敦请她“卷收大权，还上真主”。太后不高兴了，皇帝不高兴了，范仲淹就被逐出京城，做了河中府通判。
但是范仲淹并没有从这次贬谪中吸取教训。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当时的宰相是深于世故、善于守成的吕夷简。吕夷简在位日久，“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且颇善收恩避怨，以固权力，以致幸进之徒奔走于门下。唯独范仲淹不买他的帐，向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吕夷简培植私人，提醒仁宗不能将近臣进退尽皆委决于宰相。
吕夷简权倾朝野，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别人巴结还来不及，范仲淹却偏偏要去惹他。在宰相与地方官之间、皇帝当然要选择宰相，天下苍生和是非曲直，皇帝懒得去评判。吕夷简对仁宗说，范仲淹“越职言串，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于是仁宗下令将范仲淹再次逐出京师，为范仲淹鸣不平的余靖、尹洙等人都以朋党之罪一同贬谪。御史大夫韩渎甚至为讨好宰相，上书仁宗要将范仲淹一党官吏姓名张挂于朝堂之上，用以警诫越职言事者。
再也没有人“鼓噪”，朝廷清静了许多。细细想来，历朝历代，多少君王，有几个容得下臣子有犯无隐?又有几人肯乎心静气地听你一次次讥评他的朝政?可范仲淹一旦有了机会，读书人的忠直又显现得淋漓尽致。
康定元年(104 0年)，范仲淹52岁，除任龙图阁直学士外，还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按说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又屡遭贬黜，也该知道改改自己不识时务的倔脾气了。然而在庆历二年，朝廷采用韩琦的建议，决定对西夏用兵，要求西北边关几路同时出击时，范仲淹坚决主张以防御为主而反对贸然进兵，最后硬是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不肯遵命出战。他甚至在给仁宗的上书中引用《孙子兵法》的话，表明自己不预众议不肯进兵的决心。
于是，他再次遭贬。
在范仲淹看来，无名无为，但求全身，而至于非爵禄可加，无赏罚可动。他以道义自许，心存经世，体现着一种精神的高洁。贬谪不要紧，打击不要紧，挫折不要紧，个人事小，国家事大，这就是范仲淹的处世哲学，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
六
读书人的孤独是自找的。有时孤独是一种财富，—种境界，一种感觉。
可范仲淹不跟感觉走。他的孤独是热闹和拼杀之后的休憩。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他总能找到快乐，找到情感的寄托。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投身现实生活，在于轰轰烈烈，在于奋力为自己开辟一片广阔的精神天地。
富春江畔严子陵钓台，江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范仲淹带着人生的累累伤痕而来，一呆就是整整三年。这三年时光，是他准备突围前的休整。景祐元年(1034
4年)正月，范仲淹谪守睦州。睦州属两浙路，现在浙江的桐庐、建德都是其辖区。可这样的山水名区，来做郡守的往往都是失意的“谪官”。当子陵滩畔渔人罢钓的时候，对着渐入青山的夕阳，凝望青蒲上的浮光，范仲淹常常依依不舍。和大自然连接，范仲淹从此获得精神上的鼓舞。
汉光武帝刘秀在《与子陵书》中说：“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痍，须杖而行。”光武帝把老同学严子陵比作须臾难离的拐杖，可子陵不为其所动，坚辞刘秀所授谏议大夫之职，遁于桐庐，改名隐居，垂钓于富春江上。子陵钓台上有许多题诗，范仲淹模其行也写了一首：“漠包六合网贤豪，一个冥鸿异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
这还不算。范仲淹还为严子陵建祠，并写了《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说子陵故人“臣妄亿兆”之时，能“以节高之”，“以礼下之”，真是一位可使“贫夫廉、懦夫立”，“有大功高于名教”的人。
我想，范仲淹对子陵的倾慕，其实是对现实中猎逐名位、窃夺禄利的一种厌恶感情的表露，也是他忧国忧民却进退不止的高洁情怀的真实写照。山水的确能给人以慰藉，但范仲淹淡然自适，随遇自乐，主要来自于他不计得失，不虑荣辱的大胸怀。此时此刻，他的心意舒展，又岂止仅仅来自于富春江的青山秀水、江风明月?
一篇《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由范仲淹请来的隐士邵餗（sù）书以小篆铭于石。他要将古今读书人带入一个山光水色的澄澈境界。他一生写下的论文、祭文、辞赋、奏议、书信等共3 8
8篇，古体诗60多首，近体诗l
70多首。因为范仲淹有将相的胸襟，所以他的文字意境苍凉而又优美，“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使人不厌读”。
生命充满活力，像这富春江水，水流永远变幻不定。范仲淹总是尽心尽力地生活，从来不会畏惧。他顺流而下，随遇而安。在风平浪静之处，安稳平和；在水流湍急之外，奋起振作；随着水流，迂回曲折。生命之河有任何变化，顺流而下的方式亦有不同。总之，他编起自己的筏子，顺着生命之河而下。
他无法抗拒生命之流的乐趣，甚至在兴奋期待生命之流带他浏览无限风光。后来，这生命之筏终于漂到了八百里洞庭，从生命中涌流而出的，是一种惊人的美丽。
于是，他一挥而就，写下了《岳阳楼记》。
七
读《岳阳楼记》的时候，我年纪还小，一字一句，如同刀刻斧凿般镂刻在我尚不知忧患为何物的心上。及至年岁既长，我开始思考什么是一个读书人的历史使命，怎样去完成这一使命。
范仲淹凭借着几百字的《岳阳楼记》，凭借他高洁的人生经历，凭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凭借一个读书人的文化人格，告诉我们怎样走出精神的围城。
在范仲淹之前，孔子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孟子更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儒家将忧患的情感和理智作为其学说的根本，通过范仲淹的演绎，忧患意识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忧乐是共存共荣的，在顺利的时候居安思危，是知识分子走出围城的智慧。
范仲淹是一个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孜孜勉勉，求治平天下，求与天下同其安乐，然而却终无所成。想兴利除弊而人惮于更张，想进贤授能却被人目为树党，“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最终“委经纶于一梦”。对于一个有着美好理想且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来说，他有不能释怀的遗憾与牵挂。临终之前，他在写给三哥范仲倡的信中说：“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生从无中来，都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是主宰?既然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住。”
假若一生没有什么遗憾，那便是一生最大的遗憾。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范仲淹的遗憾与牵挂，实际上是自我理想与身边现实矛盾的不可弥合。他想改造这个社会，他想做很多事情，却总是事与愿违。但范仲淹的不朽在于，他以精神的高洁和人格的崇高，为千秋万代的读书人留下了精神遗产，这是一种生命的滋养，比所谓的功业更扣人心弦。范仲淹的品格深刻诠释了这样的道理：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道德也许比单纯的才智还要深远。
范仲淹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他的生命历程，是走出围城的过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重重围剿之下，很多人迷失了自我，惊慌失措。但范仲淹镇定自如，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要为读书人创造一个生命的最高境界。
其实，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这一使命。所以，范仲淹和岳阳楼从此不朽。
老孟子 2011年4月20日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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