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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HN STEINER 翻译：赵蕾 选自《PsychicRetreats：Pathological Organizations inPsychotic, Neurotic and Borderline Patients 》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卡住分析的防御系统的力量，有时防御得很成功，病人可以免受焦虑的困扰。只要防御系统没有受到挑战，就不会出现困难。但是更多的是在撤退中感受到了明显的痛苦，这些痛苦可能是长期和持续的，带有自虐和令人上瘾的特质。当病人感到变化可能带来的威胁时，会出现更长期或更彻底地撤退。 这些情况引发了理论研究的极大兴趣，但我自己主要关注的是临床。这意味着我主要关注的是在分析过程中这些机制在病人身上作用的方式。很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分析师永远不会只是一个不参与的旁观者，因为病人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把治疗师拉进移情关系中(Sandler 1976; Sandler and Sandler1978; Joseph 1989 )。在发展病理组织的设想过程中，我注意到病人会利用分析师的帮助建立一个他可以撤退的避难所。我最关心的是在每次会谈的细节中呈现出来的病人如何从避难所出来，又如何在他无法减少或承受焦虑时撤退回去。 我惊讶于这种过程的高度组织性，我用“病理组织”这个词来描述防御系统的内部结构。这些临床情景已为大多数分析师熟悉，他们用不同的术语描述它，稍后我会在书中回顾。例如，Abraham’s (1919, 1924) 关于自恋阻抗的研究和Reich’s(1933) 关于“性格盔甲”的研究都是早期的例子。Riviere(1936) 谈到了高度组织化的防御系统，Rosenfeld (1964, 1971a) 描述了破坏性自恋的运作。Segal(1972), O’Shaughnessy (1981), Riesenberg-Malcolm (1981), 和Joseph (1982, 1983) 也描述了病人陷入的强大防御系统。这个研究以及其它类似的研究都谈到病人在这些极端情况下与关系有关的变化的最终障碍，这也与弗洛伊德在1937年的《分析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所提到的那些改变的终极障碍有关。弗洛伊德将这些面临改变的最深层的障碍与死亡本能的运作联系起来，在我看来，病理组织在处理原始破坏性的问题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一问题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都对个人有深远的影响。在环境中遭受暴力或忽视的创伤性经历导致暴力、干扰性客体的内化，同时也成为个人破坏性投射的合适容器。 没有必要去解决关于死本能的争议性问题，但需要了解，在一个人的心理构造中，通常有一些非常致命的自我破坏的东西，如果不能被充分控制，就会威胁到他的完整性。在我看来，防御组织的作用是约束、中和和控制这种原始破坏性，无论其来源如何，这是所有个体防御构成的普遍特征。此外，在有破坏性的病人身上，这些防御组织起到支配作用，会主宰整个心灵，也比较容易识别。一旦可以意识到有这些状况，就会发现在神经症和正常人体中也存在类似状况，只是焦虑程度低一些。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处理破坏性的方法是否真的成功。我们通常所观察的这种组织形式往往是一种妥协，既是对其的防御，也是对其破坏性的一种表达。这种妥协是病理性的，即便有时可能会是适应性的，并且能够提供短暂的保护或一个舒适的区域。病理组织会弱化人格，防止与现实的联结，使个体成长发展受到干扰。在正常个体中，当焦虑超过可容忍的限度时，病理组织会起作用，当危机结束时它们会回撤。然而，如果分析工作触碰到难以容忍问题的边缘，它们就会发挥作用，使个体脱离联结，分析过程停滞。在精神状态较差的病人中，病人或多或少地会陷入病理性人格组织的控制之中。 Bion(1957)所介绍的精神病和非精神病人格的区别可以帮助区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和神经质和正常患者中出现的组织类型，这将第六章中讨论。在精神病患者和边缘患者中，这些病理组织控制着整个人格，用来修补自体的受损部分，成为精神病性人格不可缺少的部分。非精神病性人格不太可能对自己的心理进行破坏性的攻击，由于情况不那么令人绝望，投射过程和内摄过程可能会灵活地交替出现。虽然有差异，但不同类型病人的人格病理组织有许多共同之处，面临压力时，这些共同之处会显现出来。如果分析工作试图帮助病人时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即使功能相对较好，他们也会在这些困难的时候出现撤退，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很少使用的防御。 即使在正常人和神经病患者中，当环境呈现了一种情景或撤退自然发生时，也就是这个强大的防御系统动作之时。偶尔，病人自己也会意识到他们的这种撤退，退回到避难所，会识别出来这些防御方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从分析师的角度来描述防御，是分析师理论方法的一部分，通过仔细研究我发现，它的出现对于揭示客体关系中移情的基本机制特别有帮助。 为了了解病理组织结构的运作的细节，有必要了解原始防御机制的运作，特别是投射性认同，这是现代克莱恩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这些将在书中稍后讨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投射性认同导致了一种自恋类型的客体关系，类似于弗洛伊德在1910年关于莱奥纳多的论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投射性认同最直接的一个类型是，自体的一部分被分离出来投射到一个客体中，被认为是客体的一部分，而它属于自体这一事实被否认了。由此产生的客体关系并不是与一个真正被视为独立的人的关系，而是与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自体联系，就好像它是另一个人一样。这是神话中的那喀索斯的处境，他爱上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陌生的年轻人，其实那只是他自己。莱奥纳多也是如此，他将婴儿期的自体投射到徒弟身上，用他希望母亲照顾他的方式照顾他们(弗洛伊德1910)。 基于投射性认同的自恋型客体关系当属病态组织的核心，但这本身不足以解释它们所展示的巨大力量和对改变的抗拒。此外，投射性认同本身并不是一种病理机制，实际上，它是所有共情性交流的基础。我们投射进他人中，以更好地理解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是什么感觉，不能或不愿这么做也会深刻地影响客体关系。然而，对于正常的心智功能来说，以一种灵活和可逆的方式使用投射性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够收回投射，在牢固地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观察他人，与他人互动。 在许多病理状态下，这种可逆性是受阻的，病人无法通过投射性认同重新找回失去的部分自体，从而失去了与他的人格的某些层面的联系，这些层面就永久地存在于他们认同的客体中。所有特质，如智慧、温暖、阳刚之气、攻击性等，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投射出去，与自身脱离关系，当可逆性被阻断时，就会导致自我的耗竭，而自我也就不再能接触到它失去的部分。与此同时，客体由于被投射了自体的分裂和否定部分而被扭曲了。 我假设病理组织的结构可能更复杂。刚才描述的这种防御情况可能是正常分裂的结果，在这种分裂中，客体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个体试图得到好客体来保护自己不受坏客体的影响。正如克莱因(1952)自己强调的，这种分裂的客体总是伴随着相应的自体分裂，好自体和好客体，坏自体和坏客体之间很彻底地分割开来，它们之间可以不交互。如果分裂得以成功维持，好的和坏的之间彻底独立。如果受到威胁，它们之间产生交互的话个体可能会试图为了保持平衡而转向保护好自体和好客体，攻击坏客体和坏自体。如果这些措施也不能维持平衡，就可能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例如，病理性分裂可能导致自体和客体的碎片以一种更暴力和更原始的投射认同形式出现(Bion 1957)。病理组织会逐步收集这些分裂的碎片，结果可能是陷入更多的分裂出保护性的好客体，以此与坏客体分开。这种貌似是好与坏的简单分裂，实际上把人格分裂成几个元素，每个元素都投射到客体上，客体以涵容的功能把这些元素整合在一起。病理组织可能会以保护性的好客体的面目出现以保护个体免受毁灭性的攻击，但事实上它是由来源于被投射的自体和客体的这些元素组成的复杂结构。在我看来，由该组织支配的依赖性自体也是复杂的，而不是像我之前所描述那么无辜。我们不仅需要理解组成病理组织的这些碎片化的结构，而且要理解他们是如何组装起来的。因为自体依赖性的部分和分析师都可能被困在这种专制和残酷的客体关系中，以保证该系统完好无损。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试着展示在人格的病理组织中，投射性认同不仅限于一个单一的客体，而是一组客体，这些客体内部彼此相互联系。这些客体通常是部分客体，来自于病人早期生活环境中与人们发生关系的经验。病人内心世界了不起的客体的形象有时基于现实中与坏客体打交道的实际体验，有时是对早期体验的歪曲和曲解。在患者的历史中，创伤和剥夺对人格的病理组织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我们不可能知道内部和外部因素分别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在分析中的此时此地清晰可见的是，这些客体，无论是来自于真实的客体，还是由个人创建的客体，都被用于特定的防御目的，要应对人格中的破坏性元素。 我认为人格病理组织的核心功能是包含和中和这些原始的破坏性冲动，为了处理这些冲动，病人选择破坏性的客体，这样他就可以投射自体的破坏性部分。正如Rosenfeld (1971a)、Meltzer(1968)等人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客体经常被组装成一个“团伙”，通过残忍和暴力的手段将其团结在一起。这些结构强大的群体在病人的内心世界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来，并以人际间避难所的形式出现在梦境中。只要病人没有威胁到帮派的统治，这个lfws团体就会提供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保护病人不受迫害不受内疚的困扰。这些操作的结果是创建了一个复杂的客体关系网络，每个客体都包含自体的分裂部分，整个团体以特有的复杂方式组合在一起。该组织把自己当作保护者，涵容焦虑，它的方式是反常的，不同于正常的情况下的涵容(如Bion所描述的，发生在一个正常母亲和她的婴儿之间)所看到的情况非常不同(Bion1962a, 1963)。 我尝试用拟人化的形式来描述它。部分是由于它发展形成于婴儿早期，那时，孩子们把体验到自然的许多方面当做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还有部分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孩子的内部世界里，客体之间互相联系的同时又与主体发生着联系。除非庇护所也得到它所属的社会团体的认可和保护，否则任何庇护所都是不安全的。有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幻想，在这些幻想中，心灵的撤退以客体或部分客体内部的空间的形式出现。包括躲避到母亲的子宫，肛门，或乳房的幻想，有时是一些充满欲望又被禁止的地方。 这种结构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个人很难冒着与这些客体对抗的风险，拒绝接受它们的方法和目标。因此，投射性认同的可逆性受到干扰。我稍后会说到，这种可逆性是通过通过成功的哀悼建立起来的。重新获得投射性认同中失落的自体部分，面对属于客体和属于自体的现实，通过经历丧失而建立起来。正是在哀悼的过程中，自体失落的部分得以恢复，这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因此，只有当客体作为外部客体被放弃时，才能实现客体的真正内化。然后它可以内化为与自体分离的客体，并以一种灵活和可逆的方式被认同。象征功能的发展有助于这一过程，并允许个体认同客体的各个方面，而不必与其全部实体认同。 当涵容是由一组客体而不是单一客体提供时，就很难逆转投射认同。不可能让任何单一的客体离开、对它哀悼并在此过程中撤回投射，因为客体不是孤立地运作，而是与组织其他成员有强大的联系。为了保持组织的完整性，这些联系经常被无情地维持。事实上，个体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而涵容是由一组客体提供的，就好像组织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客体。 从一个客体撤回投射意味着必做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要去面对这种特殊的客体关系，并且分辨什么属于客体，什么属于自体，这样投射就可以分开并且再回归自己。即使防御单独运作也很困难，更何况客体关系是复杂组织的一部分时，尤其困难。病人会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无所不能的组织中，无法逃脱。如果分析师认识到这种无所不能，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想要正面与组织对抗。在我看来，这样的觉察有助于分析师和病人能够与全能感共存，既不屈服于它，也不对抗它。如果能承认它是构成病人内心世界的现实的生活事实之一，那么可以更好地逐渐理解它，从而会减少它对人格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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