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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古代官场上的称谓，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大人”二字。 “大人”二字，早期的文字记载，见于《周易》和《孟子》。 《周易》中，《乾》有：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似此之类，《周易》中还有，此处不一一列举。 《周易》所载，“大人”一词，是指德高位尊者。 《孟子》中，《滕文公上》云：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按照孟子的意见，“大人”一词，当指“劳心者”，也就是“治人”的人。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71年～公元409年）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任命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 这个时候，“大人”还是北魏朝廷的官长之名。 到了唐代，回纥（又作回鹘，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部落，维吾尔族的祖先。）拜见郭子仪（公元697年～公元781年），曾喜曰： “初发本部日，巫师云：‘此行大安，稳见一大人，即归。’” 这里，回纥口中的“大人”，已经后世官场上所称呼的“大人”有些接近了。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弇[yǎn]州（世贞）所著的《觚不觚录》中，对于明朝官场上的称呼，有所记述，其文曰： “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 王世贞所记，乃是明朝京师官场上的称谓。当时官场上，极受尊敬的人，被称为“老先生”。这种称呼方法，从明朝的内阁到大小九卿都是通行的。需要指出的，内阁之中，有极受尊重者；大小九卿之中，也有极受尊重者。虽然在势利的眼光下，职位的高低似乎是评判尊不尊重某人的标尺，但是，在公允平正的思想中，人格品行才是是否受尊重的最高准绳。 王世贞又云： “两司自方伯至佥宪，称抚台曰老先生，称按院则曰先生大人，其语虽不雅，而相承已久。二十年来，凡宣大之守巡与吾南直隶之兵备，皆以老先生称按院矣。”（原文：二司自方伯以至佥宪，称抚台曰老先生，称按院则曰先生大人。其语虽不为雅，而相承传已久。二十年来，凡宣大之巡守，与吾南直隶之兵备，皆以老先生称按察矣。） 所谓两司，是明、清两代对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称。 方伯：明、清两代对布政使的别称。 佥宪：佥都御史的美称。 抚台：即巡抚，明、清两代地方军政大员之一，又称抚台。 按院：明代巡按御史的别称。 也就是说，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员中，从布政使到佥都御史，对于巡抚的称呼，都是“老先生”；对于巡按御史的称呼，则是“先生大人”。“先生大人”的称呼，在明人眼中，是不雅致的。但是，在官场上，因为承袭已久，所以虽然不雅致，也就不以为意了。 王世贞还说，二十年来，宣大（明朝宣府、大同的合称，属于九边重镇的其中两处。）的守巡、南直隶（明朝处于南方、直隶中央六部的府和直隶州的区域的总称。）的兵备，都把巡按御史称为“老先生”。这算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少数案例吧。 根据王世贞的记载，似乎可以推知，在明朝灭亡之前，官场上还没有单独以“大人”二字做称谓的惯例。 满清时期，文武官员相见时，朝廷规定有严格的制度，具体可以参考《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四《礼部·仪制清吏司·相见礼》。 《钦定大清会典》中，对官员相见时的行礼如仪做了详细的界定，但是，对于官员们相见时的称呼，并无明文。 清人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夏雪》中，关于清代官场的称谓，曾评论道： “异史氏曰……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举人称爷，二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谒中丞，亦不过老大人而止；今则此称久废矣。” 《夏雪》一文，极具讽刺，顺录至此，可供一哇。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苏州大雪。百姓皇骇，共祷诸大王之庙。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称老爷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众悚然，齐呼“大老爷”，雪立止。由此观之，神亦喜谄，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 根据蒲松龄所述，清圣祖康熙四十余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中，称谓已经没有古人的淳厚古朴之风，而且，还显得十分可笑。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开始，举人被称为“爷”。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开始，进士被称为“老爷”。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开始，司院长官被称为“大老爷”。 《蕉轩随录》的作者清人方浚师（公元1830年～公元1889年）分巡岭西时，曾前往七星岩游玩。当日，他就在水月禅林休憩。水月禅林是明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公元1628年～公元1644年）朝两广总督熊文灿开创建置的。清康熙时期，两广总督石琳曾增修扩充。这里有石琳的塑像。塑像前有摆放贡品的桌案。桌案前有铁香炉一只。香炉上面镌刻有文字。文字内容如下： “两粤兵民铸造香炉一副，恭献钦命总督两广部院大老爷石长生座前，永远供奉。大清康熙，岁次庚辰，仲冬吉建。佛山隆盛炉造。” 庚辰年是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这里称石琳为“大老爷”的文字，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所说，“大老爷”的称呼自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开始，是符合的。 按照方浚师的推测，文职京官中的六部、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以上、詹事府赞善以上，外官中的督、抚、藩、臬、运、道；武职中的都统、副都统、口外大臣以及绿营提督、总兵等，这些官员被称“大人”，肯定是在清世宗雍正（公元1722年～公元1735年）以后了。方浚师的这一论断，其根据是： 梅文穆公（瑴成，公元1682年～公元1764年）有曰： “康熙中，非钦差中使、即督抚亦不称大人。” 至于“中堂”、“将军”的称呼，由来已久，也还觉得挺文雅的。 清仁宗嘉庆（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清宣宗道光（公元1820年～公元1850年）时期，外省的风气与之前相比，已经悄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关于称谓，还是大体不离其宗： 府、厅以下称呼督、抚、司、道，皆为“大人”；督、抚加宫太保、宫少保衔者，均称为“宫保”。 当然，也有特例，裕庄毅公（裕泰，公元1788年～公元1851年）在湖广总督任上，晋太子太傅，皆称呼其为“宫傅”。另，一等果勇侯杨芳（公元1770年～公元1846年）与裕泰的情况类似。 他如曹文正（振镛，公元1755年～公元1835年）、潘文恭（世恩，公元1769年～公元1854年）二人，生前虽被加太傅，但是，在称谓上，只称“中堂”，并沿袭至其身后。 方浚师在京师做朝官的时候，堂官中的贾筠堂（桢，公元1798年～公元1874年）、周芝台（祖培，公元1793年～公元1867年）、瑞芝生（麟，公元1809年～公元1874年）、文博川（祥，公元1818年～公元1876年）、宝佩蘅（鋆，公元1807年～公元1891年）等人，都曾加过宫銜，也都只称“中堂大人”。 后来，战端起，军事兴，卿贰、督抚等总理军务者，军中的普通员属均尊称其为“大帅”。这样的称呼，似乎又在“大人”之上了。 当先前那些被称呼“大老爷”的官员，世风变化，后来变成称呼“大人”。于是，又移转将知府称为“大老爷”了。再后来，那些与知府为同僚的同知、通判，也和知府一样，被称呼为“大老爷”了。知州的级别为从五品，也被称呼为“大老爷”。 对于知县，只称为“太爷”。 佐贰杂职统一称为“老爷”。 再后来，到了方浚师所处的时代，又全都不一样了。 此时的知府，有加至二品、三品职衔的，于是，知府几乎人人都是“大人”了。 知县也有加至四品、五品职衔的，于是，知县几乎人人都是“大老爷”了。 由此，想到王世贞对于称谓的评论，曾有“谄谀阘冗，流秽人目”，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以上所述，多为长官的情况。 另外，长官的属官自称，也各有不同和变化。 属官中的京官，自称为“司员”、“章京”“笔式帖”等名目。 （只有内阁官员，用的师生称谓。在公牍中，属官则自称“侍读”、“中书”。侍读学士以上，见到中堂时，自称“晚生”。中书、侍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相见时，均是平等称谓。） 外官三司【明代各省设都司（都指挥司）、布政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提刑按察使司），分主军事、民政、司法，合称三司。】的属官，自称“司里”（公牍中称“本司”）。 各道的属官，自称“职道”（后有称“道里”者，这是僭越）。 各府的属官，自称“卑府”。 同知以下的属官，自称“卑职”（盐运司运同，亦称“卑职”）。 凡是属官初次拜见其长官、以及属官有迁升调动者，都要向长官呈递履历。司、道官，由巡捕官代为呈递；府以下，皆自行面递。呈递履历时，必须身穿蟒衣。 清代蟒衣称作“蟒袍”，正式定为官服。皇帝以下，七品以上文武官，俱可服蟒，蟒数九至五，按品级为差（见《清史稿· 舆服志》二）。 方浚师曾见恩朴庵制军与其妹夫某观察的信： “道员初到省，禀谒院宪，例上三日衙门，皆蟒袍补服。第二、三日院宪有请道台宽蟒袍者，则即遵谕宽去，只着补服。” 这是嘉庆末年、道光初期的事，后来，也就没有了。 呈递履历一事，满清二百余年之中，没有多大的变易。 还有，就是平级官员之间，比如巡抚与总督，如果对方有公、孤衔，自称则为“教弟”；如果曾经是对方的属官，则用“旧属”自称。 如果是大学士兼总督，同级者必须自称为“晚生”。 又比如各道与两司的平级官员，自称皆为“教弟”。 同知、通判在知府跟前，自称为“晚生”；并称知府为“堂翁”或“堂台”。 司、道的首领官，按照《会典》，拜见知府，需用晚生贴，后来则都用手版，因为分府者必须知府差遣委派。州、县见同知、通判，以前用手版。捐资取官开始之后，同知、通判的价钱碧知州、知县的价钱要低，所以，知州、知县也将同知、通判视为同级，相互往还时，持一名片就可以了。 官场的称呼，大约如此，这是清穆宗同治以前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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