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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晚明的万历年间，经济发展迅速，西方传教士引来各类新思想，加之王阳明心学风行，人们对文化艺术有了新的追求，这一时期的书法也有极大突破。晚明在艺术上强调个性解放，书法史上出现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书家：王铎、傅山、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也有一大批士人如屠隆、袁宗道、钱谦益、宋琬、莫是龙、祝世禄等，他们在书法史上虽算不上一流书家，但其书法也各具特色，尤其是他们的手札值得品鉴，其中内容涉及交游、文学、饮食等方面，晚明士人闲赏雅玩的心态尽藏其中。
明朝：文化璀璨富裕繁荣的时代 何国庆
从前读明朝历史，总觉得那是一个昏君充斥的朝代。洪武、永乐诛杀功臣，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天启太监魏忠贤乱政，崇祯乱杀忠臣，都让我对明朝很反感。后来因为收藏而认识许多大师级的明人，陆续读了有关研究明朝的书，加之网络信息交流，这才重新认识明朝——这个相当于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 此后读到《天工开物》序，宋应星自言“幸生圣明极盛之世”，乘马车可以从滇南到达辽东，可见交通之便利，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没有的，这也直接影响到国家建设的发展。万历之世是宋应星眼中的“圣明极盛之世”。当时老百姓觉得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也不闹事，是个不错的皇帝。当时明朝的大臣拥有一定的权力，皇帝想立福王为太子，立郑妃为皇后，都因大臣反对而作罢，万历皇帝也没有因此诛杀反对他的朝臣。当时还有发行全国的《邸报》，等同于驻京新闻机构，可发挥监督政府之效能。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万历内阁权限职责的完备。万历时代发动了“三大征”，先后在西北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在东北对抗日本丰臣秀吉的朝鲜之役、在西南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可见他不是没建树。再看万历盛世的经济起飞，加以西方传教士引进各类新思潮及阳明心学的风行，普罗大众的心灵得到彻底的解放，人们开始追求新兴娱乐的享受，举凡戏曲、音乐、宗教、书法、绘画、收藏、科学、文学等，都在万历朝以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说到明朝大臣的权限，可以从嘉靖朝“皇帝贿赂大臣”这件事，清楚看到大臣的影响力。嘉靖帝登基，大臣们想让嘉靖尊其伯父孝宗为皇考，以示其正统。但嘉靖坚持尊其生父，拒绝改生父为叔父。当时反对嘉靖最力者为毛澄，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史称“大礼仪”。嘉靖为达成自己的目的，竟派太监向毛澄长跪叩头请求，并以金钱贿赂，终遭毛澄拒绝。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晚明时空更是充满无限创意。例如朱载堉以复杂的数学计算及乐器实践，发明了“十二平均律”体系，比巴哈写“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早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方以智《物理小识》堪称中西交流的桥梁；李时珍《本草纲目》，至今仍是中国药学经典；戏曲是晚明文化很动人的一页，当时的戏班群聚不少粉丝，名角辈出，远早于19世纪末意大利的威尔第与普契尼；晚明江南秦淮艺妓能书画、擅文学、精丝竹，素质冠于世界名妓文化史上的“同业”；晚明在地理学也有突破性的开展，《徐霞客游记》除了旅游日记上的成就外，也是地理学史上首部广泛系统地探讨记载岩溶地貌的巨作。无怪乎钱谦益赞叹“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晚明人崇尚旅游，已发展出“旅行团”“旅游指南”“商务旅馆”等文化现象。 晚明艺术强调个性的抒发与解放，在造型美感上突破超越了宋元以来的风格。书法史上的王铎、傅山、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绘画史中的吴彬、石涛、吴历、龚贤、八大山人，屡屡在现今的拍卖会中拍出天价，大放异彩，直接印证了他们的艺术成就。从这个观点来看，晚明也的确称得上是艺术大国了。 每当读到晚明的闲赏书籍，一幕幕映入眼帘的市民生活景况，总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时空交错三百余年的人们，仿彿生活在同一空间。以李渔为例，他写的《闲情偶寄》是其一生对于生活美学的总结。李渔这本书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细审女子的美姿美仪？如何布置优雅的居家环境？如何营造生活情趣？无怪乎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书中说，《闲情偶寄》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高濂《遵生八笺》、屠隆《考槃馀事》、文震亨《长物志》，也同样见证了晚明物质文化在历史上的新高峰。 宏观来看，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地方贸易日趋繁荣，手工业大幅发展，人民丰衣足食，中国至17世纪已进入全球贸易的网络中。当时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外国都向明朝购买商品，其质量之精致，销量之广大，等同于“世界工厂”。强盛的国力，使明朝以开放的政策和胸襟与世界各国展开频繁的交流，整个时空已有初步的“地球村”概念，而明朝则是地球村的世家，我们都是世家子弟。 我们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人如何看明朝？ 西班牙人门多萨（1545—1618）所著《中华大帝国史》，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书，内容记载了他对中国地方制度及工艺技术的赞叹。他说：“每个省中委派了布政使和按察使，每省中还有一位都堂（总督），及一位察院（巡抚），他的职务是巡视和督察法律的严格执行。用这些法子在那里的事物得到正当的安排，以致可以充分地认为那是全世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门多萨更对中国造桥铺路的工艺技术赞佩有加：“道路到处都用四角石头漂亮的铺成，缺乏石头的地方则使用砖；在这次旅行中我们经过一些山，那里的道路修得整齐，很多地方不比在平原地区修得坏。这使我们认为，全世界都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建筑工匠了。”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在其《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1584年9月写于广东肇庆）描述明朝之美：“整个中国看来像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他们也用它作各种学问，例如医学、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他们计算出的日蚀、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却全用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成就。中国政府的治国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
利氏的后继者曾德昭（1585—1658），在《大中国志》中亦盛赞明朝人谦逊包容的个性：“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在曾德昭笔下，明朝是非常繁华的大国，“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八天，一个沙漏时辰过去，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做为游乐之用的。”“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卖给外国人。” 不仅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此喜爱明朝，亚洲的日本、朝鲜在历史上也都深受明朝文化的影响。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当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神宗出兵抗倭援朝，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后二百多年，部分朝鲜人仍自视为“小中华”，朝鲜王国为了感念明朝的厚德，曾经暗中祭祀崇祯皇帝近三百年。而日本也受到明代文化极深的影响，王阳明、朱舜水、陈元赟的思想学说，乃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明代文人生活史的研究，近二十年来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成绩。相关史料来源非常广泛，举凡诗集、文集、方志、家谱，都有不少记载。然而文人生活最直接的史料，其实来自于鱼雁往返的尺牍。尺牍所谈皆是生活中的交游、文学、书画创作、出版、饮食、官场文化等。所涉范围之广大，内容之真实，文人气息个性尽藏于其中，远非经过筛选的诗文集所能相比。 翻检明朝史事，通才博学型的大师级学者为数众多，略举本书收录，个人印象较深的几通尺牍与读友分享。以王守仁（阳明）为例，大多数人知道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其“心学”思想包含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的自由色彩。但很多人可能不晓得，王守仁也是杰出的兵学家，他曾经平定南赣与两广的匪乱与民变，一生最大的军事功业乃是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嘉靖皇帝即位后，念王守仁平宁王之乱有功，敕封其为“新建伯”以表彰其功勋。何创时基金会收录的一通尺牍，是他37岁写于贵州，正当“龙场悟道”，奠定其一生心学体系的关键时期，内容所述人物身份的确认，更是弥足珍贵。对照阳明弟子邹守益的信，提到“青阳新建阳明书屋于九华，同志诸友命记其成”，因此他写成《九华山阳明书院记》，可以在邹守益文集得到参证，也显见其推广阳明学的热情与用心。
至明末，影响最深远的要算是顾炎武与黄宗羲。何创时基金会所收顾炎武的信写给文学大家归庄。归庄与顾炎武齐名，时有“归奇顾怪”之称。顾炎武说，归庄先前两次所寄诗文皆已拜读，认为归庄的诗稍流入宋调，应该“通经学古，以救时行道”。黄宗羲写给郑梁的信，提到至崑山徐乾学家传是楼观其藏书，并挑撰徐氏所藏之宋元文集雇人抄写，将近千册，实为快事。此事应是为手边正在撰写的《宋元学案》搜集资料。凡此种种，皆可见当时文人交游之情景，所述学问诸事也可补年谱之阙。
明末出版事业兴盛，私家刊刻有时还需要得到赞助人的资助。偶然得到涂绍煃的尺牍，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读到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提到一位出版赞助人竟然就是涂绍煃。序文中说，以自己的财力，无法刊行《天工开物》，但是“吾友涂伯聚先生，诚意动天，心灵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昨岁《画音归正》，由先生而受梓。兹有后命，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此亦夙缘之所召哉。”宋应星生动刻画了涂绍煃积极资助出版事业的历史形象。从这段文字我们清楚知道，没有涂绍煃的解囊相助，就没有《天工开物》这本巨作的传世。崇祯十年本的《天工开物》是最早的刻本。为表彰涂绍煃出资出版之功，学界称此本为“涂本”或“涂伯聚本”。我们认识了这层背景，涂绍煃的历史地位自然就不同了。
明代文人结社风气绵延近三百年，大盛于晚明时期，其中以复社气势最盛。以复社当时在科考与时政的影响力，大江南北学子莫不蜂拥入社，以求能在科考上鱼跃龙门。又例如复社主盟张采写给杨廷枢的信讲到，“读书之暇，可稍寻经世，或荒政，或数学，苟有益于用者，得一分是一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可体现复社“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经世济民精神。 复社之兴盛，不论在成员或精神上，都与东林无法割舍，当中有传承之血脉。何创时基金会收录东林诸君子尺牍，其中颇能见证当时的政局世态。缪昌期给侄子缪尊素的信，写于尊素即将赴京赶考，缪昌期祝福他考试顺利，并叮咛外出必须“慎言、慎动、慎交游”。缪昌期另一封信写给东林魁首顾宪成，信文中提到的《尚行精舍记》，现可见于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顾宪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文人期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旁研讲，一时贤朋满堂，名播天下，史称“龙山胜会”。《顾宪成年谱》卷三提到，“龙山胜会，不减鹿洞、鹅湖”，可与此相佐证。而这件尺牍的传世，也提醒后世学人，晚明龙山胜会的规模与影响力，足可媲美朱熹在鹅湖、白鹿洞书院的讲学，乃学界不朽之盛事。
高攀龙写给六弟信中讲到，“吾邑遽失顾先生，一大变也”，即指顾宪成谢世一事，高攀龙因为“顾先生新丧”，所以“不酒肉”，也可见东林人士对顾宪成的景仰与推重。另一封写给七弟的信，高攀龙讲到自己的近况，“今年遇凶神恶煞，作事之拙，穷天极地”，但也勉励七弟“然否极者，有泰来之机，望弟勿自隳也。” 又例如杨涟信札起首即感叹，“今天下独不得实心任事之人耳！”如今虏患未灭，军士“家无宿饱”，而“京师无所凭借，不足当长城一面”，国事败坏的原因乃出在“人”，用人不当，国势也无有起色。通读此信，可见得杨涟以国家君主为己任之心，以及对君子蒙尘，百口莫辩的忧虑之情。
明代尺牍的文学性直可与小品文作等同观，在此我要特别推荐唐顺之写给归有光的信，其文辞之优美，光是看“使君朝为青溪长，暮为烟霞主人，一鹤守门，客至阑入，松花荇菜，河转天明”这几句，意境可直追王勃《滕王阁序》、范仲淹《岳阳楼记》，置于中学课本应当是非常适合的。唐顺之在信末说：“此书宜出示诸公一叹而罢”，可见这是他得意之作。 作为文学一脉的戏曲，在明代名家辈出。何创时基金会收录的两件尺牍，当中人物与明清曲学有关。喻时写给沈的信，称赞其子沈理“果良弓裔也”。沈理长期跟随父亲身边处理事务，虽无功名，然传承优良家风，乃引导家族走向兴旺的枢纽人物。沈氏家族于晚明苏州可谓世家，更是著名的曲学家族，接连出现了沈璟、沈自晋、沈自征、沈宠绥等曲家。清代乾嘉年间曲家沈起凤亦为沈氏后人。著名出版家童佩写给“伯龙老兄”，乃以《浣纱记》传奇闻名于世的曲学大师梁辰鱼。梁辰鱼是使用昆腔来创作戏曲的创始者，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贡献卓著。
再回来看看书画家的尺牍，里头也有非常生动的文人生活场景。文彭写给上池的信，内容关于篆刻创作，从信文可知上池的身份除了负责文彭篆刻的应酬交易，本身也是一位医生。关于润笔之事，自古有之，然文人都不便明讲。从董其昌的信上，我们知道先前收信人寄去稿件，请董其昌作序，董说作序乃举手之劳，不必酬金，只要求文徵明之画为润笔之资。我们在展阅尺牍之际，似乎也见到董其昌快言快语的自信豪情。 最后，我想分享尺牍中的“家书”，见证文人生活中的亲情。陆深写给儿子陆楫，信中所言“康宁家书”，也就是远行在外报平安的意思。陆楫传承优良家风，是先进的经济思想家；他在著作《蒹葭堂稿》中反对“禁奢”，认为节俭虽对个人和家庭有利，却对社会发展不利。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使社会愈加繁荣。这样的想法颇类似现代社会鼓励消费、增加商品流通的理念。陆深家族在上海历史上影响深远，陆深告老回乡后住在浦东老家。明朝中叶，上海地区饱受倭寇之扰，百姓决定筑城抵御，然而却缺乏资费。这时陆深已经去世，梅夫人却义不容辞慷慨捐赠了五百亩田、二千两银子，还主动承担了建筑小东门的所有材料和人力。现在陆深的旧宅虽然早已不存，但是陆家嘴、陆家宅等地名，都保存在上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中。
孙植写信给儿子孙成泰，听闻儿子的教师称赞其子乡试所作的题试“文格超伟，且有理趣”，相当欣喜。后文说家中平安，孙儿壮实易长，并要儿子好好游览金陵，并且要到亲友故旧家拜访，为孙植致意。信文末，孙植还不忘嘱咐儿子多结交良师益友。孙成泰后来荣登万历五年（1577）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文坛才子袁宏道初登官场任吴县令，当时苏州知府孙成泰得知宏道整肃官场，清理税赋大有成效，因此颇赏识宏道并大力支持。孙成泰重教化，曾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刊行戚继光所著兵书《纪效新书》。检阅孙成泰事迹，再回过头来看孙植的家书，为人父亲的期望果真得到回报了。 明人尺牍所载繁复，相对于正史与诗文集，尺牍文字直接抒发情感，读其信如见其人，当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总让观者读后一唱三叹，掩面沉思。 检阅史册，清初朝政出现过一批贤相良官，他们在晚明时期接受良好的养成教育，承袭晚明优良的学风与士风，在清初朝野中起了良好的示范，因此造就了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回首明代这群先贤能士，他们在政治、文学、艺术、宗教曾开创的伟业，至今依旧光辉不灭。他们走过的足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追随。 自古以来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往往来自于人们对历史的遗忘和漠视。一部《明史》承载了多少英雄豪杰的功业，很可惜的是，这些能人异士留传下来的墨迹手稿却非常稀少。如果我们再不整理，不研究，一个丰富而充满创意的时代，渐渐地会淹没于历史的巨流中。我们做这些阐述介绍明代历史人物的工作，是希望让大家认识祖先的事迹。重探先贤的身影，追寻逝去轨迹，有助于掌握未来社会的走向。我们的祖先在明代曾经是地球村的世家子弟，因此我们也不可妄自菲薄，要跟随先贤脚步，立足东方，胸怀世界，为这个世代贡献一份心力。（作者单位：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晚明的万历年间，经济发展迅速，西方传教士引来各类新思想，加之王阳明心学风行，人们对文化艺术有了新的追求，这一时期的书法也有极大突破。晚明在艺术上强调个性解放，书法史上出现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书家：王铎、傅山、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也有一大批士人如屠隆、袁宗道、钱谦益、宋琬、莫是龙、祝世禄等，他们在书法史上虽算不上一流书家，但其书法也各具特色，尤其是他们的手札值得品鉴，其中内容涉及交游、文学、饮食等方面，晚明士人闲赏雅玩的心态尽藏其中。 燕闲清赏：晚明士人的书法风雅 吴鹏
晚明是一个好“玩”的时代，好玩则须有“闲”，而有闲可玩者，则须有相当的财力和品位。在晚明富足的社会中，传统生活必需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已被谈谐、听曲、旅游、博奕、狎妓、收藏和花虫鱼鸟取代，而这新“七事”，皆是以玩为主。晚明社会的“玩世”心态，激发了知识精英和出版商人对于时尚的推介和传播。如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馀事》《文具雅编》，文震亨《长物志》，周嘉胄的《装潢志》《香乘》，戈汕的《蝶几图》，袁宏道的《瓶史》，王思任的《奕律》，屠本畯的《茗笈》以及毛晋的《香国》等，皆是当时的畅销作品，而作为书商的毛晋，还编辑《群芳清玩》等清玩笔记行销市场。引导社会时尚，迎合大众品位，是其时生活休闲类著作的主旨。这种如晚明性灵小品一样时尚的清玩类图书，已然成为人们艺术文化生活中的普及性读物，并由此建构了各知识阶层之间对于高雅风尚的文化认同。 这类书籍既可作为文化精英们的艺术生活指南，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诱着普通大众对于雅致生活的无限向往。如高濂就以其生活体验，描述了艺术化的至乐人生，其《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有云： 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余自闲日，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更校古今鉴藻，是非辩正，悉为取裁。若耳目所及，真知确见，每事参订补遗，似得慧眼观法。他如焚香鼓琴，栽花种竹，靡不受正方家，考成老圃，备注条列，用助清欢。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 这是高濂的赏心乐事，也是晚明士人多所期待的理想生活。士人闲赏雅玩的文化心态和艺术观念，亦由如《遵生八笺》之类书籍而得以广泛传播，而作为尚古与鉴藏兼具的金石碑版、法书刻帖，自然是最方便体现主人身份和财富的重要物件。书法之于士人生活，已不仅在于其观览效果，更重在其品位的标榜和鉴藏的炫博——这种状态，从园林营造到书斋设计、从刻帖流布到艺术市场，皆可见其端倪。 1斋馆生活与碑帖雅玩 高濂《遵生八笺》中有《高子书斋说》一节，从几窗设计到椅榻安放，从悬琴置鼎到插花摆书，方法无一不精，格调无一不雅，为人们展现了晚明士人书斋生活中的优雅场景。透过这耐心甚至有些烦琐的叙述，也让人们看到高濂之类的悠闲士人对于精致生活的用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濂所作乃中国文人书斋设计的经验总结，也为后世标立了取法的范式。如对于书斋陈列中碑帖的选择，高濂的建议是： 真则《锺元常季直表》《黄庭经》《兰亭记》，隶则《夏丞碑》《石本隶韵》，行则《李北海阴符经》《云麾将军碑》《圣教序》，草则《十七帖》《草书要领》《怀素绢书千文》《孙过庭书谱》。此皆山人适志备览，书室中所当置者。 从这个碑帖目录，可知皆为汉魏晋唐之作，而两宋未选，遑论元明。这种取向，正如董含所谓“士大夫陈设，贵古而忌今，贵雅而忌俗”的原则，也可见当时好古时尚的主流。高濂所列的碑帖，正如他所列举的书斋藏书目录中提及的儒释道诸家经典一样，在当时并不生疏偏僻，而是大众乐见易获之物。经典的意义，正是能够流传的“流行”，所谓“适志备览”，由此亦可见得。如此清心境界，坐于斋中，无事扰心，阅此自乐。
在高濂的《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一章中，还专辟《论历代碑帖》一节，高氏在著录时人未注意的碑刻的同时，还强调了书法艺术之于书斋生活的雅意。在多数士人的书斋设计中，并非借收藏碑帖以货殖射利，而主要是作为他们文化身份的象征。在另一方面来看，晚明居室装饰中对艺术品的大量需求，在受大行其道的收藏之风裹挟时，也刺激了伪作赝品的产生。而无论真伪，所谓书斋中所列的法书名画之属，多是作为居室点缀的文化意义存在。这种点缀，从冯梦祯所罗列了“书室十三事”，可以见得。这“十三事”是： 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 董其昌也有关于古董清玩的“十三说”，也有与冯氏一样的风雅。其云： 骨董非草草可玩也。宜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烹泉速客，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之，饭馀晏坐，别设净几，铺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若与古人相接欣赏，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故玩骨董有助于却病延年。 ……立身以德，养身以艺。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 董氏更进一步认为玩古董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还可立德养艺。当然，这种理念，对于董氏好友李贽来说，则不以为然，其谓：“今观古董之为物，于世何益也？”李贽语愤于时，当属情理之中。董李二人皆为好友，不知董对李此言有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贽之言并不影响董其昌对于古董玩物的用心。所谓“宜先治幽轩邃室”，是为营造雅意，恰如士人们对园林游赏的热衷一样，这一隅之地的书斋，乃是他们寓乐于斯的“心隐”家园。如高濂的书斋生活中，便有“坐雨闭关，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爇，香霭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的精致享受。士人们在苦心营造自己上流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设计着自己不俗的艺术格调和别样的文化人生。从晚明文人关于书斋生活高雅品位的不厌其烦的记述、传抄和评论中，可以想见他们对此倾注的巨大热情。
在书斋这极具高雅格调的艺术空间中，士人们获得了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陶醉，也有了对于书斋生活的真切品味与感悟。这种生活体验，大多基于“清玩”的设计和心态的感发。在书斋中，对于书法碑帖的兴致，不仅应具一定的艺术修养，更需心闲神定、身无急务。高濂“书室修行法”录元人吾丘衍语云： 心闲手懒，则观法帖，以其可作可止也……又曰：手冗心闲则思，心冗手闲则卧，心手俱闲则著作书字，心手俱冗则思早毕其事，以宁吾神。 士人们对吾丘衍清赏理念的发挥，正因之合于时尚使然。如文震亨对于书法的鉴赏，也做过细致入微的经验总结： 观古法书当澄心定虑，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自然强作，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或得结构而不得锋芒者，模本也；得笔意而不得位置者，临本也；笔势不联属字形如算子者，集书也；形迹虽存而真彩神气索然者，双钩也；又古人用墨无论燥润肥瘦俱透入纸素，后人伪作墨浮而易辩。 法帖的赏玩，也是士人们劳碌之余静心宁神的安乐之道。如陈继儒《岩栖幽事》云： 裒访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别六书宗派，二益也。多识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贤风流韵态，如在笔端，且可以搜其遗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钩拓，日与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这与董其昌所谓古董可以延年益寿之理念大有相通。陈继儒又云： 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 王世贞的书斋生活也颇类于眉公，其曰：“日扫一室，净几明窗，焚香燕坐。或诵古书，或咏古诗，或临古帖。兴到则逍遥泉石间，鹤舞莺歌，不减孔稚圭、戴仲若。”书画雅玩就如同煮水品茗，既要自然的气氛，又要讲究人文的品位。如李日华述其闲暇生活云：“蓄精茗奇泉，不轻瀹试，有异香亦不焚爇，必俟天日晴和，帘疏几净，展法书名画，则荐之贵其得味。”以上种种益处，几乎是士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感受。再如张大复云：“正病久废书，今日独坐息庵下，戏取粉板，作掌大数十字，如壮士囚缚，愈法愈野，不觉哑然自笑：吾书不减蝌蚪，当存之以俟识者。”在程羽文的书斋生活中，有时则“弄笔仿古帖，倦即止。吟诵浮白，以王真气，亦是张颠草书被酒入圣时也”，在四时清供的夏日之晨，则愿“披古图画，展法帖临池”。而陆深更为自在：“小几映窗承落日，双钩古帖坐教儿。”全然一幅天伦之乐的景象。士人们对于书法赏玩之道的生活体验，其兴之发，大抵趣同。 2刻帖风炽与书法鉴藏 晚明是中国印刷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其规模与数量皆远逾前代。李诩（1506—1593）则以自身体验，指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兴旺：“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社会购买力的增强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晚明印刷业的发达的经济文化基础。明季藏书之盛、藏家之多，正与刻书业的兴旺息息相关。
随着刻书事业的发达，法书刻帖亦顺势风行。刻帖因不像诗文那样重点关注文字的校核，故无论雕于木板还是刻于石面，最关键在于点画描摹的逼真。虽然刻帖在页码数和发行量上，相对于诗文集来说都少得很多，但对于书画市场而言，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自身的市场价值。由于书画市场的兴旺，那些急于成名的文人们，则希望广泛获见先前难以见到的法帖，刻苦临习，以盼有朝一日自己的艺术品也像当代名家那样能轻易售出。于是那些先前秘藏不宣的法书宝帖，由于刻书业的带动，无论真伪各有几何、刻工技术有多高，如今也像文人文集一样，成为普通知识阶层能够得饱眼福甚至收之入囊的文化商品。 晚明书法收藏的兴盛与刻帖的风行，是艺术市场火热的主要表现。从时人的文字记录中，便可感受当时的景象，如沈德符的记载《兰亭》在晚明摹刻之情状云：“今曰褚摹，曰玉枕，曰宝晋斋，曰神龙临本，纷纷翻刻，几数十种，又出桑世昌《兰亭考》之外，不可胜纪。”而他所记王世懋购得伪阁帖的故事，读后则令人发噱： 《淳化》宋拓，近世推吾邑项氏（元汴）所藏，为当时初本，其价至千金……今上初年，弇州（王世贞）伯仲方购宋拓，不惜重价。有吴人卢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画，用极薄旧纸蝉翼拓之，装以法锦。伪印朱忠僖（朱希孝，时为锦衣都督）家收藏印，以啖次公敬美（王世懋），初阅之喜甚，不能决，质之周公瑕（天球），击节赞叹，以为有目所仅见。周故忠僖家客，竟不能辨其赝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后卢生与同事者争阿堵事露，次公与公瑕俱赧甚，不复出以示人。然卢初费亦将百金。淳熙秘阁及续帖，近亦翻刻。 传王世贞作《冰山录》，此书当为查抄严嵩家产之记录。王氏《觚不觚录》也记载严嵩家财“散什九入天府，后复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蓄之富，几与分宜（严嵩）埒”。周天球的臆断恐是来自王世贞所载，但他就生活于晚明作伪胜地的苏州，对于书法也有所造诣，且具有不浅的鉴识能力，其眼力之失以致让世贞之弟世懋买了假阁帖，诚为贻世之笑柄。书法名家尚且如此，一般市民或普通文人又该如何，可想而知。
当然，对于出版商来说，著作者的文化影响力是出版家所倚重的卖点；同时，知识大众也借此作为判断是否值得习读与购藏。因此坊间伪刻之书，多托于名家之下，借以获利。如项元汴“家藏书画之富，甲于天下”，也是晚明时代的鉴赏权威。题名项氏的《蕉窗九录》，四库馆臣则认为此书“殆稍知字义之书贾，以二人有博雅名，依托之以炫俗也”。托名伪造之事，古今皆伙。然先前多托古，晚明尤伪今。像李贽、陈继儒等一类的名家，皆是书商重点关注的对象。 正如借当代大家之名编书出版能够很快售出一样，出版商们大量的汇刻名家名帖，也是一个便捷的生财之道。而一些收藏家也借重时人慕古的心理，或对古帖任意裁剪增删，或就直接伪刻古帖以为祖本出售。这种作伪方式，古今一辙。如张伯英先生就曾以文徵明的《停云馆帖》为例指出：“人情喜远而轻近，帖肆以《停云》小楷割裂重装，变其格式，钤以伪印，饰为宋拓。”似乎米芾所言的“今人好伪不好真”之陋习，又在重演。而即使是名家自己的刻帖，也有匆忙应市之弊，如董其昌刻《戏鸿堂帖》因其盛行，便“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汉”。清王澍更斥之“刻手粗恶，字字失真，为古今刻帖中第一恶札”。此语虽多有意气，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董其昌时代刻帖风气之滥行。
刻帖之事，已不只是出版商或收藏家的个人行为，文人与书家的参与更增添了刻帖自身的文化价值。如赵宧光就善于拓帖，并据拓法、装帧等方面的考究程度，定价出售。屠隆也对法帖颇为关注，在其《考槃馀事》中专辟“帖笺”对之讨论。对于赝帖，屠隆也颇有鉴别心得，如曰：“吴中近有高手赝为旧帖，以竖帘厚麄竹纸，皆特抄也。作夹纱拓法，以草烟末香烟熏之，火气逼脆本质。用香和糊若古帖臭味，全无一毫新状，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夺目。鉴赏当具神通观法。”这一见识，应是基于购藏经验而来。 不只文人书家，皇室中也多有好此道者，如灵丘端懿王的长子朱俊格“嗜学善属文，聚书数万卷。尤好古篆籀墨迹，尝手模六十余种勒石，名《崇理帖》”。晚明刻帖事业，正是因为上有王室名宦，中有士夫文人，下有商贾、刻工以及其他普通市民等各种阶层的多重互动与热情参与，形成了超乎前代的壮观景象，这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种独特的艺术行为。是故，沈德符总结道：“墨刻自阁帖后转盛，至本朝则种类愈繁，几不胜收。”从流传至今的明代刻帖和文人的相关记录中，也能窥察此一时期的盛景。
明人刻明帖中最具有典型特征的是书家个人刻帖，此又以晚明为甚。如董其昌的个人作品专集刻帖，据黄惇先生统计就有至少十三种。再如邢侗与其胞妹邢慈静的《芝室集帖》《瑞露馆帖》，崇祯末年王铎则刻有《琅华馆真迹》等等，或自己出资勒石，或由亲友代劳，这是前代未有的现象。究其原因，首先应是帖主书法造诣高深，名望隆盛，影响巨大，足堪世人效法，因此刻帖者并不担忧出版后的销售前景；还可能是因帖主家财富余，为立名当世，或垂范后人，可以不计成本梓行。但无论如何，贯穿其中的重要因素，便是来自商业文化与社会名位的双重影响，这也正由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使然。
从清人钱泳的记述中，我们也可窥见晚明刻帖风气盛行的端倪。钱泳认为：“有元八十余年中，无刻帖者。虽如赵松雪之工书，亦惟究心二王，于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无当于意，临模亦鲜。即虞伯生（虞集）、鲜于伯机（鲜于枢）、邓善之（邓文原）、柯丹邱（柯九思）、张伯雨（张雨）辈善于赏鉴，亦未闻刻帖成大部者。”而从其所列的明代刻帖中，晚明显然远多于前期。
刻帖在成为文人们急需利用的艺术范本的同时，也作为藏品或礼物。在士人们尺牍来往中，它也像书扇和诗文集一样，可随信附赠。如徽人方用彬的朋友给他的信札中有载：“兹以……祝京兆、苏长公墨刻并冗刻三种，骰子一色，少将辽意。”“《圣教序》奉上，幸即付陈玄主人翁观之。”未能拥有，则可借观。如汪道贯给方用彬一札中，谈及借帖之事云：“假怀梅《黄庭》，误取超宗《鹅群帖》。今奉上超宗者，乞取怀梅本。”《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之《俞琬纶致修吾函》也载：“兄有绝佳法帖，借消遣四五日即奉归，千万随付。”时人类似的信札尚有不少，兹不缕述。 随着刻帖的流动与传播，览者渐多，影响日广，加之一些适于一般文化民众的日用类书（如《万宝全书》《五车拔锦》《万书渊海》等）中相关书法常识的介绍，书法已成为一般大众随时可以临习的艺术。借用当代学者认为“晚明文学权力下移”的话来说，书法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在民间的普及和展开，已经形成了艺术的“泛化”，书法在其艺术权力下移至普通民众的同时，其精神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市民文化的充实。商业因素与名人效应促成了艺术品在更大范围的价值转换，这转换的过程，也成为不同社会等级与文化层次的人们之间交流的桥梁。在晚明社会生活中，艺术家与购藏者之间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或汲于名利或藏富附雅，都在商业文化的追逐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而诸如项元汴、冯梦祯诸人，书画鉴藏之事，几乎就是家族式的行为，辈延代递，靡不蔚观。如冯梦祯所言的“经时或半岁必行”的“四事”中，便有“随宜收买奇书或法书名画”一条，可见时好之盛。
作为士人博雅方式的书画鉴藏，已成了当时的流行时尚。这种时尚，上有社会精英们的引领和带动，下有普通民众的参与和效仿。文化名流与一般文人，周旋于这名利场中，共同形成这一独特的社会潮流。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吟诗作赋、操弦弄管已不是高雅文化身份的唯一标识，而对于古玩的收藏与用心与否，则成重要的参照系，“好事家”们多用心于雅玩庋藏，而此风渐至转恶，由此引来了尖刻的批评，如沈德符谓：“玩好之物……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披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 这种博雅风气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免俗的心态。如王世贞所云：“分宜（严嵩）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石宝货无所不致。其后始及法书名画，盖以免俗且斗侈耳。”王世贞亲睹严氏父子从发迹至倒台的过程，其所载大抵可信。“免俗”的背后，实则更俗。我们还可从王世贞的好友汪道昆在为别人写的赠序和墓志铭中，隐约窥知这种心态。汪氏所作墓铭的这位陈姓墓主，本籍福建，后因经商定居金陵，此人“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又如在扬州经商的徽人吴伯举，“雅负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姑且不论他们对于金石法帖的鉴赏眼光如何，此谓“无所不购”“千金勿恤”，已足以暗示其非同一般的财力。
明 叶奕苞 行书与殿兄（马鸣銮）信札 何创时基金会藏
此时商业收藏的风起，一些收藏家——尤其是新富们——虽然对于古玩字画的兴趣不减时人，但也难免因见识之狭而被误导上当。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指出： 明朝晚期，大众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标准已趋成熟，那些新贵们也可以让富有声誉的古玩商们把自己的豪宅装饰得高雅得体。但毫不奇怪，这些复杂而奢华的享受也伴生出一个地下造假系统，蒙骗那些粗心大意者。 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商人推动书画市场的繁荣，自然也推动了作伪的猖獗，其实受骗者岂止“粗心大意者”，商人收藏家们也是作伪者猎取的对象。而与他们相类的是在士人们的鉴藏生活中，可能因应酬太多，一些名家如李日华之流者，却“工于赏鉴，而疏于考证”，不知是否时风使然？
对于社会精英们来说，这种被各个文化阶层所营建的生活气息，更有助于抬高他们的声望和影响。普通文人及社会大众浸淫于此氛围中，也扩容了艺术创作与收藏鉴赏的文化环境，由此循环往复，共同演绎着晚明书画艺术的生活场景。在这场景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应酬无暇的名家与文士，也看到了穿梭其间的商贾和山人。 各种文化层次的人们对于艺术的渴求心理，当然也同样存在于商人们的生活世界中。虽然对于新富们来说，他们的文化影响力有时虽远不如一个普通文人或“山人”，然而他们在经商之余、饱食之后，也并非都是醉生梦死，一些商人对于文艺雅事的关注和修养，并不比士人来得逊色。何良俊之辈士人的声音并未形成足以扭转文化时尚的力量，实际上，士商的博雅，作为一种影响至深至广的社会风气，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在对它批评甚至嘲弄的同时，其实也在承认晚明雅文化普及的社会现实——而无论这种“雅意”是出于真正的人文修养还是斗侈炫博。（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文节选自吴鹏《燕闲清赏：晚明士人的书法风雅》，原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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