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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中国近代成立最早的佛经出版与佛学研究机构，一百五十多年来刊布佛经数百万卷，培养大量佛学人才，被誉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的中心。 如今，这里是中国仅存的刻经机构和收藏木刻佛教经典像版的文物中心，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中心。现存十二万五千余块经版，完整地保存了雕版水印和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 这里就是金陵刻经处。 2018年8月19日（周日）14:30，“江苏符号”系列丛书《金陵刻经处》作者、著名学者薛冰将携新著做客金陵刻经处，与几位嘉宾共同对话一段激荡思想、雕刻时光的故事。当晚19:30，江南剧院还将有南京市话剧团年度原创历史大剧《杨仁山》专场演出，欢迎参加。 人文与艺术夏季论坛 第四讲 《金陵刻经处》新书分享会 部分图片承蒙《中国书房》杂志提供，特此致谢 公元1898年9月23日，谭嗣同在家中约见了从南京远道而来的一位年轻人，他神色凝重对来人说：现在京城局势紧张，万一有什么变故，我身受皇恩，不能逃脱，但你要不顾一切，回到南京去侍奉老师。
年轻人与谭嗣同洒泪而别。 第二天，谭嗣同就在浏阳会馆被捕。四天以后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他与另外五名一同赴死的维新同仁，被称作“戊戌六君子”。而谭嗣同临终前心心念念的那位老师，正是这位年轻人的父亲、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杨仁山居士（名文会，1837-1911）。 △ 杨文会居士
两年前，身为江苏候补知府的谭嗣同，正是因为在南京跟随杨仁山研习佛法，深受大乘佛教积极入世、无我度生精神的感召，不仅写下了戛戛独造、冲决网罗的名著《仁学》，也以舍身成仁的一死，完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历史使命。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杨仁山，就没有后来的谭嗣同。
杨仁山是什么人？
他自幼生长官宦世家，早年曾入曾国藩幕，深受赏识，面对晚清危急存亡的社会现实，他从大乘佛教中看到了进取精神和救世情怀，进而发愿以毕生精力，弘法利生。1866年，他与同仁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融雕版、印刷、流通、佛学研究及教育于一体的私人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命运的转折点。中国近现代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全面复兴的恢宏篇章，由此正式启动。杨仁山本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之父”。 △ 《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谭嗣同去世十几年后，75岁的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安然辞世，而他筚路蓝缕开创的佛经刊刻与佛学教育事业，却仍旧薪尽火传，普照众生。
又过了十几年，当年与谭嗣同一道鼓吹变法的梁启超来到南京，问道于“竟无先生吾师”，言辞恳切、执弟子礼甚恭，这位被梁启超尊奉有加的欧阳竟无先生（1871-1943），正是杨仁山弟子，金陵刻经处第二代的掌门人物，也是近代著名的佛学大师。 △ 梁启超致欧阳竟无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写道：
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相关。……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杨文会之风而兴也。
的确，近代中国思想史上，金陵刻经处影响所及，几乎泽被整个学界，诸如沈曾植、汪康年、陈三立、章太炎、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吕澂、太虚等著名学者，都与金陵刻经处有着密切关系。 △ 1914年鲁迅为母亲六十寿辰捐刻的《百喻经》 金陵刻经处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佛教文化机构。今天的金陵刻经处，是中国仅存的一家刻经机构和收藏木刻佛教经典像版的文物中心，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中心。现存十二万五千余块经版，完整地保存了雕版水印和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既体现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也洋溢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推动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  2018年，著名学者、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薛冰先生出版了新著《金陵刻经处》。全面梳理了金陵刻经处的历史源流，探究其思想意义，力求准确呈现金陵刻经处的卓越贡献，并插配多幅珍贵历史照片，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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