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有云：“妻，妇与夫齐者也”。对于中国古代的夫妻关系，乍看地位似乎平等，然而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夫妻之道乃是人伦之始，在中国古代，女人必须要对丈夫“贞”，这包括婚前要严守处女贞，婚后恪守妇道贞，而当丈夫死后，寡妇还要终身不再嫁，以坚贞守节为荣光。实际上，古代夫妻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则表现在古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在古代，如果女子在婚后讨不到丈夫的欢心，便会有诸多“充分借口”为妻子预留，那时的男人抛弃妻子，仅是一件比吃饭喝水还要简单和随意的事情。而如果夫妇二人婚后发生了矛盾，丈夫多半会对妻子横加打骂，这种行为基本不会被外人抑或官府深究，实乃司空见惯之事。在某些朝代，丈夫甚至可以合法地将妻子转卖他人。而有时丈夫作奸犯科，家里无辜的妻子竟也会遭到诛连。就算是夫妻犯下同样的罪责，妻子受到的刑罚又明显地高于她的男人。古代夫妻地位如此不平等，这不光只表现在古人生前，就连男女死后的待遇也绝不相同，而“服制”这种丧服制度正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
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从订婚之日便已注定。探究中国古代的婚姻本质，其实完全是一种买卖的关系。男人通过聘妻六礼中的“纳征”，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额的聘金。而女人则像财物一样，被其家长转让给男人。这种婚姻关系一旦开始，女人从此便已属于男方，而这点更是注定了男女双方地位的不平等。由于妻子是花钱采购而来，形同一件物品。则丈夫便很有可能去利用妻子去保值、生息。如果丈夫需要，甚至可以将女人随意典当，就像处理一件私人物品一样无情和随便。
丈夫典当妻子，自先秦时便已存在，之后历朝屡见不鲜，宋时开始兴盛，一直沿袭至明清时期，早已形成了习俗。唐玄宗时期，皇帝李隆基的兄长宁王李宪本为太子，后却将皇位让于其弟李隆基。待玄宗登基后，心存无比感激，自然对李宪极其宠爱。宁王从此富贵无比，然饱暖后必思淫欲，不觉间家中姬妾便已数十人。王爷的女人自然都是上上之姿，而宁王却还不知满足，偏偏又看上了王府门外卖烧饼小厮的老婆。这小厮乃一贩夫走卒，当然抵挡不住大唐王爷的金钱与权势，自然毫不犹豫地就将家中妇人卖给了宁王李宪。
在这件卖妻案中，宁王愿买，而小贩愿卖，本来只是一件毫不稀奇之事。而关键是宁王多事，一年之后竟忍不住问小厮的妻子：“你这一年过得可好？应该早就忘了你那前夫吧？”岂料小厮妻子听闻此话，只是双目垂泪，默语无言。宁王见此情景，便将那小厮招进了王府，让夫妻二人再次相见。小厮夫妇久别重逢，虽相顾无言，又若不胜情。宁王被他们弄得好不自在，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当着府上十余宾客的面，赋诗以志纪念，最终却大度地让这夫妻二人回家团聚了。
到了元代，又出现了雇妻这一新鲜事物。雇妻其实就是租借妻子，丈夫可以合法地将妻子有偿租借出去。在合同生效期间，雇主和租赁来的妻子可以自由发生两性关系，而丈夫且不可过问。租赁时间过去以后，妻子才能再回到原来丈夫的身边，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利益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若雇主和租赁妻子日久生情，期满后也必须斩断情思，让妇人回到丈夫身边。而如果雇妻合同过期后，雇主依然纠缠不休，那么国家法律便不客气了，这是要以犯奸论处的大罪。
清代赵翼编著的《檐曝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甘肃男多女少，对男女之事十分看开。有人娶妻后不能生子，便租借他人妻子生育，租赁双方订立契约，合同过期后妇人由原夫领回，所产子嗣则留于雇主家中。另外，还有不少外地男人听闻此时，特意去当地租妻寻欢，这也要订立契约，之后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宿过夜，而这家的男人从此还要特意回避外出，直到契约期满以后才能返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游客与妇人相处甚欢，也决不可有违契约。要想重温旧梦，便只能再次订立租妻合同。而在近代，闽浙的山区竟还有这样的丑陋习俗，俗称其为“挂帐”。
雇妻之事到了近代也并未消失。曾国藩手下有一大将，名为鲍超。发迹前的生计极为窘迫，他便将妻子租给过他人。后来，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鲍超立下了大功，于是他又将原配妻子赎回。事实上，鲍超确实有些对不住妻子，然其富贵之后，还能不忘已租给他人的发妻，也算得上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除开卖和租，古代还有一种方式是“共享”。这种方法其实对丈夫极为有利，一边利用妻子获益，而另一边还能继续保持正常夫妻生活。这种形式尤以东北的“拉帮套”最为出名。在古代中国东北，很多人的生活都极为艰辛。没有能力娶妻的男人，会自愿去有妻室的人家做“义工”。当然，力气不能白出，活也不能白干。这些男人出力干活，替人糊口的目的自然是看上了这家的女人。时间久了，惊形成了东北这种各取所需的“拉帮套”习俗。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与内容无关。若侵权请联系删除，感谢图片原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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