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我们重点从田租税率的角度解析了教科书所谓汉初“休养生息”政策避免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说法之虚妄，有网友留言质疑，“休养生息”实为轻徭薄赋，重点在于徭役。 三解本文就将细细拆一拆这位网友提及的“轻徭”，下一篇则会重点谈谈他和前辈学人都有所忽略的“薄赋”。 所谓“徭”，应总称为力役，即国民义务为国家服役的形式，在秦汉法律中，又应分为徭役与戍役，所以既有《徭律》，又有《戍律》。 所谓“赋”，应总称为赋敛，也就是除了田租税之外的其余税收，田租税包括田租、刍藁税，其余的，在秦汉体系下，应包括口钱、户赋、赀税、献费、更赋等等。 一 在诸多秦汉简牍出土之前，前辈学人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确定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汉制”想象，即汉代20岁以上的“已傅”男子，即法律意义上成年人的力役负担应为：
然而，这个“想象”并不正确，至少和秦朝、汉初的情况完全不符。 传世文献中对于秦汉徭役讨论的一条基础史料是《汉书·食货志》中引用董仲舒上疏中的一段论述：
这段话，描述了三个时代的政策，一个是所谓“古者”，一般认为是周朝，然后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最后是汉兴之后。 请注意加粗部分，“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这句话，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史学界曾经出现过多种断句方式，一种解法为：
另一种断句方法为“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解法则为：
但是，我们还要看董仲舒的一个数量评断：
在董仲舒的所知信息中，周朝的徭役“使民不过三日”，而秦国、秦朝的力役“三十倍于古”，简单数学题，3*30=90天，无论如何不是30 360 360=750天，那就是200倍于古了。 这就只有两种解释，一个可能是董仲舒说的“三十倍”就是个约数，属于文学夸张；另一个可能是，前贤们解错了。 事实上，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戍卒，也即上述所说的“戍边”，更期变为一年。 换句话说，在高后五年之前，汉朝的戍卒服役并非一年为期，这也就意味着董仲舒说的“汉兴，循而未改”，因循的绝非“屯戍一年”。 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下子复杂化了？ 被绕晕的绝不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今人研究者，早在三国时代曹魏人如淳注释《汉书》的过程中，已经懵了，他在对《汉书·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条下的注释中详细谈及：
如淳在讨论“更有三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 翻译过来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有戍边3天的义务，想不去的，拿钱300给官府，官府给那些“亲自去戍边一年的人”钱，以为“过更”。 其实，这个“戍边三日”的说法，本身就不是汉朝制度，而是对“古者”的误会，否则，秦汉戍边制度就和董仲舒说的“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一回事了，事实上，还有诸多西汉人对周朝古制做过类似的回溯。 比如《礼记·王制》、《周礼·均人》记载类似：
《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汉文帝时人贾山在《至言》中提及：
这些都在董仲舒之前，也是说周制用民不过1年3天，收10%的税赋，民有余力，用以对比秦朝的百姓不胜重役和苛税，哪怕这些都是“文学家言”，周用民三日，秦也用民三日，莫非周也是“暴周”吗？那又何来对比呢？ 所以，前辈学人早已论证清楚，所谓“戍边三日”的说法，根本不是秦汉制度。（见臧知非：《汉代“更赋”辩误——兼谈“戍边三日”问题》，刊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二 事实上，不止“戍边三日”有问题，所谓的兵役2年制度，在秦朝、汉初也肯定不存在。 《二年律令·徭律》规定：
翻译一下，就是“睆老”仅服其爵位规定一半的徭役，若有重病可以免除戍役。 赶上服传送粮食的服役时，如果父母年高至“睆老”或者父母残疾，本人可以免服该徭役。若有战伤或至残疾者，可以减半徭役。非战伤伤残者，在官府服役“四更”，若不可服役，可以不服徭役。 这里面有几个专有名词非常关键，其一为“睆老” ，其二为“四更”。 所谓“睆老” 即接近“免老”年龄的老人，而“免老”也就是彻底不服徭役的年龄，并非整齐划一，而是以爵位而别，《二年律令·傅律》规定：
对应的，“睆老”年龄如下：
对照一下，就是减4年，优惠条件即《二年律令·徭律》规定的：
综合起来就对本文第一部分所及的“一年戍边”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即“睆老”也会“当戍”？ 如果按照两年兵役的说法，则一个人一生的“戍边”任务只有一次、一年，那么不可能是接近“免老”的老人之前没有服过兵役而必须其远戍，这种制度设计的智力明显有问题，也是对兵员质量的不负责任。 这里，就涉及了第二个名词：“四更”。 在《二年律令·史律》中，有如下记载：
史、卜、祝，都和宗教事务有关，史还有文书工作的业务，分别对应不同的长官服役，而“多少更”直接对应的是服役的番次，年纪越大，“更数”越多，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更数”实为免更数，其实不然。 结合隋唐“番上”制度可知，所谓“更数”即“番数”。 见《新唐书·兵志》：
图表引自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所谓“十二番”，就是将当宿卫的总人数分为12批，同理，秦汉所谓“更数”也是一样，“役期一月”，几更即分为几批，如四更，则分为4批，也就是一年轮4次，睆老居于本地服役，没有往返时间，则服役4个月，休8个月。 这个判断的佐证，即湖北荆州松柏1号墓出土的汉代简牍，其时间虽为汉武帝建元、元光年间，但因为包含了大量的“簿籍”，有南郡和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疲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等多种簿籍，真正从制度层面为我们认识汉代“卒更”制度提供了钥匙。 其中《南郡卒更簿》记录非常详细，用两栏书写的方式，在南郡17个县（侯国）名下记录了各县（国）卒的人数、更的次数和每更的人数，以及“余”和“不足”的人数，还有“助”他县卒的数据，以及“受助”卒的数字：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回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四更”，《史律》中的“六更、八更、十二更”，可知都是和上述《南郡卒更簿》中的“三更”、“六更”、“七更”是一回事，即将更卒总人数除以3、6、7、8、12，役期1个月。 反过来再看如淳所说的“更有三品”，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
事实上，如淳所处的三国时代仍保留着很多秦汉法律的遗存，比如东吴的简牍就显示在其户籍上仍有二十等爵制的爵名存在，这些遗留让当时人对于一些秦汉法律名词有所涉猎，但其内涵经过两汉400年间多次变迁，早已难以了解原貌，只能根据当时人的理解，对其进行臆测。 比如“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这句话结合以上的信息，可以理解为，居更县中五月乃更，即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5个月，即1年轮2次，称六更，其后按照尉律的规定，改为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11个月，即1年论1次，称十二更。 而在《南郡卒更簿》中，17个县（侯国）有10个是“三更”，也就是说每个戍卒要服役1个月，休2个月，即1年轮4次。 事实上，对“更数”的理解，唯其如此才能理解，正如《南郡卒更簿》和《二年律令》里展示的一样，“更数”是站在国家文书的角度来判断，并可以将其与具体的月数对应，才对于文书计数最为简易、便捷，而非站在个体更卒的角度来计数，这也是众多前贤学者对这一问题认识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确定了“更数”的概念，也就确定了秦汉地方“徭役”的标准，再来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在高帝、吕后的时代，县中每年春秋两季要组织“更卒”教习射弩，也就是军事训练，各旬五日，就是各15天，总计30天，正好是“一更”。这也是秦汉所谓“正卒之役”。 这条律文也说明，所谓“汉兴，循之未改”的，绝不是什么正卒一年的制度，而是在郡县教练一个月的“当徭”之役。 那么，秦、汉初的戍卒之役，到底是多久呢？ 岳麓秦简《戍律》有如下三条信息：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就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说，戍边的服役期在秦朝律法里很明确，就是1个月。 除此之外，在秦简所体现的律令中，明显将“乘城卒”或“县卒”与“践更县者”分开，里耶秦简16-5a木牍正面记载：
这是说秦洞庭郡运输物资的事件，按照“令”，应该先发刑徒、官奴婢干活服役，除非是特别紧迫，才可以兴徭役，役使黔首。 输送甲兵，必须先派出全部“乘城卒”和各类刑徒、官奴婢，乃至于“践更县者”，而不要另外征发黔首，所以，洞庭郡守命令下属按照所部的“县卒”、刑徒和“践更县者”的名簿，来完成任务。 可见，“乘城卒”即“县卒”。 另见里耶秦简记载：
这是迁陵县仓库主管发给“乘城卒”阳两石粢粟的“中辨券”，这个“乘城卒”的户籍地在夷陵县，并不属于迁陵县所属的洞庭郡，而是南郡辖下。也就是说，秦朝人服县卒之役，也不一定在户籍地本县，只是距离不远。 从地理上考察，有学者考察了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的戍卒籍贯共四十三例，发现其中乘城卒与屯戍、屯卒，均来自南郡及巴郡，即洞庭郡附近；而更戍、更戍卒则有11例，全来自于“城父县”。（见游逸飞：《里耶秦简所见的洞庭郡——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一》，简帛网2015年9月29日） 另有学者补充，除城父县外，仍有“雩娄县”、“留县”和“虞县”籍贯的更卒，不过，雩娄县籍戍卒应为公干迁陵县，并非戍所，而城父县与留县同属四川郡（《汉书》写作泗水郡），虞县则属砀郡，具体情况难以解析。（见杨先云：《论《里耶秦简（贰）》一则“更戍”材料》，简帛网2018年5月19日） 就此，或许可以在史书的“屯戍一岁”想象之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认识秦代“屯戍”与“更戍”区别的具体材料，只是现有资料无法直接证明，秦代“屯戍”的更期，到底是一年，还是一个月，不过既然以戍为名，理应遵循《戍律》规定的“戍者月更”的原则，而不会有法不依，变成“一岁”。 不过，“罚戍”、“赀戍”、赎戍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岳麓秦简《奏谳书》中有这么一个案例：
一方面是期限，罚戍的时间单位为“岁”，也就是“年”，里耶秦简中已知的“赀戍”、“赎戍”也多有2年以上者。 再如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就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罚戍”的地点有规定目标，岳麓秦简记载：
所以，上面的南郡属地州陵将罪犯罚戍衡山郡，而赀戍在特定时间段，籍贯也集中于某郡，如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间，有大批颍川郡籍的赀戍在迁陵县服役。 可见，无论是何种“戍”，都根据其性质的不同而进行郡一级的来源对应，以地理距离而言，并不算远，所谓“边戍”，看起来也不是真正的“极边”，秦代《戍律》中的“戍者月更”原则，并不是不能达成。 简言之，秦汉传送物资的规定速度，按照《二年律令·徭律》的说法是：
秦汉戍卒去归，均有“同车”的说法，且需自备口粮，则重车、徒行都有可能，1个月理论上重车可行1500里，徒行可行2400里，往返3000—4800里，行程用时2个月，戍边1个月，正合上文所言“三更”的时间，至少纸面上毫无压力。 总结一下，秦朝的力役制度应为：
四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四个任务，并不是从每个服役个体的角度出发，一年间把这四个活儿挨个轮一遍，而是以郡、县为单位，有一个大册，也就是《南郡卒更簿》这样的整体簿籍，然后“量出为入”，做好年度力役、戍边人次的预算，进行各县的“更数”确定，再进行轮转。 岳麓秦简《徭律》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佐证：
此段律文大意是，发徭，自爵位不更以下的“徭戍”，满一天则要记录于券书上，并记录在档案中，不好好干游荡的也要记录，兴徭多了人还是少了人，都要记录备来年计数，徭戍多次兴发，官吏一定要平均工作日，如果一年下来没有均平，主管官吏要受罚降职。 这说明徭和戍虽然是不同性质的力役，但是在发徭的概念下，是统一计数分更的，“更数”的确认基础就是要“均徭日”，基层官吏在这个过程中要力求均平，这种均平自然只能是基于簿册中累计工作日的均平，而非基于人数或某个人的服役时间。 《史记·陈涉世家》中说：
这个“次”，应该就是这个“大册”的轮转，否则，这二位一年跑一趟渔阳，还不早就反了。 在大册轮转，均平负担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文中引用的秦始皇二十七年洞庭郡公文引述了“传送委输”任务的“兴徭”的秦令，其中明确表明：
可见，秦令的原则上是先用“刑徒”，这也符合它国有奴隶制的基本特征，第二行则是传送甲兵的顺序，第一顺位的是乘城卒，即守城卒、县卒，这是和军事需要直接相关的，如果是普通传送就不是他们了。 紧跟着是官奴婢，各种集中系狱的男女刑徒，直至在里闾居住有授田的刑徒“司寇”，最后则为践更县者，原则一致。 以上的原则，应用于普通的“兴徭”，更重要、也是更大的负担“戍”，秦朝的制度体系也非常有特色，《史记·匈奴列传》载：
这里提到的“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其实已经明晰指出了“戍卒”的组成非常复杂。 在“更戍”这个编户民“基础义务”之外，秦朝的《戍律》还规定可以由同县人代戍，也就是汉代史料常见的“取庸代戍”的情况，另外，秦朝还有“赀戍一岁”、“赀戍三岁”的罚戍、赀戍的犯人填补边境防守的位置，更有咱们早就谈过的“谪戍”，即对身份受歧视者的惩罚式役使，里耶秦简里就有这么一条奇葩例子：
说的就是一个籍贯四川郡城父县蘩阳、无爵（士伍）、名叫枯的男子，娶了商人的女儿为妻，谪戍边四年，地点就在洞庭郡迁陵县。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群特殊戍卒在里耶秦简的统计簿中出现，即：
这个宂募群戍卒在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中也有记载：
以“兴日”受偿的募兵为戍卒，为秦朝的边防堵窟窿，肯定是有效的，以秦迁陵县的有限数据来看，该县某年的“宂募群戍卒”达143人，而更戍、或带有“罚谪”性质的戍卒总数还达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可见，秦朝实际运作的戍边体系中，以年为单位的戍卒与本地屯戍的结合，才是人力的主体，更戍，更大程度上是小国寡民的旧制度遗存，以及一部分“家贫”黔首不得不亲自服役的补充。 实际上，当我们结合如淳所提及的“过更”300钱免戍的制度考虑，就会理解这套体系的内在趣味。 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中规定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向官府偿债的戍卒劳作，1个工作日抵8个钱，要官府管饭的，1个工作日抵6个钱，这实际上是一个劳动力评估公式。 按照如淳的说法，所谓的“更赋”300钱是纳于官，雇人代役的代价，1天即100钱，价码超过了官方劳动力评估的12.5倍；而秦朝的《戍律》又允许本县人“取庸代戍”，也就意味着，官方的这项“业务”很可能被普通人“抢了”。 再退一万步说，这是事实，也就意味着，戍边一年的“宂募群戍卒”可获得36000钱的收益，前人学者多有讨论，觉得过于荒诞。 那么，如果这300钱是如淳误将1个月30天的代戍钱当做了3天的呢？ 整个解释也就合理了，1天10钱的代役钱，比官方评估的劳动力价格多2钱，正好可以拿来支付募人的费用。 从上文结论可知，秦的戍边体系，兵员可以分为几部分，一一对应上述“所徙適戍边者”则为：
在这六类人中，边戍的人力需求是基本确定不变的，可以视为一个常量，而“宂募群戍卒”和“罚戍”、“赀戍”的人数增加，却是一个变量，此类以年为单位的戍卒增加，则更戍的实际人力需求就会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为了“做平”账簿的同时不增加任何行政成本，还要政府获利（注意：不是为了纾解民力），最好的办法就是：
问题是，长途远戍纸面上看不难往返，却要考虑到秦朝的戍卒也是要吃饭、穿衣的，朱德贵在《秦简所见“更戍”和“屯戍”制度新解》一文中即指出，秦迁陵县更戍中不少人有“居赀”、“赎耐”的记录，在里耶秦简、岳麓秦简里还多见戍卒自官府贷粮的情况，尤其是城父县的“更戍卒”，基本都是“贷粮”。 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迁陵县粮食支付对象及支出机构统计（见赵岩：《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 上表所示的诸多种类的戍卒在廪食和贷食上的不同，主要是在所属部门的区别以及实际工作的不同，而其命运却是类似的，因为秦朝戍卒原则上应自备衣粮，而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因家境贫困而无法备足口粮，只能向官府借贷，有些戍卒在借贷官府粮食后无法偿还债务，不得不用劳役来抵偿。 口粮之外，还有衣服，无论是更戍还是屯戍，他们的衣服不能像刑徒一样由官府发给，而是要家中做好，官府传送，如果家贫做不起，那就只能继续“贷”，最终的结果就是欠的债越来越多，难望归期。 现实地说，穷到出不起300钱的贫民，本身就很难“自备衣粮”，最后还是会沦为“居赀”，成为新的人力“摇钱树”，戍卒很容易就掉进了秦朝政府最熟悉的“官有制奴隶经济”的循环陷阱。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初步理解秦朝的“徭戍”制度体系本身的运作逻辑了，本质上就带有非常强的“经营性”特征，因此，在“徭”、“戍”组成的力役体系中，组织管理只是公文运转体系的一部分，在实际运转中，“无偿”，甚至“盈利”的运行方式才更加“实用”，因此，纸面上的戍卒轮转是一回事，在操作中的具体玩儿法，则是另一回事，只不过这种“现实玩法”对于贫民黔首一点都不“友好”。 五 廓清了上述事实，我们再回头去看《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对秦制的追述，终于可以有一个不再自相矛盾的解释，正确的符合句式的句读如下：
秦汉史专家张金光先生曾专文辩证“更数”问题，认为“六更”为服役1个月、休5个月的观点违背了“月为更卒”的基本底线，其他专家解析该问题也有类似的坚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代《戍律》原文明晰，为“戍者月更”，这个叙事角度是从政府用人的公文出发的制度原则，即戍卒一月一换，而非“1个戍卒只有1个月”；而《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的话，“月为更卒”之前，还有“又加”二字，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这样，在法律层面上，所有“三更”的百姓黔首，都是践更3个月、居更6个月，过更（或称免更，习射免徭一更）3个月，正好是“三十倍于古”，则董仲舒表述中的内在矛盾可解。
而之所以默认是“三更”，依据有几个：
而结合三国时人如淳的表述，则体现了汉武帝后到东汉末数百年间制度的变迁：
这里引述了《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并没有对“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提出质疑，东汉初年人班固也没有提出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二位并没有将“一岁”理解为服役一年，而是一年服一个月。 而如淳在上述文字中均引用了“律说”和《尉律》，说明是当时仍可见的法律条目，而我们知道，《汉书·刑法志》早有记载，自汉武帝开始即对律令多有增删：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而自西汉至东汉的边防、力役制度的变化，也是越来越专业化、固定化，同样也是一个趋势。 由秦代、汉初“卒更”制度下徭、戍同簿的“三更”，走向徭、戍分离的“六更”，乃至于从《尉律》而不从《徭律》、《戍律》，甚至二者皆废的背景下的“十二更”，同样符合上述的趋势。 具体来说，秦国、秦代、汉初（含汉武帝时代）征发“徭”，即无偿力役的基础文书，就是《卒更簿》，一个基于郡县人口进行划分“更数”的基础统计数据载体，这份账簿应于每年上计时提交中央，中央手中另有全国范围内“外徭”、“更戍”、“屯戍”以及郡县本地兴作徭役的需求数据，根据这些数字，依照《徭律》、《戍律》和相关“令”的原则，制定年度计划，划拨人力。 当然，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其中就会以“令”或行政惯例的形式确定某郡“更卒”与某郡“戍卒”之间的固定供需关系，甚至细化到县对县，站在文书轮转的角度，如此确实最省心省力，只需在对应郡县人力数字基础上予以腾挪外县零星数字即可。 形成结论后，即以文书方式下发落实，形成惯例情况下，甚至连上级公文都可以省了，只需要在特殊情况下（农业社会的编户齐民体制下，如非战争、饥荒、大瘟疫，人口变动不会很大）下文简单调整即可。
而吕后五年八月，“令戍卒岁更”，既然未提及变动《戍律》和《徭律》，则《卒更簿》并不受影响，只需照常编制，而将编户民“已傅”后应服的“更卒”之役的“更数”凑足一年后，免除其“岁更”后的历年“一更”即可。 据《二年律令·傅律》：
不更到上造子，爵位为公卒，20岁傅籍，公卒为66岁免老，服役期46年，其中有4年为睆老期，享受“半其爵徭”，也就是“三更”变“六更”，1年1戍边变2年1戍边。 因汉初人口减少剧烈，假设公卒每年均需戍边，则1年12个月抵12更，即服役后11年不用再来戍边，一个公卒，理论上一生只需要戍边3次（44/12），最后的半次，老病肯定可以申请免除。 等到汉武帝时代，诸多材料都显示实际施行的制度为“戍卒岁更、卫士岁尽交代”，《南郡卒更簿》又现实存在，以其中显示的“三更”所代表的更役负担来说，不可能再增加额外的任务了，所以，相关的免除或抵偿只能在这个簿书基础上完成。故此，“三更”的公卒一年中，因戍边、卫士（外徭）岁役而免去1更。 又因“习射”免去1更，这个活动，应在汉武帝之后参照戍边、卫士的变化，最终整合成为“材官”、“楼船士”、“骑士”的郡国兵“岁役”。 那么，编户民实际上的“徭”的负担，即演化为如淳所说的“律说……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即编户民1年备2轮徭使。 此时，屯卒、卫士、郡国兵也真正脱离“卒更”（即广义“徭役”，也即无偿力役的概念），成为专门的兵役义务，和卒更的“徭”形成抵偿关系。 这套法律体系延续到东汉，汉光武帝废除郡国兵，中央军除卫尉所统的二千五百、六百卫士可能为更卒外，其余如虎贲、羽林、缇骑、持戟、北军五校尉等，及各地要冲的屯兵及边疆戍兵，均为“职业兵”。 在此条件下，《戍律》完全失去了意义，但正如劳干先生在《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中的讨论，东汉虽然废除了更卒制度，但军籍依然存在，即汉武帝时代的《南郡见（现）卒簿》这样的簿籍仍旧在文书系统中留存，以备国家有事时临时兴发，而曾经更加重要的《卒更簿》就逐渐消失了。 所以，在作为“兴徭”的基础”“卒更”制度完全弃用的情况下，《徭律》也很难继续施行，随着东汉皇权的逐步萎缩，社会进一步的儒家化，再次减半，最终走向了如淳所说的“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六 辨清了秦汉徭戍制度体系的运行原则和时代变迁，才能真正对秦汉之际的“轻徭”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基础。 从上文所描述的秦国、秦代、汉初徭、戍制度可知，“更卒”作为一种“国家资源”的存在是持续的，在《戍律》、《徭律》为基础的秦汉法令体系下，这个“资源”的编排、使用，只是形态的变化，而非视民为人或视民为非人的区别。 在秦汉法律体系下，编户民，从来就不是人。 在法令延续性上来讲，除了吕后五年八月“令戍卒岁更”，汉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形成了一个小的轮回之外，其之前与之后，并不见相关制度变迁的记载。 也就是说，秦、汉卒更制度，或称徭制属于完全继承关系。 那么，实际负担孰重孰轻？为什么汉初人及后世人多有汉兴之后，“轻徭”以省民力的观感？
前一个问题，进行详尽的数据量化，资料并不充足，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哪怕是在法定“卒更”负担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秦朝的“外徭”（郡县以外的服役的统称，也可以专指戍边），也远远超过汉初。 而《二年律令·徭律》则规定：
汉初的“兴徭”的制度逻辑明显忽略了“刑徒”，而只是指出了哪些编户民群体不能参与“传送委输”，仅从已发现的汉初《徭律》来看，汉初在用“徭”人群上，刑徒已经不再被优先强调。 这种情况虽然并没有史料直接描述，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秦末汉初的持续战乱，对于编户齐民的基层静态管理体制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经过章邯领刑徒军的出征，项羽率诸侯兵对咸阳的焚掠，汉军入关中与三秦王的大战，乃至于楚汉战争中萧何涸泽而渔的人力动员，原本的统治秩序早已荡然无存。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秦的郡县之中，战争和动乱的蔓延是全国性的，秦原本数量庞大的刑徒阶层的借机脱困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实。 哪怕刘邦称王称帝后并没有主动放免官奴婢、刑徒的举措，这一秦国、秦朝通过战俘、犯法者、居赀者的长期无刑期自体繁殖而造就的特定社会群体的存量削减，也是必然之事。 存量日减，增量又如何？ 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罪人的大规模减少，在《汉书·刑法志》也有类似表述，刑徒减少，则郡县用“徭”只能集中考虑编户民，同时，“罚戍”、“赀戍”的减少，边防戍卒必然存在缺口，在此条件，汉惠帝、吕后时代对于《戍律》的现实执行，恐怕要比秦朝还要严格得多。 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高后五年八月，吕后命令戍卒改为“岁更”，好处是劳民的频率下降，一个公卒，一生最多只需要戍边3次，看起来减轻了负担，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文帝十三年为什么要废除《戍卒令》，如果说这个“岁更”制度看起来有表面那么好，为什么文帝要废除它的载体？
这里面有两个可能：
最大的可能是后者，因为前者实际上破坏了秦汉意义上律法的“公平性”，将义务变成付费的“募”或者“偿”，而后者，则将戍卒承担的经济负担放大了多倍，长途自备完全不可能实现。 换句话说，吕后虽然把“坏事儿”降低了频率，但是终究还是会有“倒霉蛋”要承担这个负担巨大的边戍之役，而在此之前呢，汉朝和秦朝的制度完全重合，甚至由于“罚戍”、“赀戍”、“冗募”的减少，普通编户民的负担要更重。 只不过由于西汉初年的“外徭”数量和规模要远远低于秦朝，尤其是“大兴作”的时长、时点的控制，让编户民普遍范围内的综合负担有所减少。 比如《汉书·惠帝纪》记载：
惠帝时代，绝不是完全的“休养生息”，只是严格控制了“兴徭”的时长和尽力保证不耽误农时，同时尽量不驱使百姓“远役”。 《汉书·高后纪》记载：
可见，高后时代的兴作更少，只是匈奴的威胁增加，应该与冒顿单于那封著名的羞辱信有关，所以，在五年八月下达令戍卒岁更的命令后，就调河东、上党郡的骑士屯北地郡，而之后，匈奴骑兵则专攻陇西，说明此时的北边防线通过这种临时手段补充兵力，堵住了长安北面的口子，却没能堵住所有口子。 综合考虑以上事实可知，吕后的边戍制度变更，核心目的绝不是为了休养生息，纾解民力，而是为了加强因人口稀少，而郡县兵屯戍不足的边郡守备，类似于一种人力资源的转移支付。
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隐患多多，所以，在文帝十三年，汉文帝废除了《戍卒令》，而正是这一年，汉文帝还废除了《田租税律》，即废除了田租。 之前的文章里，三解曾经谈及，汉文帝的这项举措的实施，基于晁错的建议，同样，《戍卒令》的废除，也基于同期（文帝十一年六月后）的晁错上疏，《汉书·晁错传》记载：
可见，在晁错上疏的时代，仍是戍卒“一岁而更”的政策，接下来肯定不会恢复“一月而更”的远郡更戍了，因为晁错的建议严格来讲，即“兴屯戍”、“罢更戍”，大肆招募各种身份的人来边郡居住，填补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先养鱼，再抓鱼。 这个政策得到了执行，“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同时，为了填补塞下边郡粮食的不足，晁错的卖爵贵粟之策同样施行，按照他的话说，“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 以上信息都显示，汉朝的边戍运行制度在汉文帝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确实称得上“轻徭”，但是，正如上篇文章三解讨论“除田租”时的逻辑，此时的汉王朝，已经渡过了“休养生息”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经济活跃，只需要耍一点小手腕改变资源流向，即可达成足食、足兵目标的新时代。 而这个结果，并不是自刘邦开始的“休养生息政策”所带来的，而只是维持秦律行政制度常态运作的基础上，少“兴事”，少“作为”，即司马迁所说的“政不出房户”，而非什么主动的“善政”、“善意”的成就。 用最直白地话说，“清静无为”并不是什么政策指导思想，更不是什么政治路线，汉文帝之前的汉帝国政治，自始至终就是秦制，在遵守秦制下的“清静无为”，可不是什么“黄老政治”，就是上上下下循规蹈矩的“不作为”，结果，哪怕是这么残酷、苛刻的制度底子上，中国人都能“衣食滋殖”地活下去，该赞美的真不该是什么帝王将相，而是这些具有超强忍耐力的同胞祖先们。 至于这些明君、圣主们，历史对他们反而太宽容了，一群强盗只是放下屠刀歇一会儿，就变成伟人了……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到汉武帝时代的《南郡卒更簿》，就应该意识到，哪怕是主导着“重大变革”的文帝，一样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开历史倒车的后门，随便哪位“雄才大略”的圣君要大有作为时，只需轻轻一推，一切都将清零。 - E N D -
|
|
|
来自： 冲霄3e8ixadnpn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