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40 第7讲 干货笔记 你好，今天是第四单元。在上一单元中，我们首次谈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个人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但结果是各方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今天，我想再进一步拓展这种思维，重点讨论一些可以利用规则和权利来创造“激励”的方式，这些方式可以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海洋版“囚徒困境” 首先，我们从一个发生在公海上的故事讲起。科学家和渔民们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全球的渔业已经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过度捕捞降低了鱼类的总量；按照目前的捕捞速度，捕鱼业会很难继续下去，世界上所有的商业捕捞者都可能在几十年后失业，这样一来，人类高度依赖的这种优质蛋白资源也将不复存在。即使你不是经济学家，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人们都承认存在过度捕捞的情况，为什么还不进行有效的遏制呢？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囚徒困境”在作怪，只不过场景从警局的审判室转移到了公海上，而“囚徒”就是那些商业捕捞者，至少从博弈理论的层面上讲是这样的。对于每个渔民个体来说最有利的选择，会给他们整个群体带来灾难，甚至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灾难。 其实从理论上讲，所有捕捞者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商定减少捕捞量的问题。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样他们都会受益。但是，这种协议涉及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根本无从下手，执行起来更是异常得艰难，所以无一例外都流产了。 我们可以利用上一单元用到的“支付矩阵”来给每条渔船做个分析。如果其他人都限制了自己的捕捞量，那么“我”的最佳选择是尽可能多地去捕捞，因为“我”的大量捕捞不会对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还可以给“我”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但如果大家都不限制自己的捕捞量，那么即使“我”减少了捕捞，对保护环境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只要可能，“我”会尽可能多地捕捞。 所以，让数以千计的渔民放弃自我利益的考量，而自愿达成一份共同协议的几率实在是很低。那么这样一来，推出具有强制性并且执行性高的限制或管控就显得格外必要了。但是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现有的控制和规定看来是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的。目前的状况是，人们依然在捕鱼，但为了限制总体捕捞量，我们缩短了法定的捕捞季，不过鱼类总量还是在不断下降。于是我们不断地缩短捕捞季，结果渔民们的捕捞欲望反而越来越强烈，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的局面，与1889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地哄抢热潮非常相似。当时，联邦政府向渴望定居的人们开放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地，并允许他们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占地定居。因此当政府打响了“跑马占地”的发令枪时，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马疯狂地涌向乡村，争相抢占最好的土地，跑累了插上木桩，这就算占上了这块土地。俄克拉荷马州还有个外号，叫抢跑者之州，因为很多人在政府允许之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占地了。 在海洋版的哄抢过程中，人们疯狂地抢占渔业资源。一旦捕捞季开始，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渔场，尽可能多地捕捞，而且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那么，这种情况创造了什么激励机制呢？这个激励机制要求你得购买更快的渔船、更多的捕捞设备和更昂贵的电子器材，从而保证你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捕捞到更多的鱼；它要求你无论天气多么恶劣，都得出海捕鱼。 结果怎么样呢？越来越高效的渔船在越来越危险的环境下作业，而且捕捞量依然很大，所以鱼类的总量依然面临威胁。第二年，我们就又得缩短捕捞季，所有船只都陷入了博弈理论的“囚徒困境”中。 我来举个实际发生的例子。在90年代中期，阿拉斯加比目鱼的全年捕捞季曾经一度缩短到只有三天，但是鱼类的总量仍然在减少。更糟糕的是，由于所有渔船都必须在同一时间集体出海，并且在三天结束的时候一起返航，这就导致了短期内鱼类供应过剩的现象。那么比目鱼的价格将会下跌，而捕捞的成本和危险却在上升，捕捞单价下降，捕鱼业接近崩溃。在这个案例中，每条渔船的行为都出于理性的考虑，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一步步毁灭自己的共同生计来源。 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那么你应该向谁求助来解决这样的危机呢？ 很显然，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设法改变个人的激励机制，从而改变群体行为，然后再进一步改变这些行为的社会效果。 那么，有没有一种激励机制，可以让捕捞者的个人行为符合保护渔场的目标，而不对渔场造成破坏呢？ 冰岛是第一个尝试这种经济思维的国家，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生物学家会确定整个船队可以捕捞的总量限制（Total Allowable Catch, 简称TAC），然后再细分，并把总捕捞量划分为可交易的配额（Individual Tradable Quotas, 简称ITQ），也就是一种永久性的捕捞权，最后，再把配额分配给每条渔船。 举个例子：如果捕捞总量的限额是1亿磅，一条渔船拥有1%的个体可交易配额，那么它就有权在一年内捕捞1亿乘以1%，也就是100万磅的鱼。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捕捞的时间，可以是这周，也可以是下周，或下个月；也可以等到天气好或者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再或者等鱼市价格提高了再去。 无论你渔船的设备多么先进，就算是整个船队中最好的，比其他人先到达渔场也没什么用。每小时能捕捞到更多的鱼也就不算什么优势了，因为无论这条船怎么捕捞或是什么时间捕捞，他的捕鱼总量都不能超过100万磅，一旦达到这个总量，渔船就必须停止作业。 这个案例体现了哪些实际的经济学思维呢？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每条渔船的捕捞权都是永久性的，它可以延续到未来，而且可以交易。所以如果一段时间以后，鱼类总量增加，分摊到每条船捕捞配额也会随之增加。 如果第二年可捕捞的鱼类总量为1.2亿磅，那么每条渔船的可交易配额就会增加到120万磅；但是如果可捕捞的总量下降到了8000万磅，那无论渔民多么努力，花了多少钱购置设备，他明年的配额上限也只能是80万磅。 促进渔场的恢复发展，可以保证每条渔船未来的收益，每个渔民所拥有的捕捞权也会变得更有价值，这样渔民们也就更愿意去维护和促进渔场的良性发展了。 可交易配额又是怎么回事儿呢？事实证明，它可以提高整个船队的工作效率。 实施配额制以前，如果一条渔船出现机械故障、设备落后，或是缺少熟练工人等问题，那么这条渔船就只有一种选择——继续出海打鱼，否则它会一无所获；但实施配额制以前，如果一条渔船拥有先进的设备，或有足够的优秀船员，那么这条渔船就会尽可能多地捕捞，获得短期利益，但他这种行为会危及自身和其他人未来的利益。 实施了可交易配额制之后，一条捕捞能力强的渔船仍然可以多捕鱼，但前提是他得向别的渔船购买配额；而一条捕捞能力弱的渔船，比如说船有问题或是船长太懒，那么这条渔船就可以把自己的捕捞配额卖给别人，这样自己既不必冒生命危险出海，又可以获得收入。 通过交易，双方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这只能以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帕累托效率的范例。这样一来，过度捕捞得到了控制，囚徒困境得到了解决，囚徒也得到了释放，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运用了经济学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所有权的界定重新确立了激励机制，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冰岛取得成功以后，其他国家就开始纷纷效仿。目前，阿拉斯加就采用这一制度来管理比目鱼和螃蟹的捕捞。我们刚才讲过，阿拉斯加比目鱼的捕捞期曾经一度被缩短为三天，渔民们工作强度特别高，风险特别大。现在捕捞期已经恢复到了八个月。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中得到一些数据，比如：现在比目鱼的捕捞价值上升了三分之二，紧急搜救和救援任务下降了70%，比目鱼捕捞中的死亡事故也下降了15%。 这种个体交易配额制度清楚地表明，赋予有效的权利能使他们个人的理性选择创造更高的效率，并产生更好的社会影响。这样的案例需要有人自觉地参与进来，重新定义各方的权利，明确界定参与活动的激励因素。 修理厂老板的“奇葩”逻辑 其实，很多有效的规则不一定都是有意识设计过的，也很有可能是从人们无意识的习惯中演化过来的。 举个例子：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汽车修理厂，每天早晨都有两辆厢式卡车开过来，在停车场停半小时左右。第一辆车卖咖啡、甜甜圈还有一些零食，很明显，这辆车停在这里是为了销售食物给修理工们，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宝贵的休息时间跑出去买吃的和喝的了。这辆餐饮车的老板赚到了钱，汽车修理工们也节约了时间——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案，因为各方都获得了利益。 但是第二辆卡车是做什么的呢？它是一辆出售修理工具的车，卖轴承、扳手、螺丝刀等工具。这辆车的销售对象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修理工人，怎么会自掏腰包从这辆车上购买工具呢？他们不用交电费或热力费，也不用购买液压起重机或计算机诊断设备，因为通常这些都由雇主来购买。这跟办公室的文员不用掏钱买自己用的纸、笔、打印机墨盒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是修理工本人而不是他们的雇主来购买这些工具呢？接下来，我会教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从激励和效率这两个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手工工具很多很杂乱，很容易就会被乱放、盗用，甚至是弄丢；虽然每个插座或棘轮的成本都不是特别高，但是累加起来的费用却不容小觑。丢失关键工具有可能导致工作的停滞，这样就会降低工厂的工作效率，提高劳动成本。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比如说通过明确一些权利或者规则，让雇主能用最低的成本减少工具的丢失，并且提高整个修理厂的工作效率呢？其实有很多可行的办法。 办法一：让雇主来购买和提供工具。一旦某个工具丢了或者坏了，雇主就需要再买一件新的。 缺点：毕竟，修理工是按小时领取工资，工具丢了或者坏了，对他们都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所以他们就不会特别关心工具的花销。对于雇主来说，他们就得要么不断地去修理坏了的工具，要么不断地花钱去买新的工具。 决定如何使用工具的是修理师本人，但工具损失的费用却不由他们承担。所以雇主就应该想想办法，来改变对修理工的激励机制，让他们能自主地爱惜自己的工具。 办法二：工具集中管理的制度。员工需要登记领取工具，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再由他们交回去核对，如果工具没能交回或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会扣除相应员工的工资。 缺点：为了监督和执行这一制度，需要大量的工作和成本，如果再加上众多细碎的小零件，那工作和成本就更大了。所以为了节约工具的费用，雇主不得不增加管理的费用。 办法三：雇主可以提高修理工们的工资，但前提是修理工们要自备工具。 优点：只有修理工自己才能减少工具丢失和损坏的情况发生，如果工具丢失和损失的费用需要由他们自己来承担，那他们肯定会加倍小心地使用这些工具。只要增加的工资成本，比雇主增加的管理成本低，同时又比修理工们付费保管和使用工具的费用高，那么就会出现双赢的局面。 这其实是一个经过实践和人们无意识的习惯检验所形成的常见规则，但这个制度是不是就很有效地体现了激励作用呢？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符合帕累托效率法则的。所以，效率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工人要自备工具，为什么高级餐厅的厨师要自备刀具的现象，而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促进效率的又一体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