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年代，我和电视剧结缘——为《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而作

编者按

   中国电视剧诞生60年之际，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携手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组织国内权威专家，策划编撰完成一套丛书《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丛书(1958-2018)共六卷9本，分为《编年史》《法规卷》《创作卷》《产业卷》《剧目卷》《人物卷》。丛书从不同视域立体勾勒出中国电视剧60年来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独舌主编李星文以评论家的身份入围了《人物卷》，下为他为丛书撰写的自述。

关于电视的最早的回忆是日本动画片《龙子太郎》。
 
从小长在山西北中部忻定盆地的乡下。记事时已到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乡下经常有露天电影放映，电视尚是奢侈品。
 
最初，我们这个八百多人的村子并没有电视机。但离村子1公里开外的部队农场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印象里是17吋的。村里的孩子就经常在农场边上的盐锅里煮了土豆作为晚饭，饭后去跟战士们一起看电视。《龙子太郎》是在那儿看的，《敌营十八年》也是在那儿看的。

后来村里有了电视机，集体的。村委会还叫大队，下辖三个生产队。大队买了一台，17吋的，在大队部放。相对富裕的生产二队也自己买了一台，14吋的，在二队长家边上的空地上放。
 
我们家属于第三生产队，所以我多数时候自觉站队，前往大队部看大电视。《排球女将》在这里看的，《霍元甲》也是在这儿看的，《血疑》《铜鼓》《武松》《西游记》的试映集《除妖乌鸡国》...都是在这儿看的。
 
我进城读初中之前，除了上课、做作业当好小学生，业余精神生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小人书，二是评书话本、通俗小说，三是电视剧。尤其是电视剧，为我打开了一个目眩神迷的神奇世界。电影是十天半个月放一场，电视剧却是天天都有。中央电视台已实现每天播出，而“本省自办节目”还是隔天播出。

记忆中，看武打片是整个80年代的热门娱乐项目。先是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在全国范围内经久不衰地上映，后来在电视荧屏上播出，仍然反响强烈。然后是山东电视台的《武松》，进一步点燃了好武者的热情：成年人以为谈资，少年人开始揣上仗剑走天涯的梦。

继而是经典港剧《大侠霍元甲》横扫大江南北，香港人设计的动作场面的确匪夷所思，我光在电视里就看了三遍。先是省台播了两遍。后来曾经拒绝过这部剧的中央台也抵不过观众热切的呼声，也以每晚三集的进度播了一遍。这中间，县城录像厅里还售票播出，其比较优势在于：电视台每晚只有两集，顶多三集，而录像厅是一气播完，循环播放。照样门庭若市。

《霍元甲》之后就是《射雕英雄传》了。83版《射雕》的经典性不用说了，它在内陆开启了武侠时代。那时候没有收视率统计，但因为娱乐可选项不多，每部热剧的收视率想必都不会低于80%。而且重播之后再重播，省台刚播三集，市台已播十集，省市都播完了，中央台再来一遍...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实际上，《射雕》未窥全貌，《西游记》刚播了11集，全集尚未完成，我就去县城读中学了，是住读而非走读。这下，与电视剧的不解之缘几乎就被切断了。只有每周六骑车5公里回村，才有机会看剧。当时真是争分夺秒，晚上看大队的彩色电视机，白天看隔壁大爷家的黑白电视机，不想错过任何一点宝贵时间。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自《西游记》。《西游记》1982年开机，6年拍了25集，物以稀为贵，以每周六一集的频率在中央一套播出。这本来对于学生党来说是一种便利，看剧、上学两不误。我也就看得津津有味，这周看了等下周，当作繁重功课中的精神寄托。

然而有一个周六，回到家发现村里又停电了。乡下停电是常事，但这个节骨眼上停电可是要了亲命了。毫不夸张地说，看《西游记》是我这个剧迷每周的节日。我从下午就开始祈祷，赶紧恢复送电。直到晚上过了播出的点儿，我仍然爬上房顶，遥望远方星星点点的灯火，期望家里瞬间恢复光明。

但那天就是没能等到送电。我像霜打的茄子般度过了那个夜晚。心里全是恶毒的诅咒。时间过去30年了，那一晚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越是短缺，就越是迷恋。在中学六年总也看不够的饥渴中，我彻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电视剧痴迷者。到大学就好多了，电视柜由学生会掌管，学生会由好哥们当家，看剧变得容易了些。后来，宿舍里还有了电视机，这事就更简单了。

那时候，只是单纯的喜欢，并没有想着把它变成职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爱好是最大的执念，现在很庆幸自己没有错过从19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的电视剧史上的每一部经典作品。《西游记》25集每集的五字剧名，我到现在都能背诵个八九不离十。

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了4年拿到工学士，又花两年时间读了中国新闻学院的文学士，从此由工转文，步入媒体人生涯。从《中国经济导报》到《北京青年报》，做过时政、社会、文化、体育、财经的报道和评论。这期间真是变成了杂家，以一个职业新闻人的自我要求，尝试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当然，对电视剧的热爱也没有改变。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转型期仍然出了大量好作品，我基本上都在第一时间看了。

2002年10月到2005年10月，我是《北京青年报》文化版组执行主编。这让我有机会再续前缘，把爱好变成了工作，而且获得了与业界亲密接触的机会。2005年11月到2013年12月，调换部门当上本报评论员。左手时政评论，右手文艺评论，一干就是8年。
 
与此同时，我从1990年代末开始网络写作，从论坛时代到博客时代到微博时代到微信时代，一直都是网络媒体的参与者。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从少年时期就热衷的电视剧可以用来写点东西。

从2007年年中起，我花三年时间，在博客上写了记忆中的经典电视剧的观感和相关的种种讯息，也可以称之为“电视剧简史”。2009年参与北京电视台大型文化记事节目《百花》的撰稿，更有机会与电视剧界诸多响当当的人物面对面聊天，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2010年，我把三年写作成果梳理了一遍，出版专著《黄金档——温暖中国人心灵的40部电视剧》，以民间视角和媒体观察的形式，首次记录了中国电视剧的曲折来路，以及代表性作品。
 
说实话，这本书写得并不“规范”，每一章几乎都包括三种文体：一是缘于为《百花》撰稿而生的电视咏叹体，二是着墨逸闻趣事的民间八卦体，还有面对面采访的对话体。所幸，虽然驳杂不纯，但文献价值有之，第一次梳理1979年到2009年的电视剧史的稀缺性也有之，可读性也还过得去。

这本书的发行量不大，但给我的媒体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与从业者或者研究者接触，知道这本书的人甚多。这也坚定了我继续从事电视剧研究的信心和决心，暗自给自己勾勒了更大的写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