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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青铜器馆参观，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青铜器的诞生及制作、使用，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距今 5000 年左右，伊朗南部、 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地区即开始制造青铜器。 距今 4000 年左右，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大量的考古发掘证 明，四川盆地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至迟在公元前 1600 年左右，巴蜀青铜 器在与夏商周的青铜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有独具特征的青铜文化。
 中国文献中，关于古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若晨星。所以，古巴蜀的历史在学术界一直显得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然而，古巴 蜀文化研究的滥觞，随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成都白马寺一带大量青铜兵器的出土，开始显露。 接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新繁水观音、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彭州竹瓦街、成都羊子山、成都百花潭、重庆涪陵 小田溪、成都新都区马家乡、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以及茂县、宣汉县等地，四川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 器。
此外，与四川相邻的陕西汉中、宝鸡以及湖北宜昌等相邻省区也都发现了具有巴蜀文化特征的青铜器。 发掘证明，在广袤的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大约 3500 年前，古蜀先人就创造了一个高度文明的古国，同时创造了灿烂的巴蜀 青铜文化。青铜器，代表了蜀古文明的最高成就。目睹这一批批宝贵的遗产，我们不得不感叹，古蜀先民们在 创造文化文明时， 所体现出的宽大胸怀和机敏睿智； 不能不钦佩，古蜀先民们在创造富裕的物质世界的同时，创造了流芳千载的灿 烂的四川青铜艺术。
根据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四川境内，东起巫山、达县，西到汶川、石棉，南至越西、会理、泸州、北到广元、青川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巴蜀青铜器出 现。和四川相邻的陕西汉中、宝鸡、湖北宜昌、荆州以及湖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也都有巴蜀青铜器出土。 巴蜀青铜器，在商代就创造了非常灿烂的青铜文化，三星堆 青铜器是其典型代表。西周时期， 则以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为代表。
这里，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先去领略一下四川彭州竹瓦街的历史云烟吧。
第一单元 “竹瓦烟云 ”
1959 年在彭州市蒙阳镇竹瓦街窖藏出土一批青铜器，共 21 件，多为精美的重器。1980 年在距该窖藏仅 25 米的地方，又清 理一个窖藏，共 19 件。这批铜器制作精美，颇具地方风格，但亦有深深的商周文化烙印。下面介绍竹瓦街出土的一组铜罍（酒 器） 。 
这是一件羊首耳涡纹罍。 覆豆形盖，四面有立棱，立棱间凸铸四个四合漩涡纹。圈足形把手，子口与器身吻合。器身直口、 斜肩、鼓腹，下收接于圈足。肩饰立体盘角羊首双耳，环列六个四合漩涡纹，颈间及腹部至圈足四面有立棱，腹下一面有羊首形耳。通身素地，造型简洁明快，铸造精致。
这还是一只山羊呢，你看它的角，真是栩栩如生啊，这可是西周时代的青铜器，起码3000多年前的器皿了，
蟠龙盖兽面纹罍 （音 lěi）盖饰立体昂首蟠龙， 扇形角有齿。 更为精致的是前足，踞于盖顶，盘尾为盖。背上有立棱，身饰双回纹和常见的巴蜀符号。龙首下饰蝉纹，外饰云雷纹。罍直口， 颈肩之间饰弦纹，肩部饰卷身夔纹，四趾分明。对称兽形双耳，似为夔形蟠龙。两个相向夔纹间为夔形牛首纹，其上饰两相向的 犀纹，两犀之首同合于矮钉柱下。腹部两面各饰饕餮纹，大口、巨目浓眉。下腹一面有兽头形小耳，圈足上饰夔纹。纹饰，与殷 周时期的铜容器上常见的蟠龙纹、夔纹、云雷纹相似，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这件蟠龙盖兽面纹罍（音 lěi）与前面的好像姊妹花。盖饰立体昂首蟠龙，角上出枝杈，形似十字，前足踞于盖顶，盘尾为 盖。背上有立棱，身饰双回纹和常见的巴蜀符号。龙首下正中饰蝉纹，外饰云雷纹。器身直口，敛颈，颈间饰弦纹两周，肩部饰 怪兽形带环双耳，双耳间饰立体盘角羊首，羊首下饰牛纹，牛纹两侧为相向的卷身夔龙纹，爪趾分明。空白处填以雷纹。下腹部 3 两面各饰饕餮纹，其间饰羊头小耳。圈足上饰一牛纹，两侧为相向的夔纹，空白处填以雷纹。其造型和纹饰与 1979 年辽宁喀左出土的铜罍相似，反映出古代南北文化的紧密联系。
这两件单独放在玻璃柜中青铜器显然来头不小， 
这件西周时期的兽面象首纹铜罍，因为他造型大方，铸造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堪称四川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罍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耳，即把手），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耸的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夔为一种变形的小龙）；腹部为浓眉大眼的夔龙、张口蜷身，独足四趾；腹下饰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器体相对应的鸟形扉棱，扉棱之间装饰有卷身夔龙，以扉棱为鼻，云雷纹为地。这件铜罍的造型和纹饰，以浮雕和圆雕的手法突出主纹和装饰器物的某些特殊部位，对称布置，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整个铜罍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其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于一体。显得大气——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
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器体相对应的鸟形扉棱，扉棱之间装饰有卷身夔龙，以扉棱为鼻，云雷纹为地。 
好精致的象首，这也说明在古蜀国时代（3000多年前）成都平原和附近的山野，森林密布，还有不少大象，这些在我后来去参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时都得到了证明---因为当年发掘时都出土了大批象牙，古代的工匠们有了实物才会铸造的如此逼真！ 
腹部为浓眉大眼的夔龙、张口蜷身，独足四趾；腹下饰牛纹一周。 
人面牛纹大铜罍，西周 通高79厘米，腹径41厘米 1959年彭州竹瓦街出土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罍盖的顶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饰纹犹如头上戴冠的人面，与广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头饰有几分相象，使人猜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盖身反时针饰前蹄下跪侧面同向的四个牛纹，罍双耳为圆雕牛头形，而牛身一分为二饰于肩两侧，两牛尾之间再饰一牛头，腹下另饰一小牛头形耳。所有的牛纹都采用比较写实的圆雕或高浮雕塑造；值得一提的是，从牛角等造型特点看，所饰之牛，都有一对弯曲的牛角，当为四川地区耕田的水牛形象。由于该罍装饰的牛纹较多，因而也有人将该罍称作牛纹罍的。全器除主图外，没有再饰其他纹饰，器身素洁，翠绿亮润，如翠玉一般，是古玩界常说的典型“绿漆古”。整件器物制作精美，简洁大气，不愧是巴蜀青铜器的代表，国之重器。 
竹瓦街窑藏青铜器既有中原青铜器的影子，也有巴蜀青铜器的地区特色，因为古蜀国毕竟是商代的一个方国（诸侯国），理论上它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所以青铜器的风格反映出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融。
从彭州竹瓦街两个窖藏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窖中所藏珍贵文物看 ,它可能是 古蜀国王位嬗变之际 ,失败的统治者于逃遁或出走途中将宫廷重器舍弃匿藏的遗存（我认为---也可能就是后来秦国灭蜀之时，最后一代蜀王兵败剑阁之前干的）。
第二单元 “马家王气 ”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铜尊等大型礼器基本消失，铜罍形制发生较大改变，出现了鍪、釜、甑等为 代表的典型容器和组合完整的各式兵器。铜鼎、铜壶开始出现。具有文字符号意义的巴蜀印章大量出现。埋藏形式从商周时期的 坑埋、窖藏演变为以墓葬为主。 1980 年 3 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原新都县文管所在新都区马家乡清理发掘了一座战国早中期木椁墓。共清理出土大小铜器 188 件。 器物多为五件一组。 铜器浸齐腰的坑水中， 出土时俨然如新， 光彩夺目。这是迄今为止，在四川境内出土，层次最高、品种最多、组合最齐的战国铜器群。 
所谓”马家王气“ 的证明就是发现了疑是或被认为是古代蜀国”开明王朝“某代国君的印章（玺），既然是国王的大印，也就是说，墓主是一个国王，当然称得上是”王气“了。图中的两面放大镜就是方便大家聚焦观看那非常小的印鉴。 现在所称的古蜀国的地点在四川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之地。时处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
文献记载, 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 ( 伯灌)、鱼凫, 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 或说是蒲泽, 其后是开明。① 这些帝王名号怪异, 史料匮乏, 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长久以来, 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 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马家乡出土的兽面纹方印章，
简单的讲，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开明王朝自丛帝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秦国所灭，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直至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才废除蜀国。另外，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 
方形覆斗铜印 该印为巴蜀铜印中的精品。方印拱如覆斗，鋬 钮，周饰兽面纹。印文下方为二人相握，其间置一罍。人头上方各有一口部朝上的铎，上方正中为同墓出土铜器多有的特殊标 记。制作精美，内容丰富，可能是墓主用印。银锭形印则包含两个巴蜀青铜器上之常见符号“ ? ” ，可能是族氏或名字。结合 列鼎等器物组合来看，证明了墓主人的侯王身份。
“巴蜀印章”下部左右两侧有男女各一人相对并双手相牵，组成一神龛（供案）形；神龛前（或下）置放的洒溶器“罍”（礼器）中，正散发出阵阵酒香；神龛上部左右两侧悬挂物为打击乐器“铎”，似神圣祭典中的悠扬妙乐；神龛正中，一身穿精美织衣（似棕编衣）之人，正襟危坐，肃穆神圣。神龛上部正中的符号，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专家们认为这是一种族徽，是巴蜀王神圣权力的象征。同时，这枚文物印章中的图，也为古老而神秘的新都棕编之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由于“巴蜀印章”就出土在新都县城附近，更为新都（新繁）棕编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强有力的文化底蕴印证。 根据传说---开明朝的由来： 有一天杜宇（王朝的国王）的手下去巡视河道，结果看到居然有个尸体逆流而上，这奇怪啊，就把那个人从水下打捞出来，那个人被打捞起来，居然还晃了晃脑袋瓜子，说自己叫鳖灵，鳖呢，是王八的那个鳖，灵就是人杰地灵的灵，是楚国人，本来想去河边钓鱼，结果一不小心就掉到水里去子，把自己冲到这个地方来子。这事传到杜宇耳朵里，杜宇就想，这人来历这么奇怪，不会是上天让他来帮我治水的吧？于是立马下令：把那个鳖灵给带上来，看看有什么奇怪之处。手下把人带上来，两人一见，简直跟武侠小说中写的一样，真是相见恨晚啊，也不管什么君臣之礼了，就摆起了龙门阵。这一番深谈，人才！绝对是人才！杜宇马上安排鳖灵做了宰相。这下可任命对了，鳖灵当上宰相不久，上天就发了一场更大的洪水。这水更加不同凡响啊，比起当年尧时候的水是不分上下。老百姓们是死的死，逃的逃。蜀国人口被这大水一冲，就少了百分之六七十。大禹治水的时候，是用的疏导的方法。这鳖灵在治水方面可与大禹有的一拼，也用得疏导的方法，把巫山打通，把洪水都放到长江里去了。杜宇是个大度人物，见鳖灵治水功劳这么大，就让他做了国王，自己跑到别个地方去养老了。鳖灵号称开明帝，又称丛帝，建立了开明王朝，后来他死的时候，就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个说起来，跟大禹也有些相像。后来不知传到第几世，原先的都城有些旧了，而且不怎么适合居住，就找了个地方，重新建了一座都城，手下问开明氏说这个都城叫什么名字好？开明氏指着这个新建的都城说：此乃我开明王朝在蜀地建的首座都城，就叫“新都”吧！于是，这个世界上才有了“新都”（也就是成都郊县新都的由来）这个名字。后来被秦国给灭了。 由于杜宇和开明王朝的交接是和平进行，所以有学者说上面印章的两人携手象征二王和平交替。 
棕提梁铜壶 盛酒器
棕提梁壶 这是一组棕提梁壶，历经二千多年，出土时棕绳仍保存 完好。棕提梁壶，直口，颈稍敛，溜肩鼓腹，圈足。盖微凸，有四钮。肩上饰对称兽头铺首衔环双耳，以棕绳为提梁，一短绳连 于盖钮与环之间。通体素面。以棕绳作提梁的铜壶在四川为首次发现。
铜鉴 盛水器 铜鉴（音 jiàn） 鉴即盆子，大鉴可沐浴，古代镜未盛行时，古人常以鉴盛水后作镜。此鉴敞口，颈部略内敛，自肩至腹内收 成浅圈足。两侧有象鼻形耳，衔环。颈、肩部有虺纹，腹部饰蝉纹。 
铜缶(音 fǒu) 缶为盛水容器， 亦可盛酒。 此缶为直口， 宽肩， 鼓腹， 下腹内收为矮圈足。肩腹间对称象鼻双耳， 耳系一链双环。 肩上刻有巴蜀图语。盖上有四圆圈凸起，并有一圆钮。
铜缶 不要小看它喔，它可是国家一级文物。
邵之食鼎（音 dǐng）邵之食鼎的铸造特别精致，双附耳， 子母口加盖。 三兽足。 耳的两面饰三角雷纹。 盖顶中有一龙形钮，上套一环。环的两面又饰三角雷纹。盖上装饰的两圈三角雷纹， 将盖分为内、中、外三层。外层，三牛形钮鼎立，内层又是三角雷纹、索纹和以圆点为底的弧线连勾纹；中、外两层均以圆点为 底，饰以凤纹，腹部亦饰两圈凤纹。盖内有铭文“邵之食鼎”四字，乃春秋战国楚地流行的字体。邵同昭，是楚国的族姓。说明 它是楚器，其余四个鼎则是仿铸，无论纹饰还是铸造工艺，都大为逊色。五件一组的列鼎，是巴蜀青铜器吸收外来礼制的一个典 型。
我在观看时，正好有解说员对一个团队在解释，据说第一个鼎可能是蜀国和楚国因打仗或外交或婚姻而得来，原装货所以精致，后面的四个鼎属于仿造，所以较为粗糙。
怎么照，还是不能把一组五件鼎都照下来，
四耳铜壶 盛酒器
铜敦 盛食器
古代食器。青铜铸器。敦是从鼎演变而来。三短足、圆腹、口侧附兽首两、衔环。器有盖，盖上有三环，翻转过来成盘状。后来敦形演变作西瓜状，下有三短足，侧有两环耳，盖上作圆握。有的器作卵形的；也有作匾圆、四足，为站立的怪鸟形的。更有无足只有两环耳的，前人或名为“舟”，其实也是失去了盖的敦。敦多是春秋战国时器，这时器均不厚重，上或雕蟠虺纹，或有金银错。据考订，敦为盛黍稷之器，黍稷宜温，所以有盖。盖也能翻转过来使用。最初有三足，下边可以烧火，后来渐成短足，以至无足，遂为盛器。
铜釜 饪食器
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两耳。其用如鬲，置于灶口，上置甑以蒸煮。盛行于汉代。古代的釜，有铜制的，也有铁和陶制的。记得成语“破釜沉舟”吗？ 就是把煮饭的家当都砸了，表示决死一战。 
铜鍪 饪食器
铜鍪（音 móu）是巴蜀文化特征性青铜器，并向秦、楚及中 原等地传播 。一组五件。（前两件为双耳，后三件为单耳）敞口， 束颈，鼓腹，圆底，圈足，通体为素面，器物两侧有明显铸造合缝痕迹。颈与腹部相汇处有双耳，两耳上用细棕绳编缠。 
铜甑 饪食器
铜甑 铜甑为釜、甑分铸，是巴蜀有特色的青铜器。釜为小口、短颈、鼓腹、圜底，有四枚小钉足，肩有对称辫索纹双耳。 甑，为侈口，平唇外折，鼓腹，底似圈足，上大下小，恰与釜颈内壁相合。肩上亦有辫索纹双耳（用棕绳丝编织） ，肩腹间饰弦纹一道，甑底为呈放射状的长方条形箅孔。 
左为铜勺 提取器 ， 右为铜匜 盛水器
铜勺（一组两件）此勺为方穿，素面，中空，勺口较薄，略 弧。 铜匜(音 yí) 一组两件。形似瓢，为注水器，用来浇水洗手、洗脸，流出的水由盘来承接，二者一般相连使用。此匜素面，半圆形柄，口沿外壁有一小穿钮，附一圆环。 
铜盘 铜盘（一组两件）盘为盛水器，承接由匜浇出的水，两者一般相连使用。此盘敞口，敛腹，平底。有二穿耳，带环。素面。 
铜长矛头
铜矛 一组五件。铜矛叶狭窄，前聚成锋。凸脊，长骹双耳，耳间饰牛鼠纹（其中一件饰饕餮纹）骹上饰有兽纹。骹部末端饰 云雷纹一周。 
铜戈
铜戈，是巴蜀青铜兵器中出现最早，流行范围最广，流行时间最长的兵器。从商周时期流行的三角形直内戈，到战国时期的 中胡戈，各种形制的铜戈在新都的马家墓内组合完整。折腰圆刃式钺、长骹铜矛是巴蜀地区流行的式样；观虎斑纹戈，则可见到 相当高的铜器表面处理水平。展陈的青铜兵器，历经二千多年仍熠熠闪光，不得不令我们惊叹不已。 
兽面纹三角形铜戈，有说是虎面纹，
到底是春秋战国时期了，所谓春秋无义战，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下面的诸侯国也开始兼并不断，互相打来打去，当然古蜀国也未能置身于外，所以青铜的兵器也大行其道。
平肩圆刃铜钺 平肩圆刃钺这是素面平肩圆刃钺，平肩，圆刃，圆銎。 
铜剑 一组五件。 圆柄， 素身。为中原地区及楚地流行之形式。
刀锋锐利，闪闪发光，似乎现在还能杀人，
铜箭镞
铜箭镞(音 zú) 镞，为箭铤前端的锋刃，形体为一尖锐的锋 和张开的两翼以及脊和铤组成。 
除了征战，一个国家也需要修生养息，在农耕时代，生活用的青铜工具自然不可缺少。
曲柄铜匕
这是一组五件的挹食器，用来挹取黍稷、牲肉。 匕体为桃形，曲柄，柄末端为方形。匕全身刻有纹饰。 
铜斤
铜斤（一组五件）铜斤为矩形銎，体呈双斜面，直刃。斤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生产工具。商代青铜斤见于著录的不少， 
曲头铜斤 外形：青铜，刃端弯曲，长方形銎，上阴刻该墓出土铜器的特殊符号。
铜凿
离开第二单元，现在我来到第三单元，这堵墙上的纹饰咋看还以为是蜡染布的图案，其实它是一件青铜壶上面的花纹图案的展开。′ 
第三单元 “百花流芳“
战国中晚期，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青铜器开始 出现写实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成都市郊及附近市县考古发现的大批青铜器，表明巴蜀先民们在融合了来自中原及秦楚文化的 同时，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巴蜀文化。以 1965 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战国中晚期木椁墓中的铜器则为典型代表。百花潭，位于成 都西郊。 
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 它是一个盛酒器。盖微拱，有三鸭形钮，并饰卷云纹、圆圈纹和兽纹。肩有兽面衔环双耳。通体用金银嵌错 出丰富多彩的图像，以三角云纹为界带。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 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铜壶，采用 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并以长篇人物故事组画的形式出现，开创了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新格局。形成了一幅生动多彩 的社会生活画面，是社会形态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在青铜艺术中的反映。
这张图来自博友“蓝色的海星”的博文“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从这里看壶上的人物形象和花纹比较清晰，
这壶身以凸起的箍状带纹饰分为四层。第一层左边是会射图像，表现贵族们正在张弓布矢、射向布侯(箭靶)的情景，可能是古代乡射礼的写照。右边是采桑图像，表现贵族妇女正在采桑，有的爬到树上去采，有的在地上接应；第二层左边是宴乐歌舞图像。在上面的殿堂之中，贵族们正在宴饮酬酢，仆侍奉酒献豆，下面则是舞女们正在钟鼓和石磬的伴奏下轻歌曼舞；
第三层是水陆攻战图像。左边是陆战情景，上层是徒兵格斗守城，下层是登云梯攻城的情景。右边是水战场面。两舰相遇，下面士兵在奋力划桨，上面船头则是短兵相接正在酣斗。这无疑是当时兼并战争的真实写照；第四层是狩猎图像，猎人们正在用矛等来刺杀奔跑中的野兽。
嵌错云纹方壶 ，此壶通体以云雷纹组织在斜方格中，左右对 称，格式统一。盖上四鸟形钮，圈足内有阴文符号。
还是白描图看的清楚， 
第四单元涪陵遗韵
1972 年在重庆涪陵小田溪乌江畔清理发掘了三个巴族墓葬，出土了编钟、錞于、铜钲等大量精美青铜器，证明在战国时代， 巴蜀先民的青铜冶炼、铸造和制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土的器物有的与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属同一类型，有的则与 成都羊子山出土器物相同，器物纹饰则多有巴蜀图语。 《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巴王陵墓多在涪陵，根据墓中器物来看，墓主 人极有可能是巴国的王室贵族甚至是巴王。 剑影刀光， 斗转星移，从战国的硝烟中走来， 时光已逾千年。 编钟， 虽然依然清脆悠扬，遗韵中却掩藏不住岁月的足迹与苍桑。 
嵌错金银铜编钟 请看这个编钟， 它是长方形鼻钮， 两铣下垂，通身使用了浇铸和错金的技法，饰以精美的花纹。在底子中加上 极为纤细的旋涡纹、绳索纹。舞部为云雷纹；篆带有涡纹。篆带 17 上下及两篆间各有涡纹钟乳突起，每区三层九枚，正背四区共 36 枚。两鼓面有蟠虺纹。其中八个编钟的钲、于部有优美、古朴的 错金纹饰。舞部及枚间， 有剔凿的槽， 或透空或不透空， “隧” 称为 ， 是用来校正音高的，与音律有关。随编钟出土的还有十四个插销（载钉）用于挂钟。它是一根断面作正方形的铜棍，载钉顶端一律作错银兽面形装饰，与钟之钮大小皆合。
铜钲 乐器
左为王纹钲 (音 zhēng) 圆形王纹钲，上端有一凸箍，柄为八棱形，衡部有圆涡纹图案。钲身扁圆，两铣下垂，口部齐平。钲身 两面正中均有符号，其余因锈蚀不清。该钲较小，上有典型巴族符号和二【王】字，说明它是古代巴族统治者使用过的遗物。 右为 铜钲 (音 zhēng)）钲身为扁圆形，两铣下垂，口部齐平。钲身内壁有凸起的四棱，柄为六棱形，衡部有圆涡纹图案，因锈 蚀，现在钲身上的图案模糊不清。 钲和錞于，都为古代的打击乐器，多用于军阵中，常与鼓配合，用于战争中指挥进退。也常用于宗庙的祭祀和宴乐。虎钮錞 于是巴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青铜乐器，其上的虎形钮很可能正是巴族人图腾崇拜的表现。 
虎纽铜錞 乐器 虎钮錞（音 chún）于 虎钮錞于，形制较小，素面，器壁极薄，椭圆形，顶部呈盘形，周围为翻唇，中铸虎钮，咧嘴呲牙，昂头卷尾，身上满饰阴线构成的钩连云纹。
四环钮虎纹罍 ， 四环钮虎纹罍（音 lěi）盖和腹有四环耳。纹饰布局有独到之处，以腹部四环耳为界，上部和盖采取满、密的 18 装饰布局。 盖面顶部用同心布局， 盖沿和颈、 肩部满饰错锡云纹、勾连雷纹。在下部的素地上排列四个与盖面中心相同的又大又圆 的、以虎纹组成的冏形图案，这种上密下疏的布局，使腹部四个冏形虎纹特别突出。 
它叫嵌错云水纹铜壶，为盛酒器。盖面微拱，上饰三云头钮及卷云纹、弦纹和云水纹。肩饰双耳兽面衔环。壶身用极为纤细 的银丝缀以曲状形银片，错成大小不同连续对称的云水纹。腹下部素地带内饰云纹组成的十二个心形图案。圈足为嵌银的水波纹。制作精巧，反映了战国时期巴人的金银镶嵌技巧。
蜀月武造铜戈 此器为长胡内刃，四穿，碧青透亮，素面， 上面刻有铭文：【武廿六年蜀月武造东工篪】 铭文铜戈上的文 。 字与秦统一六国前后的字体相似，笔画纤细且浅，学术界有两种基本意见：一说此乃秦昭王二十六年之戈；一说为秦始皇二十六 年之戈。孰是孰非，姑且不论。它与四川青川出土的蜀东工铭文戈无论在铸造、形制、文字笔划方面均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肯定，这件戈为秦器，流入巴族无疑。
铜剑
这个铜剑1，扁茎无格，茎上有一圆穿，双线脊内凹， 脊刃明显。双叶内稍凹，近茎部较宽，一面饰虎纹，一面饰手心纹。剑身饰有虎斑纹、半圆纹。 铜剑2 这剑，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茎上有二圆穿。有 脊。双叶与脊聚呈尖峰。近茎部饰有虎纹、手心纹。 双鞘剑 3这是双鞘柳叶形剑，扁茎无格，脊部二圆穿，剑身凸铸一圆圈，上下有双翼。鞘为袋形，侧附双耳，中以凹槽分为 左右剑室，盖、腹均饰卷云纹。柳叶形双鞘剑是巴蜀特色兵器之一，在四川多有发现。这种可远掷、又可近搏的短剑是当时巴蜀 地区的主要兵器之一。 
第五单元 “羊子余晖 ” 巴蜀青铜器，自商周时期以来的发展和演变，无不与中原文 化、楚文化相互交融。 秦灭巴蜀后， 加快了这一文化的融合过程。 到战国晚期，巴蜀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的趋同性表现的更为明显。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残存着部分地域特征，但也仅是一 抹余辉。1955 年，考古工作者对成都羊子山第 172 号墓及其它土 坑墓进行了清理，其大约年代在战国晚期。出土的青铜器吸收了 较多的中原文化、楚文化因素。这里展出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份。 
铜鉴 前面我们已有介绍，鉴，为盛水器。大鉴可沐浴，古代镜未盛行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此鉴敞口，颈部略内敛，自 肩至腹内收成浅圈足。两侧有象鼻形耳，衔环。颈、肩部有虺纹，腹部饰蝉纹。
战国凤鸟纹铜方壶，盛酒器，1955年成都市羊子山出土。
方壶又称钫，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巴蜀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件方壶， 图案精雕细镂，清晰明快，显示了很高的制作技巧。其高超的嵌错工艺，表明当 时巴蜀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密切交融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 
战国铜鼎，烹煮器，1955年成都市羊子山出土。
铜灯台 此灯台为空心，高圈足，粗柄，有十棱平台，翻唇口沿。为日常生活用品。
战国晚期，巴蜀青铜器的风格已经和中原各国趋同，当时巴蜀地区的许多小国也被巴国和蜀国所兼并，而他们北方的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更是扩张迅速，秦国出于长远争霸的考虑，首先把灭掉巴蜀放在首位---
巴、蜀两国均在今四川。蜀国都成都(今四川境)，为“戎狄之长”。巴国都巴(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与蜀不睦，而与苴国友好。这年，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业。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315年，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金牛道(自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棋盘关进四川，经朝天驿往剑门关)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秦王贬蜀王子弟为侯，以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封巴王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北)。巴蜀遂定，秦益富强。 随着巴蜀地区归秦，而铁器时代的来临，巴蜀青铜器也不可避免的完成了历史使命，只有很少的一部份因为窑藏或墓葬埋入地下，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川博物院馆藏的青铜器却又带大家穿越回那个刀光剑影的西周和战国时代，品味巴蜀青铜器的大气回荡和精工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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