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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韩非子·难一》，题目为编者所加，主要批判儒者所提倡的尊崇圣贤的人治德化思想，提倡法家的法治学说。 文章一开头写舜在三年之内躬亲化民，先后去干耕种、打鱼、制陶之事，解决了田界纠纷，培养了谦让风气，改善了器物质量。接着引出孔子的赞叹，突出了舜的救败功绩与儒家的德化主张。 在先秦时代，儒家为显学，上述观点与主张，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但儒家在无限美化圣君以宣扬德化思想时，却留下了逻辑上的破绽。 韩非善于辩驳，笔锋犀利。针对儒者逻辑上的漏洞，假托某人向儒者劈头发问：“方此时也，尧安在？”这位儒者只好回答说“尧为天子”。于是，韩非借某人之口分三层展开了批驳。 第一层，揭露儒者既“圣尧”又“贤舜”而在逻辑上产生的自相矛盾，特别是“楚人有鬻楯与矛者”的寓言故事，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说明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矛盾律，这在思想史上是有重大贡献的。韩非写这则寓言故事，意在说明“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从而揭露了儒家极力美化尧舜的荒谬。为了宣扬人治德化的政治主张，儒家曾把尧舜理想化，把他们描绘成完人、至人、圣人、超人，无形中也就制造出了新的迷信。因而韩非对这一问题的揭露，对于人们破除迷信也很有启发意义。 第二层，进一步对比德化与法治的得失。首先指出舜之“救败”，一年才解决一个问题，舜这种人是有限的，寿命也是有限度的，而天下的过失（弊端）却没有穷尽。凭着有尽的年寿去纠正那无穷的过失，那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文章在破了儒家这种德化人治的观点后，紧接着提出了正面的法治主张，认为如果坚持信赏必罚，十天之内海内就会太平。 第三层，再进一步继续用对比手法，说明躬亲化民，哪怕是尧舜都会感到为难，而处势行法，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会觉得易于统治。因而治理天下，绝不能“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 总之，本文通过对儒家自相矛盾的言行的揭露，着重抨击了儒家的“人治”主张，认为依靠个别的圣君贤臣事事躬亲去治理国家，肯定是治不好的，只有依靠“法”、“术”、“势”，才能治理好天下。韩非的“法治”主张对儒家的“人治”学说来说，确有补弊纠偏的作用，但不应把“法治”和“人治”绝对地对立起来，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仍然需要重视居上位者个人的才能、表率作用以及“躬亲化民”的精神。（张葆全） 原文： 自相矛盾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摘自《古文鉴赏辞典－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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