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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天，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李小秋和以往一样，早上8点就到达医院二号楼三层，准备开始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在病理科门口，他意外地遇到了两位久违了的客人——海诺（化名）和她妈妈。这对母女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加拿大回国，清晨5点10分到达上海，却没回家，而是先来看望“这位给予她们重生的医生”。 三年前，12岁的海诺被怀疑罹患恶性淋巴瘤，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肿瘤医院病理科递交了病理切片。三小时之后，海诺全家欣喜若狂，因为李医生通过仔细阅片排除了外院疑似淋巴瘤的诊断。“那天是 2015年 5月12日，我不需要翻资料，就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海诺妈妈说，“这三年，每到 5月12日，我都会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我无法忘记那天的峰回路转，更忘不了给全家带来希望的李医生。”  12岁花季少女疑似身患淋巴瘤 有一个文件夹，海诺妈妈放在家中抽屉的最下面，不敢触碰。在那个文件夹里，封存着海诺2015年4月20日到5月21日的全部看病资料。“这是我人生最糟糕的日子，回想起来全是眼泪。”海诺妈妈说起三年前的4月20日，仍历历在目，“那天海诺和平时没什么区别，放学回来后，我发现她脖子肿起来了，就带她去了医院。 ” 然而，经过半个月的求医，海诺颈部的淋巴结越长越大，已经超过3厘米。在外院做了手术活检，病理报告“疑似霍奇金淋巴瘤”，海诺妈妈得到这一消息宛如晴天霹雳。一听说霍奇金淋巴瘤是恶性淋巴瘤的一种亚型，“我彻底慌了，晚上上洗手间，都站不起来。”海诺妈妈哽咽了一分钟，说不出话，只能听到轻轻的啜泣声，“35岁我才生下这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即使到那一刻，她依然健康地围绕在我身边，我不能接受，这种厄运为什么要降临在她身上，降临在我们家。” 辗转于宁波、上海多家医院，海诺妈妈挂了五家医院的各类门诊号，可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就在决定住院化疗的前一天，海诺妈妈听说肿瘤医院病理科是全国最大的疑难病理会诊中心，抱着能更了解女儿病情的想法，她打了的士、拿着切片，直奔肿瘤医院。 那时候，海诺妈妈没想到，肿瘤医院病理科会给她这么大一个惊喜。 不抱希望去求医，却迎来峰回路转 5月12日下午，海诺妈妈在肿瘤病理科递交了切片样本，得知三小时之后可能会有初步结果，她就带着女儿，赶去做入院体检。 李医生给了她们不一样的检查结果。“经过仔细观察，我认为样本切片中的巨大细胞并不是霍奇金细胞，而是反应性的免疫母细胞，两者有时容易混淆。”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淋巴瘤”其实只是炎症。 李小秋说，病理科医生就好像是侦探，要从每位患者少则几张、多则数十张的病理切片中寻找诊断的线索，而观察到的各种细枝末节的形态变化和表型特点就是“证据”，找到这些证据，再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和影像检查资料，往往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显微镜下的“淋巴瘤世界”千奇百怪  淋巴瘤    “并不是所有细胞都很容易辨识其良恶性，有些‘善良’的细胞，却长着一张‘可怕’的面孔，而有一些长相还算‘温和’的细胞，却恰恰是恶性肿瘤细胞。”肿瘤医院病理科医生张岩说，“这时候就考验医生的专业水平，如何透过细胞的‘伪装’看到真实本质。另一方面，相似的形态改变还可能有着不同的成因和机制。要反复推敲并拿出最经得起考验的证据和推断，才能得到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同事们眼中，李小秋是一个细致严谨的人，遇上疑难病例，他经常会花上几天、数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用心揣摩，“因为我们是‘法官’，为患者负责任，确保诊断正确，是病理医生最应该拥有的品质。”由于病理诊断对于判断疾病性质以及指导临床医生决定治疗方案至关重要，在幕后工作的病理科医生也常被人们称为“医生的医生”。 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也跟不上日益增长的诊疗需求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外院病理会诊中心有两个窗口：一号窗口送检、二号窗口取报告。二号窗口前，常常挤满人群，因为从窗口递出来的那张病理报告，几乎就是“最终审判”。然而，这个“最终审判”通常要等上几天到数周。 “病理医生严重短缺，特别像我们这样作为区域性会诊中心的科室，一方面要满足本院日益增长的临床需求，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疑难会诊病例，自然是日趋繁忙，超负荷运转。”李小秋每天8点上班，下班则常常已是半夜。 据了解，目前全国约有1万名执业病理医生，缺口高达9万人。培养周期长、工作风险高、劳动报酬低是年轻医学生不愿意选择病理专业的部分原因。 2015年8月，海诺妈妈和女儿从宁波赶来给李小秋送锦旗，却几乎没说上话，因为李医生实在太忙了。这三年，海诺妈妈只能趁着逢年过节，给李小秋发个微信，拜个年，道声谢。 上个月的会面，李医生也只来得及问了几句海诺生活情况就走开了，但海诺妈妈不以为忤，因为在他的忙碌身后，可能是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李医生给我们家带来的新生，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海诺妈妈说，“我希望我的女儿能一直来看看李医生。”
觉得好，请点赞！  来 源：《文汇报》 编 辑：刘雁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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