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功能的有序与无序前面我们阐述过，指挥要素可划分为指挥员、指挥机关、指挥手段等组分。这三者按照一定的指挥体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它担负着整个作战系统信息处理的任务，主要具备决策、监督、控制等功能。这几种功能是否能够有效发挥，决定着对作战系统能否有效控制内部诸要素之间、本级作战系统与环境之间，尤其是与对方作战系统之间所进行的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乃至意识流相互作用效能的大小。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将领常常强调在作战过程中通过各种“打击”手段催使对方作战系统指挥要素丧失或大大降低功能去达成作战的目标。事实上人类作战史在很大成分上也正是这种理论的探索历史，从我国古代兵书《三十六计》中的“擒贼擒王”的谋略，到当前美军广为注重采用的“斩首”、“震慑”作战样式，其实质都是力争做到以最小、最快的“输出”导致对方作战系统中的指挥要素最早、最大的“突变”。 指挥要素功能是以处理信息为主，其功能降低或丧失也主要体现在难以进行信息处理或信息处理不当上，究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 指挥要素遭受敌方打击 指挥要素如果遭受敌方打击造成重大伤亡，尤其是主要指挥员伤亡后，很容易造成指挥上的混乱。虽然在现实的作战系统中，通常主要指挥员都会在战前指定代理人，即规定当自己伤亡后，由谁代替行使指挥员的职责。但通常情况下，其代理人的指挥能力都较指挥员本身弱。加之指挥机关中的其他人员伤亡后，很难找到更为合适的接替者。因此，在指挥要素遭受敌方打击且造成重大伤亡时，往往意味着指挥效能的降低，即使是其代理人或代理机构替代其指挥，但在其替代指挥过程中仍会因对整个战场情况不如原指挥要素熟悉，加之指挥所赖以进行信息处理的设备与器材受到损失后会导致信息处理速度的进一步降低等原因，均可导致指挥效能的降低。当这种效能上的降低上达到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作战系统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时，我们就可视之为指挥功能趋向无序的状态。 2. 信息保障不利 其一，信息量过少。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或多或少是不确实的。”[1]虽然他的观点有些偏颇与绝对，但却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作战过程中信息获取不足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信息对双方作战系统的存在与演化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双方作战系统力图采取一切手段去防范对方对本作战系统相关信息的获取也就成为了基本的要求。而在此过程中也就形成了双方在信息领域的一种对抗。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获取的手段不断增多，但反信息获取的手段也在不断增多。从这种意义上说，虽然古往今来的指挥者总是希望在占有充分、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决策，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这种在信息完全状态下进行指挥决策的战例几乎很难找到。以海湾战争为例，尽管美军利用上至各种侦察卫星、飞机，下至各种传感器、车辆、人员等综合手段进行联合侦察，构成了高效、完整的信息搜集网络，并且与伊军相比拥有了绝对的制信息权，但同样也没能做到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作战指挥。如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都没能及时发现和摧毁机动的“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等。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信息领域对抗的加剧，在作战过程中存在“战场上的迷雾”这种情况仍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其二，信息量过大。信息量过小会给作战指挥带来困难，与此相近，如果信息量过大，同样会使作战指挥陷入时效性降低的境地。这里所指的信息量过大，主要是指与指挥要素信息处理能力相比较而言的。这正如我们在互联网上查找某一方面的资料，当我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某个关键词汇时，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成千上万的。如此一来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逐条进行筛选，以从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当这些信息存有差异甚至出现相互矛盾时，则同样会难以消除我们对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目前研究信息化战争理论及技术方面，很多学者都提到了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将来，也应该限制信息的流量，即要做到分层次地将相关信息传输到所需要的某一层次、某一性质的作战要素之中，而不是过分追求信息量的近乎无限制地共享。从这种意义上讲，防止“信息过剩”与避免“信息不足”同样重要。对于指挥员来说，尽管其所得到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信息保障要素的鉴别、筛选、验证等初步处理，但有时仍需要指挥员的进一步判断与分析，而此时，如果为其提供的信息中存在大量的与其所需要信息关联不大甚至无关，则易造成在其筛选信息效率降低的现象，其结果则往往会影响到决心制定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其三，信息中虚假的成分太多。信息对抗的方法之一，除了避免对方获取己方作战系统真实的信息之外，在很多时候会因战术的需要而故意“泄露”己方的某些虚假信息。尤其是当作战任务为诱使敌方做出错误的行动时，则更需要达成这种效果。此外，信息从获取者传递到使用者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此时间之内，对方的具体情况可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在流动性更大的现代战场上显得尤为突出并且有可能会越来越突出。由于此时使用者所掌握的信息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当时战场上的其真实情况，也就在实质上起不到“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这同样会导致指挥要素效能的发挥。 2. 信息处理不当 指挥要素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信息，其本质是将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有效地结合起来，即在有效信息的支持下，对战场情况进行综合判断，进而制定出作战系统及其诸要素的行动规定。在作战指挥理论中我们称这些规定为作战决心。这种决心最终仍是以信息（命令）的形式进行传递，用以控制作战系统中各种人员、物质、能量以及其它信息。当然，这种信息处理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定的反馈机制下不断地加以调整的一个连续、循环的过程，其调整的出发点则是不断地使指挥要素所发出的各种指令能够更加贴近战场上的客观实际。 为了使指挥要素更快更好地进行信息处理，各国军队都极为重视指挥自动化系统的研制、开发与利用。以美军为例，这类系统从早期的C3I、C4I发展到了后来的C4ISR、C4KISR（C4KISR分别指的是，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er、杀伤－Kill、情报－Intelligence、监视－Surveillance和侦察－Reconnaissance）。不论其名称如何，它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指挥要素处理信息的速度、效率和可靠度。但是，所有这些仍然取代不了指挥员的创造性思维。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作战指挥中最根本的信息处理还是要依靠人去完成，也就意味着必然存在着指挥能力上的差异。而指挥员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同样的信息支持，经过不同指挥员“处理”之后其结果也很可能不同。对于指挥素质较差的指挥员来说，即使是有了可靠的信息支持，他所制定的作战规定（决心与命令）也未必能与战场上的实际做到高度相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就可以更为容易地理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类俗语中所包含的丰富哲理。因为它决定着作战系统信息处理速度与质量的问题，这也正是作战中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1] [普]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45页，杨南芳等译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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