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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与惩罚：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犯罪史 作者：[英]阿瑟·伯恩斯
▍本文改编自伯恩斯教授讲座（Arthur Burns），原载“世界历史茶馆”公号
1、我们能否知道历史上有多少犯罪行为？ 当然，我们只能看到纪录在案的罪案。一些网站对这些记录做了整理，比如Old Bailey records (www.oldbaileyonline.org)和Locating London (www.locationglondon.org)，后者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标出犯罪事发地。 官方统计从1805年开始出现，但由于判定标准不同，一些罪行需要重新考虑。当时对某些罪行的定义与现在不同（过失杀人曾被认为属于谋杀），而且对某些新罪行的认定不断出现，另外，部分在当时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现在已经并不违法（如同性恋和堕胎）。 法庭记录和报纸报道也会记录犯罪行为，而且会受到某些因素影响。当人们关注犯罪问题时，可能会披露更多犯罪行为；有时，人们也会对罪行进行夸张描述以宣泄不满。
2、对犯罪史的研究是什么样的？ Douglas Hay 是较早研究18世纪犯罪问题的学者，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材料。Hay研究了18世纪Stafordshire郡的记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1740－1800犯罪率骤升(192%)，这跟人口增长和人口比重有关。 2）每次战争结束后，犯罪率会上升，直到下次战争爆发。 3）战时，犯罪率会随生活成本变化。 他对这些现象作出了解释： 1）战时，年轻男性奔赴战场，犯罪问题不显著。 2）这使得犯罪行为主要是非惯偷进行的小规模盗窃，尤其为女性所为。 3）战后，士兵回乡，会引发对犯罪的恐慌，导致更多对犯罪行为的报道。 1805年后，英国形成了一个"犯罪潮"，犯罪种类和罪犯人数上涨。19世纪末期，犯罪行为又骤降。这是新的警察制度的胜利？或是人们开始变得自律了？或是很多案件并没有结案？这一时期，犯罪行为多位小偷小摸，谋杀被视为非常严重的事件。有组织的犯罪或职业犯罪很少发生，但一直存在。
1、警察的历史 18世纪，大多数治安活动由教区级的警官和普通民众维持，这是一个廉价的组织模式。随着城市化的推进，18世纪70年代后，有人开始提议国家组建治安维持机构。在伦敦，菲尔丁兄弟（Fielding，小说家亨利和他的盲兄弟约翰）呼吁有效率的治安组织，并于1750年组建了第一个职业警察力量"Bow Street Runners"，他们也在报纸上宣传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私人擒贼员和赏金猎人。
不过菲尔丁兄弟的计划作用有限，19世纪的前25年，罪犯的流动性增强且相互间也开始团结起来，犯罪行为明显增加。当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袭来后，富人先前对王室的恐惧转向了下层民众，他们开始对组建警察力量关心起来。1829年，时任内务部长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r）促成了“都市警察法”（Metropolitan police act）的通过，这一法案被认为是英国现代警察的开端，苏格兰场出现了伦敦的警察机构。1839年“皇家治安部队法”（Rural Constabulary Act）颁布，允许（不是强制）各地组建警察力量。 在皮尔担任内务部长前曾在爱尔兰工作，他亲身经历了爱尔兰的骚乱。当地治安长官除军队外没有可用的维稳力量，而军队造成了大屠杀，这对皮尔触动很大。警察对类似问题的处置就好得多，比如1848年的宪章运动。 但刚刚组建的警察组织运转并不令人满意，警察工作常常心不在焉，对罪案的处理也效率低下。在曼彻斯特，维持警察机构运转的开销是盗窃造成损失的三倍。这使得新法律颁布，1856年的“郡和城镇警察法”（County and Borough Police Act），这项法案要求各地行政机构组建治安力量，并承诺予以协助。1878年“中央调查部”（Central Investigations Deparment）成立，强化了侦探机构。1883年针对爱尔兰的恐怖事件，又组建了应对机构。 侦探机构的组建使得警察具备了英国现代警察的特性。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英国仍旧没有国家警察力量。 到19世纪末，犯罪被视为社会堕落的体现，这可能反映了警察文化的发展和对之前高犯罪率时代的反应。 2、法庭 18世纪，法庭的运作形式与今日不同。很多起诉是受害者发起的（现在多为警察），很多案件被单方面解决，还有一些在被诉诸法律之前便诉诸了暴力。18世纪50年代后，司法机构试图鼓励人们起诉。19世纪中叶，警察渐渐开始起诉罪犯。
18世纪初期，最流行的惩罚思想是“bloody code”——处以极刑，随着犯罪率提高，死刑数量也在上升。处决是个重要的场景，它是公开的而且是仪式性的。人们认为，被处决的人的尸体十分特别，甚至有魔性。尸体会被政府十分残忍而匆忙的转运至医学院。 18世纪中叶，还有两种惩罚形式十分重要，一种是体罚和羞辱，比如鞭刑、枷邢、烙印等，另一种是流放到殖民地，开始是美洲，后来是澳大利亚。监狱并不常用，有些监狱变成了宣判的地方。当时，人们认为惩罚只起到威慑作用，而不能改造犯人。 18世纪七八十年代，惩罚开始起变化，某些体罚被禁止。1779年烙印和公开鞭刑被废止；19世纪20年代，死刑被大幅度削减；1837年枷邢也被废除；60年代，公开处决被废除；1853年流放也终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监狱的兴起，这段时间，监狱被大规模建造。监狱中的犯人不能通信，被隔离开，时时被监控着。关于惩罚的理论也开始变化，人们认为惩罚可以改造犯人了。
一些人认为，法律背后存在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没有被执行，只是因为制度的低效。但哈伊（Douglas Hay）表示，司法系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穷人常常被定罪，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往往被赦免。处罚的关键是赦免权的使用，最后时刻，赦免权是否执行往往取决于财力和权力。事实上，仅有少数贵族为维护法律公正而被牺牲，这些贵族往往犯的是与道德有关的罪责，如：同性恋。 也有人不同意Hay的观点。兰博约（John Langbein）是律师出身，他指出，事实上很多原告与被告属于同一阶层，并不是贵族。现状往往是穷人偷穷人，因为富人的财产已经被很好保护。而这些穷人之所以能起诉，也是因为在国家的支持下，他们的起诉费用已经减免。同时，兰博约和金（Peter King）注意到陪审团的重要性。没有判决可以在陪审团缺席的情况下进行，而陪审团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而非上层精英。King发现，大多数赦免都是基于实际情况，而非贫富关系。 一些历史学家更进一步指出，就法律本质的客观性而言，出于保证它的公正性起见，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政府们如果想让它能长久被认可，必须尊重它，毫无别的选择。1768年，一些反叛者在伦敦的圣乔治区（St George`s field）被处死后，激进分子们便要求军官承担过失杀人罪，最终这些军官也被正式定罪。 值得一提的是，在Hay的讨论中，他过于小看了彼时教会的作用，而将核心放在了精英的影响。事实上教会的影响值得商榷的。 19世纪，加特莱尔（Vic Gatrell）也想证明法律的阶级属性。他认为：“法律的历史就是一部富有的人如何惩戒下层人的历史。及至现代，法律则是官僚、专家以及警察运用它，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辩护的历史。”他认为法律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此时的犯罪成为了工人阶级对上层精英的威胁。但这并不是完全一项阴谋，因为当时的法律并未将一些事件定罪。中产阶级的罪行也是慢慢才被法律规范，如家庭暴力等。当时监狱中的犯人多为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很少，仅为1/29。不足0.4%的罪犯是受过教育的。 与此同时，由于整个制度是依靠税收作为资金来源，警察们也都乐于迎合中产阶级，穷人们也更被妖魔化。虽然警察被认为是攻击工人阶级文化的工具，但是反观当时的工人阶层，工人们确实崇拜暴力，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并刻意对传统的“尊严”保持距离。学者琼斯（David Jones）认为，警察是中立的力量。即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有诸多弊端，但工人们依然支持这种经济制度并希望它发展繁荣。 在汤普森（E.P.Thompson）看来，惩罚是共同体用以捍卫自身传统和道德的方式，然而只在初期比较适用。比如偷窃这种行为，整体而言穷人不会是受害者。又如偷猎，更多为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协调，更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就并非如此。 法律同样可以为双方所用，穷人和富人都可能会出于不好的动机利用法律，我们不能将法律视为穷人和富人的战场而归罪于法律本身。在当时，无论何人，只要有资源和受过教育，总是更容易达成目标。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cault）则通过分析新型监狱，指出惩罚方式的改变（残忍的极刑逐渐废止，更多监禁训诫），是为了迎合处在上升期的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创造了处于被规训状态的社会。这个体系本身也摒弃了不利于新型社会体制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健康、权力与罪罚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 阿瑟·伯恩斯教授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早年在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任教，并曾任《过去与现在》杂志编辑，后受聘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伯恩斯教授现为国王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近代英国史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会长，英国国教会档案协会副会长，“英国国教会教士数据库（1540-1835）”项目总监。伯恩斯教授是近代英国宗教史研究的权威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近代英国宗教与政治、英国国教会及其教士等。主要代表作有：《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London, 2004）、《重新思考改革时代》（Rethinking the Age of Reform: Britain 1780-1850, 2003）、《牛津英国人物大辞典》（副主编，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004-）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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