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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明是以古代希腊文明为基础的，在上古时代人类已经建立了许多规模很大的大国家或帝国，而希腊无论如何都是一块不太大的地方，那么人类最先进的文明基础——科学和民主何以就在此产生且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并为人类日后的文明埋下了宝贵的种子呢？ 翻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地中海是一块不太大的海洋，它只有直布罗陀海峡一个狭窄的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因此地中海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湖。地中海的四周都是陆地，中间还分布着若干半岛和岛屿，这里气候温暖，总体上都适宜居住。由于面积不太大（约250万平方公里），所以基本不会产生威力强大的热带风暴，而且地中海也没有体型太大的鲸类和鱼类，这一切都为航海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从理论上讲，从地中海沿岸任何一处出发，只要沿一个方向航行就都会遇到陆地而不会有危险，这对人类初期的航海十分重要，而在中国东部的太平洋沿岸就不具备这种条件。 早在远古，地中海沿岸就有人类活动，而且很早就出现了海上贸易，尤其是当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地中海的东部便直接地与人类文明的两大核心地带相连，而且地中海有足够长的海岸线（约2.25万公里），沿岸的文明和物产有足够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这一切都有利于地中海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海上贸易的繁荣。为什么海上贸易会繁荣起来呢？那是因为海上运输的效率要比陆上运输的效率高得多。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想象，假如一个人在没有现成的道路也没有牲畜的条件下要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地区贩卖商品，他最多能运多少货物呢？几十斤就了不得了，即使有了牲畜，这也不会太多，而且养牲畜也是要成本的。但如果这个人走水路，哪怕他只驾驶一艘较大的独木舟，他将一吨的货物运往500公里以外的地方都不是不可能，而且养船的费用也要比养大量牲畜的费用要少。由于海上贸易具有较高的效率也就是具有低廉的成本，贸易的对象就更加倾向于生活必需品，这样就更有利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在生活中也会越来越接受贸易重视贸易，贸易加分工的经济模式在比较效率上就会优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在中国，中国人很早也注意到了水运的廉价，中国人花费巨大成本开凿灵渠、大运可就是看中水运的效率，但是由于不具备海上贸易的理想条件，贸易主要还得是陆路贸易，因为陆路贸易效率低成本高，所以贸易的对象就自然会倾向于贵重的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它远离普通人的生活。这样，在中国贸易加分工的经济模式在比较效率上要劣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所以重农轻商，鼓励自然经济模式就成为中国古代的一贯国策，自然经济模式和中国社会的一贯国策不利于社会分公的精细化。但是，中国古人的这种选择绝非短视，而是必然，在这一点上古人没有错（但是后来，在条件变化以后，我们仍因袭古代的观念，这种因袭思想却不能说没有问题）。 由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海上贸易日益繁荣，如果在这一海域的中心部位有一个岛屿，那么它一定就会成为人们中转和补给的必经之地，地中海东部恰好就有一个这样的岛，这个岛就是著名的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400年就存在过一种艺术上极为先进的文化，被称为米诺文化，对于克里特岛的居民构成我们今天并不是很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航海民族。由于没有最直接的考古证据，我们在有些方面只能靠逻辑推理，我个人认为克里特岛的先民极有可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部族，他们因海上贸易而在此中转并设立了长期的“办事处”，经过长期的融合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一点对后来的文明发展十分关键。接下来我们将根据这一极为可能的假设做进一步的推理。 由于克里特岛的先民是来自不同民族的，他们的关系是因贸易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或者因临时因素而建立的抱团取暖式的合作关系，彼此没有天然的尊卑秩序，所以平等的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自然，而且贸易也是需要按质论价和讨价还价的，为了贸易能够长期进行，建立一个公平的环境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这样平等和公平的观念就在克里特岛的先民中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而且这种平等和公平已经超出了年龄、辈分和血缘的限制。这样，在克里特岛的居民就拥有了贸易和平等这两个极具效率内容的原始法宝。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形就大为不同，中国从来就没有众多部族在没有以某一个部族为领导核心的前提下的聚会，即使有这样在以某一部族为领导核心的前提下的聚会（比如黄帝领导的部族聚会或周武王领导的部族聚会），那也是一种有既定的尊卑秩序的短期聚会，这和克里特岛的不约而会的长期聚会有着本质不同。而单一部族的发展则一定是在其固有的秩序基础上发展的，试想如果在一个部族中，我们如何能要求我们要和自己的父母、叔伯甚至爷爷奶奶平等呢？这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平等的观念恰恰是后来民主的思想基础，以血缘及长幼为秩序的观念恰恰是后来专制的思想基础。民主也许还有别的源头，比如考古发现早在4800多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建立的城邦国家里就有关于类似两院制议会的民主决策形式的记载，但我相信那也必然是建立在某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没有平等的基础，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专制思想成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一点也不奇怪。不仅如此，一切由单一部族发展起来的民族也都是这样。即使是现代，在同一文化圈内，那些移民聚集地区的居民通常仍会表现出较高的民主效率，而非移民地区的效率就相对较低。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它对人类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早期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这一点已被考古所证实，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拼音文字呢？目前对于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一个权威答案，我个人认为这也可能和众多民族的汇聚以及海上贸易有关。即使在今天，我们要掌握一门外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代同样如此。不同的民族汇聚在一起，他们必然说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文字，当人们彼此沟通的时候，翻译对方的语言和文字就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尤其是对待对方的文字，由于害怕忘记其发音，人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文字来标注对方文字的读音，这种方法在没有发明国际音标之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小的时候在学英语时也常常这样，比如在英文goodby下面标注汉语“姑的白”，我想那时的人也必然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很自然地发现，人们可以只用很少的字就可以标很多的音，并且这种标注也不受语言种类的限制，它可以标注任何不同种类的文字，这种方法是具有普遍效率的，当人们在此基础上继续简化，直到仅剩几十个字母时拼音文字就产生了！当然，这种发明也许会受到古埃及文字的启发，因为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早已就有了表音的部分。拼音文字的产生过程完全是我个人的推断，但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推断，而且也有一定的间接证据。比如，据现代考证，拼音文字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腓尼基人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基础上发明的，而腓尼基人是著名的航海商业民族。腓尼基人最早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他们很早就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商站或殖民地，这些商站都成了当地经济最繁华的地方，后来由于战争等因素他们退到濒临地中海的北非突尼斯，并建立了自己的迦太基国，从腓尼基人辗转腾挪的空间和时间来看都符合我在推理时所设想的条件。 拼音文字的发明是文字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不仅提高了人类学习文字和书写文字的效率，促进了文字的普及，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语言文字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这种工具的式样和我们的思维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与我们的思维关系极为密切。比如在英语里，英语有16个时态，词汇中还有反映主格、宾格以及性别和词性等内容，显然英语是比汉语更为精确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也造就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更为精确的思维和性格。拼音文字的使用也是这样，看似复杂多变的不同语音都可以用少数几个字母就能表述，那么人们也自然会联想到这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也可能是由少数的共性所决定，就像可以发现发音规律一样，我们是可以找到大千世界的共同决定因素的。而且拼音文字远没有象形文字那么形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人更关注本质问题而不是表象。从这些方面来看，拼音文字的使用对抽象思维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而抽象思维又是精确认识一切开放型概念的基础。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情形又极为不同，由于中国没有演化出拼音文字的条件和动力，所以中国一直延续着象形文字，它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是喜欢具体形象的类比，而不擅长抽象思维（当然文字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具体而形象的类比是归纳推理的思想基础，抽象思维是演绎推理的基础，而演绎推理是要比归纳推理效率更高的逻辑形式。此外，中国沿用象形文字还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不利结果，那就是发展出语言和书写两种不同体系，也就是文言文体系。由于古人对文字的掌握本身就有神秘性和垄断性，再加上象形文字较为难学，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垄断性，而与口语不同的文言文的发展更是垄断阶层为了强化这种垄断的结果，这种结果使中文的发展乃至对中国人思维的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误导。在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中，由于文字与发音和口语直接挂钩，文字普及率也较高，所以形成这种垄断就比较困难。 当然，文字对人类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正因为一套完整的象形文字系统难以创建，它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统一；也正因为拼音文字易于创建，它不经意间为今天西方社会形成多民族长期共存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我们不知道希腊的先民是不是就是克里特岛的居民，但是希腊半岛离克里特岛很近，受岛上文化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当希腊文化继承了海上贸易和拼音文字及平等观念等人类成果时，希腊文明就逐步走向了它的全盛时期。我相信由于贸易的发达和高效，古代希腊人要比同时期的中国人富裕，他们有更多的富余时间。此外，发达的贸易也会使他们有更多的见识，因此他们也喜欢为各自的不同见闻和看法而交流和辩论，在这一过程中辩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辩论是一个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才可以有效展开的行为，试想我们如果在一个尊卑等级森严的环境下如何能有效地进行辩论呢？希腊人好辩论是一个传统，据说当地人至今仍好辩论，广泛的辩论给希腊带来了两个成果，一是民主成果，二是学术成果，这种学术成果最先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后来在哲学中又分化出来了科学——虽然这时的科学还不成熟，但我认为它已经可以称为科学或至少可以称为准科学了。辩论和民主的关系是明显的，辩论是民主所必须经过的过程（参考第四章第九节《论民主》），辩论可以使问题充分暴露和展开，经过反复辩论后所得到的共识才是更为可靠的共识，如果这时人们还普遍具有平等的观念，民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虽然民主制度的最初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但是形成较为完整的民主政体却是古希腊的首创。辩论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哲学所回答的问题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和我们怎么办的问题，而科学则更集中于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就世界究竟是什么和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所展开的辩论显然有助于更真实地理解这个世界，也有利于把那些很难被驳倒的且能经受起实践考验的问题汇集起来，联系起来，并从中找到规律。这样，学术就产生了。在诸多的学术之中，科学的意义最为巨大，它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具备雏形了。我个人认为科学或准科学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的诞生，因为逻辑，尤其是逻辑中的演绎推理是人类获得正确认识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也是成就科学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在公元前5至3世纪，逻辑学的发现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编著对人类思维的贡献是一次革命性的贡献，这两项伟大成就和那个时代的其它发现及科学假说，如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等诸多内容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科学的基础和雏形。 但是在这一时代中国又有所不同，这一时代的中国也是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人们也喜欢对好奇的问题展开辩论，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但是我个人认为由于社会的人与人平等关系的缺失和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的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密度不够最终导致中国在辩论上的效率不足，虽然也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但最终却没有产生出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基础，更没有产生民主和科学。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后来的四大发明也很了不起，但是四大发明和科学是具有不同本质的内容，科学是一种发现，尤其是指对某一一般性规律的发现，它是一种用全称形式所表示的判断，按照这种标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几乎没有。中国所有的成就几乎都是技术成就，而技术只能是对真理片段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是对科学和真理的认识。中国人很早就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很早就知道水缸能在水面漂浮，曹冲甚至还能根据船的吃水量来称大象的重量，但是中国人却始终不知道浮力定律，不知道钢铁也能造船，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逻辑学方面，早在公元前5世纪，墨翟就在他的著作《墨子》中注意到了许多逻辑问题，其中包括有关概念问题、有关同一律问题等，此外他还很重视在认识过程中实践检验的作用。墨子在逻辑学方面的思想很多被后来的名家所继承和发展，他们主要主张是要名实相符。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名家的代表人物如公孙龙、邓析等都是以诡辩家著称，其实这是不全面的，诡辩往往是逻辑学在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我相信古希腊在逻辑学成型之前也必然会经历充满了诡辩的时期。后来法家在逻辑学上有了重要的突破[]，那就是法家几乎较完整地认识到了矛盾律，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反复地提到了矛盾的东西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并提出实践检验的重要性。矛盾原理的发现在逻辑学上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康德称之为“一切分析判断的至上原理”[]，逻辑学的其它原理除因果律、同质交换律之外几乎都与它有关，发现了矛盾原理就几乎等于走进了演绎推理的门口，而逻辑加实践就几乎等于迈进了科学的大门（古希腊注重逻辑，但还没有把实践放在太高的位置上），可惜的是中国在逻辑方面的研究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戛然中止，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 本文节选自《重塑信仰》第六章第一节，如果你对本书感兴趣，请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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