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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即农历七月七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节日，与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一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西方影响，在当代社会，七夕往往充斥着爱情的喧嚣，其传统文化内涵则渐趋弱化。基于此，本文拟从典籍文献中检索寻觅，溯源七夕节，探求其发展过程中日益丰富的文化内涵。 溯源七夕节：牵牛、织女与七月七日 刘 璐 我国先民是最早仰望星空、占候天象的人群之一。作为北半球夏半年，特别是农历七月夜空中隔着银河相望的两颗格外耀眼的明星，牵牛星和织女星自然不会逃过祖先的观察。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可知，牵牛、织女二星在传统天文观测中的重要地位。以现存的文献资料观之，牵牛、织女之名早在《诗经》中便已出现。《诗经·小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讲的是织女终日忙碌却不能织出美丽的花纹，牵牛也不能拉车载箱，是一首怨刺西周王室诛求无已、劳役不息的诗。然而，细玩诗句，我们尚不能于天汉（银河）、牵牛、织女等元素中窥见后世牛郎织女浪漫神话的痕迹。但是从织女之名以及“七襄”（指多次移动）、“报章”（指牵梭引线来回织布形成花纹）等与纺织相关的词汇可以判断，在周代，织女星就已经有了和女红相关的文化意义，这很有可能便是后世七夕节中穿针乞巧习俗的源头。 而将牵牛、织女同男女婚恋联系在一起，最迟在战国末年已有端倪。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内容涉及行政、法律、医学、占卜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功用和后代的黄历相类似、主要用于卜选吉凶时日的几种《日书》里便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等文字。显然，就《日书》的功能而言，其主要目的是劝诫大家不要选择戊申和己酉这两个“晦气”的日子举办婚礼。不过“三弃”“弃若亡”等词汇也分明透露着，此时牛郎织女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情深义重、恩爱有加，反而和先秦文学屡见不鲜的“弃妇诗”中的男女形象颇为近似。 在秦汉及以前的民俗中，不仅牛郎织女的关系并不如后世传说中那样亲密和美，七夕节所在的七月七日，也不似一般意义上的佳节良辰，反倒与当时习见的方术迷信活动颇有关系。保存着许多古文献残篇断章的北宋类书《太平御览》中便引用了不少相关的记载。试举两例如下：《太平御览》引汉代纬书《龙鱼河图》言：“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毕岁无病。”讲的是农历七月七日那天，男的吃7颗、女的吃14颗小红豆，可以保证一年都不得病。又引汉代方术书籍《淮南万毕术》言：“七月七日采守宫阴干之，合以井华水，和涂女身，有文章，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说的是借壁虎和朱砂来检验女性的贞洁。管中窥豹，可知汉代七月七日的风俗习惯和今天人们熟悉的七夕节的常见节俗颇为不同。 然而，汉代也正是牛郎织女传说和七月七日习俗发生转变的时代。其中，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托名班固所著、实成书于六朝的杂史《汉武故事》记载：“（武）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七月七日作为天子的生辰，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加之武帝本人雅好神仙方术，在生日当天举行一些宣示祥瑞的迷信活动为自己祝寿是顺理成章的。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即有记载：“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 而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有理由相信，统治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汉武帝亲手为七月七日这个本身方术意味浓厚的日子添上了吉祥色彩，从而风气相袭，帮助该日完成蜕变。 除了庆祝生日，好事神仙的武帝也对牵牛、织女格外垂青。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武帝在上林苑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军，模拟牵牛、织女分列银河两岸的天象，以昆明池象征银河，在池两侧各摆放一尊石像，东侧象征牵牛、西侧象征织女。此事在班固《汉书》《西都赋》，张衡《二京赋》以及汉魏时成书的《三辅黄图》等文献里都有记载。这两尊石像至今仍然伫立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汉代昆明池遗址内，可谓是古都两千年历史的见证者。后世之人，看到夹水对峙的牵牛织女石像，难免想象驰骋，将牵牛织女视作被浩浩河水阻隔不得相会的恋人，再逐渐附会上天帝阻碍、喜鹊相助、架桥相会等其他元素，最终演绎出今天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这往往也是民间传说产生、发展的一种常见模式。 同样在汉代的宫廷中，后世七夕节中的一些重要节俗也已经出现，比如穿针乞巧。据托名西汉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即采女，汉代宫女的称号）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到魏晋时代，穿针乞巧与七夕节的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文人歌咏七夕诗歌的主要意象之一。该习俗历代相沿，遂使七夕节有了乞巧节的别称。在民间，七月七日巫医方术方面的迷信色彩也有所消退。据汉末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在当时民间，民家有在七月七日制麹、制药、制干粮、晒布、晒书、采香草等习惯。 魏晋南北朝是牛郎织女神话和七夕节俗的成形期。在传世的诗歌以及文人的笔记中，牛郎织女不仅在感情上峰回路转、“你侬我侬”起来，产生了像《迢迢牵牛星》那样脍炙人口的诗作，其相关的故事元素、情节也逐渐丰满。梁代殷芸的《小说》首次记录了情节较为完整的牛郎织女神话：“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会。”该版本除了“鹊桥”元素缺失外，和今日主要流传的故事版本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同时，据西晋周处《风俗记》记载：“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曰：'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此日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可知，三国时，七月七日不但完成了向“良日”的华丽转身，时人在当天还会特地准备面条食用，显示该日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一时期，牛郎织女神话和七月七日结合得更为紧密，同书记载，周处故土所在的吴地已形成 “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即牵牛星）、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徵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的祈愿风习，这种“拜星祈愿”的习俗也延续到了后代，成为七夕节的主要内容之一。 到了唐宋，与牛郎织女神话相关的七夕节庆活动基本定型。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新的节俗也相伴产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对北宋东京的七夕节留下了许多记载。宋代东京的七夕庆祝从七月初一便已经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七月七日当天。除了传统的设供、乞巧、拜星、祈愿等活动外，汴京人民还形成了争相购买“磨喝乐”（一种泥塑童子人偶）、“水上浮”（黄蜡塑成的水禽玩偶，可浮于水上）等前朝未见新事物的习俗。这种变化和宋代空前发达的手工业以及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是节日习俗受到经济发展影响产生变异的生动体现。 总而言之，牛郎织女的传说脱胎于上古先民观测星象时产生的想象，经累代演绎而成。而七月七日早期是一个方术氛围较浓的日子，后来逐渐产生吉日的内涵并与神话结合，最终形成七夕节。而七夕节的相关习俗也深刻地烙印着社会发展变迁的痕迹。 无限情思出毫端 张 诚 古籍中关于牵牛织女以及七月七日的记载翔实丰富、充满生活气息且富于趣味性。虽古今节俗有异，但从古至今，七夕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特定意象，承载着爱情的欢喜悲忧，并借助文人之笔迤逦驰骋。今天，我们就追随着文人笔墨，探访古人七夕时节的幽思与深情。 七月流火，天气转凉，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七夕之节，在周朝便已有雏形，后世相沿，本为女性乞巧针黹的节日，慢慢又融入了织女和牵牛的传说，二者相附，七夕便兼具了男女姻缘的内涵。不过，与今天人们庆祝七夕节的兴高采烈不同，古代文人笔下的七夕节似乎总是“道不尽，许多愁”。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出自《古诗十九首》里的诗篇传颂近两千年了，可见，从汉魏时起，这七夕的主人公牵牛和织女便已在文人笔下陨涕了。其实，在更早的《诗经》里便已然有二位的身影了。《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足见，当时的先民们便通过对星象的观察和想象，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牵牛和织女形象。 汉魏之后，关于七夕的歌咏渐渐多了起来，这或与汉代乞巧习俗以及牛郎织女传说的逐渐成形有关。诗人们也开始描绘想象中织女与牵牛相会的场景。南北朝的大诗人庾信在《七夕诗》里写道：“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登车赴程，旋又分离，今夕之恨，明年之花，其情景如在目前。唐人王建的《七夕曲》则对牵牛织女七夕相见前后的场景描摹得更为细致：“河边独自看星宿，夜织天丝难接续。抛梭振蹑动明珰，为有秋期眠不足。遥愁今夜河水隔，龙驾车辕鹊填石。流苏翠帐星渚间，环佩无声灯寂寂。两情缠绵忽如故，复畏秋风生晓路。幸回郎意且斯须，一年中别今始初，明星未出少停车。”全诗站在织女的角度叙写：一个人在天河边看着星宿，夜里也还在纺织，丝线断了却不想接续。踩着踏板，抛着梭子，不停忙碌着，却是因为心里惦念着和牛郎的约定而不愿入睡。龙鹊驾车填石，载织女过河会见牛郎。有情人终于相会，两情缠绵却一霎间又要分离。相见之时也是离别之始，令人生出无限怅惘。全诗描摹细腻，夜织天丝、龙驾车辕、鹊鸟填石等，都是七夕的独特场景，很有画面感，颇有电影的效果。 但在有些文人墨客笔下，无需细致描摹，只用淡淡数语，便可以传递出无穷的意味与脉脉的深情。例如孟郊的《古意》：“河边织女星，河畔牵牛郎。未得渡清浅，相对遥相望。”没有过多的描写，却令读者体会到了织女和牛郎欲相见而不得的愁闷心情，可以说是辞浅情深了。在叙写牵牛织女的离愁之苦方面，唐人卢纶和戴叔伦的两首诗允称佳作。卢纶《七夕诗》：“祥光若可求，闺女夜登楼。月露浩方下，河云凝不流。铅华潜警曙，机杼暗传秋。回想敛馀眷，人天俱是愁。”人天俱愁，只觉得这愁已经充斥了天地间。而戴叔伦的《织女词》则谓：“凤梭停织鹊无音，梦忆仙郎夜夜心。难得相逢容易别，银河争似妾愁深。”织女愁深堪比银河，日夜望着的银河，简直是一条愁水漫漫浩浩。 天上的牵牛织女如此，那地上的痴男怨女又如何呢？请看李贺的《七夕》：“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天上分金镜，人间望玉钩。钱塘苏小小，更值一年秋。”七夕之日，午夜梦回，心中满是愁闷，为何呢？原来自己和爱人已经分离又一年了。男子如此，女子又怎样呢？《行香子·七夕》：“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这首词的作者乃是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读罢，仿佛看见七夕月下的李清照满含深情的愁眸，思念着她的爱人赵明诚。两位作者都将天上的牛郎织女与地上自己和爱人的处境相串联，在七夕这天，将心中郁积的愁绪借诗词倾泻出来。 说到七夕的情与爱，便避不开唐明皇与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乐天的千古名篇《长恨歌》，挑动了无数读者对李杨爱情的艳羡与惋惜。后世歌咏之作，历代皆有。李商隐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一悲一乐，引发人们无限慨叹。清代的洪昇还作了一出《长生殿》传奇，文辞精拔，荡气回肠，直到今天还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但也如前所说，七夕本是女性针黹乞巧的节日，以之成诗，文人笔下则多了几分欢愉。唐代的权德舆便有两首作品描写了七夕当夜的喜庆场景。其一为《七夕见与诸孙题乞巧文》：“外孙争乞巧，内子共题文。隐映花奁对，参差绮席分。鹊桥临片月，河鼓掩轻云。羡此婴儿辈，欢呼彻曙闻。”委婉有情，满目温馨。还有一篇《七夕》：“今日云軿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两首诗里的家人都喜气洋洋地庆祝七夕，一改文人笔下七夕的愁苦离别之态。 此外，在七夕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难免会有风流才子做些特别的事。比如陈后主，曾在七夕与臣下欢宴，写下了11首咏物诗。而晚唐五代的才子和凝在《杂曲歌辞其二·杨柳枝》里则写道：“鹊桥初就咽银河，今夜仙郎自姓和。不是昔年攀桂树，岂能月里索姮娥。”其中所写的情境，读者们恐怕已经猜了个差不多吧。这是作者自述七夕与女郎欢游，而将女郎比作织女，攀桂树，是说诗人曾高中进士。 自古文人笔下的七夕，悲稠于喜，愁多于乐，笔下之情，既为天上的牵牛和织女所抒，亦为世间的离情别景而叹。这也是七夕在中国诗歌中独特的文化内涵。然而，文人笔下虽愁肠百结，现实儿女却言笑晏晏。因此，不妨以白乐天的一首《七夕》作结：“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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