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衚衕。但是在這個陋巷裡卻住著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逕自拜訪一位學者,並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麼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訪。轉彎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後,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著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著涼席。屋裡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鬍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後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裡院坐吧。」 裡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於寫作的所在。靠牆一几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著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後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淡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鬚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僕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於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裡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 <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於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眾不易瞭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於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類比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作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週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託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裡發表他的幾封短劄,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於身繫縲絏,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關於《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於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於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於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只是隔著窗子看見過一位披著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於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闆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捨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於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裡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 <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託,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物件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僕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后六十萬壽,不願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將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歷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擬罪得重,由御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著批示:「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后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將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的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討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像的事。 周作人和魯迅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後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 <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 (本文節選自《槐園夢》,圖片來自網路)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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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Tomxiao1961 >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