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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所处的时期是比较繁荣的盛唐，这时候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意识已经觉醒，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开始创建，诗文的批评处于演进之中。至此，白居易的诗多描写现实生活，语言比较朴实易懂。  白居易认为文章应该是要为现在发生的天下大事而写的，诗歌应该为社会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写的。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对领导者而言可以当作观察时政利弊的辅助方法，而对大众平民而言，诗歌又能尽情抒发心中的感情。他提出诗歌应当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积极干预生活。这其实和《论语.雍也》里面所说的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面说明，诗歌要讽喻现实。《与九元书》强调诗歌语言继承《诗经》“风”和“雅”并且反应现实的优良传统，他批判了诗歌辞藻华丽的唯美主义和诗歌的形式主义。主张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希望摒弃齐梁浮艳风的不良倾向，做到尽善与尽美的完美结合。  白居易为后人写作留下了好的文论，但是白居易也有缺点。他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砭时弊的实用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 一直在强调诗歌的实用，在用的时候如果不注重诗歌应有的平仄以及其他的一些修辞骈文，这样就和我们当下看到的白话诗差不多了。这和中国先秦之前创作艺术形象的基本美学原则，形神兼备相违背。  白居易说创作要用“实录”的方法，他否定了诗歌要用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 实录就是像记录一些事情一样，不用要用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所以就忽视了艺术所具有的含蓄的蕴籍，没有艺术鉴赏的价值，就像拍照片似的，体现不出来没有味外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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