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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omas H. Ogden, M.D. 翻译：齐娜娜，肖军（成都和光两年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学员） 校对：刘英华（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 咨询师） 本文章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交流使用，请勿商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1992). Psychoanalytic Inquiry, 12(2):225-247 Ogden博士是旧金山精神分析研究院成员。本文是一篇论文延伸版，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在Ogden博士最新著作《体验的原初边缘》（1989）中。 对移情进行解释的时机 由于我对英国精神分析观点很感兴趣，所以我经常被问及克莱茵是否真的在分析一开始就对移情进行解释。这个问题也经常困扰我，当试图跟病人去谈论这段新的关系（分析性关系）是多么地令人害怕、兴奋、失望，或是感到它毫无用处等等，似乎并不令人惊讶。总的来说，在初始会谈中，如果病人的移情焦虑未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处理，这个初始会谈对我来说是不完整的。即使不是克莱因学派的分析师，也会在初始会谈中跟病人（试探性的）谈论，病人如何理解此时此刻是什么在干扰被分析者。2 2[注释：与此同时，在任何治疗情境下，分析师必须以临床判断为指引。在许多情况下，分析师感觉自己不能太“聪明”（Winnicott, 1969p. 86）或知道的太多是很关键的，因此，他在那个时刻选择避免给出任何解释，即使是最为试探性的理解(cf. Balint, 1968; Winnicott, 1969, 1971)。] 下面是一个关于在初始会谈中对移情焦虑的反移情阻碍了对其进行讨论的例子。 一个32岁的男性打电话给治疗师预约咨询。他告诉治疗师，在约她见面的过程中，他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对话有产生争执并因他暴力行为而结束的风险。N先生说他是一个彪形大汉，声如洪钟，即使在他不生气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被他吓到。尽管如此，N先生说，他希望治疗师不要感觉到害怕，因为他并非一个危险分子，也从未真的袭击过任何人。 当N先生现身初始会谈，治疗师惊讶的发现，他有着正常的体格，说起话来有些压迫但并不大声，举止也并不霸道。她得知N先生是一位成功的零售业主。他的母亲是个精神疾病患者，他在一岁前就被领养了，打那开始，N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在五年间，他先后被五个家庭领养过，直至有一个家庭抚养他，到他18岁参军离开为止。N先生的养父母在他的潜伏期和青春期时开始酗酒。 治疗师（最近刚完成了训练）并没有和病人讨论他隐含的、自相矛盾的警告，即她被建议不要和他产生任何关系。看起来，在潜意识的感觉中，跟N先生谈论他对于自己破坏性的恐惧会让N先生对治疗师来说更加危险。这里也有治疗师对她病人恐惧的否认，这使得她无法去思考他的警告。（其他治疗师甚至可能会拒绝见这个病人，因为他们认为病人把治疗师经验成为一个对内在和外在客体的危险，从而产生反移情并付诸行动。在他潜意识的心理现实看来：他已经最终让他的生母变成了精神病人并遗弃了他，而他是如此的不可爱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从而使得后面的五个领养家庭都不愿意留下他，并使得他的养父母成了酒鬼。） 在接下来四次的每周的会谈中，这个病人都表现得焦虑不安。第五次会面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告诉他的治疗师，随着每次会谈，他变得一次比一次焦虑，而这愈发让他难以忍受。因此，他决定不再继续治疗。治疗师建议N先生再来见面谈谈他的这些感受。 恰在这个时候，这名治疗师就这个个案寻求督导。我指出这个病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害怕他的愤怒（尤其是对母亲的移情）会吓到或者毁坏治疗师。治疗师潜意识中对病人的恐惧让她建议一周一次会面，尽管N先生间接地暗示了他需要也能够承担更高频的治疗。治疗师潜意识地对与病人保持安全距离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病人关于治疗师可能认为他是危险的（尽管有着充分的理由），并且最终将他拒之门外这一信念。在我看来，N先生打电话给治疗师是想看看她是否在上一次会面中受到了伤害，并且暂时被治疗师邀请他过来进行下一次会面安抚了下来。我猜想N先生既对他母亲（内部客体）的疯狂、没有能力爱他并遗弃了他感到非常的愤怒，而同时，又害怕是他的愤怒使得他妈妈发疯并最终遗弃了他。 在那个电话之后，N先生与治疗师再一次会面，在从等候室到咨询室的路上，他问道：“你怎么样？”他说一进到咨询室，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猛跳。治疗师指出，N先生担心他在上一次会谈中会令治疗师感到害怕甚至伤害到了治疗师，而这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他。听到这一解释，病人很快平静了下来。之后，治疗师指出由于病人对每次会谈如此强烈的焦虑，或许增加见面的频率来讨论是什么让他感到恐惧或许是有帮助的。令她惊讶的是，N先生看上去非常接受这一建议。在某种意义上，分析性会谈推后到了第六次或七次会谈才真正开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治疗师反移情中未被分析的焦虑使得她无法思考或解释病人的移情焦虑导致的。 分析性空间 进入一段分析经验（开始于初始会谈）意味着不断扩充心理空间使其逐步接近分析性空间，这一心理空间构成了奥格登Ogden所说的 “精神矩阵”(“Matrix of the mind” Ogden,1986)，它逐步成为病人思考、感受、生存的空间。以一种精细的方式，这些事件构成病人与内/外部客体关系的体验，构成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对这些事件的回应方式有助于分析体验,而这对病人来说很重要。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析者内在潜意识戏剧是在这一分析性空间而非在被分析者个人心理空间中被体验，我们常常用移情性神经症和移情性精神病来描述这样的过程。3 3[注释：分析即将终止的阶段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冲突的无意识移情的处理。同等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对分析性空间进行凝缩的阶段，病人借此体验到他本身构成了他生活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分析过程得以继续。如果这一体验没有出现，分析的结束将被体验为对他得以存活的心灵或者空间的丧失。] 每个独特的个体和分析师的配对共同构成了分析性空间。正如母亲学会（常常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为她的每一个孩子创造各自不同的游戏空间一样，分析师必须学会为每个被分析者创造各自不同的分析性空间（Goldberg,1989）。类似于每个婴儿的独特性格都汲取并带来母亲特定的情感潜能，分析师也必须允许他的病人在现实/幻想层面创造/塑造自己。由于婴儿具有创造母亲的角色，所以可以说，没有两个婴儿拥有完全相同的母亲。类似的，也没有两个病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分析师。在每一次分析中，分析师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自己，在分析行为上有细微的差别。此外，这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现象：在每一次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师都在体验着内心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会在之后的分析中体现出来。 更加严重的病人会把分析性空间体验为会吸食他们精神内容的真空空间。（这常常被经验为具体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些部位）。我有一个此类的病人，他喋喋不休说着猥亵的言语，以此开始与我的第一次会面。我被这样猛烈的攻击吓了一跳，随即决定让这个病人按照他的方式说下去并观察他对我产生的影响。很显然，他的喋喋不休中包含的焦虑远远多过其中包含的敌意。过了大约五分钟，我对他说，我想来见我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安静了下来。我接着说到，他把那些垃圾倒给了我，因为他并不在意放弃他自己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我又说到，我猜想他内心中有更加重要的东西，而他感觉到他需要保护这一部分。在这些干预之后，这个病人可以开始告诉我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虽然依旧是以精神病性的方式。之后，我跟他讨论了一点点我对于他告诉我的事情的理解。我所说的几乎都指向他对于和我待在一起的恐惧。 焦虑的问题 被分析者常常会在初始访谈中直接提出问题。我也会直接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例如，我会用“理所当然”的方式（Freud,1913p.131）回答病人对于我的受训背景和收费的问题。尽管如此，大多数问题我都不回答，包括我是否有擅长的领域，我更多是属于哪一个“精神分析流派”，在我的执业过程中见过的男性病人是否多于女性病人，我是否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这些问题无疑是病人关于我由于自身的心理障碍而无法理解的幻想，比如，我会害怕女性或男性，我对于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恐惧，我对于控制或顺从他人的需要等等。 当病人坚持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题时，我常常会对他说，不确定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这对你来说一定感觉到非常危险；取而代之，病人希望通过我的回答来为未来进行取样，从而消除等待带来的紧张。 通常，一些病人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是羞耻的、危险的、无价值的等等，这些需要被保护不让分析师了解，或者他会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空无一物，甚至无法填满分析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受分析者会用问问题来试图让分析师填满分析空间。另一些病人可能会迅速地陷入沉默，由此邀请分析师用问问题（分析师的问题）来填满分析空间，实际上，是用分析师的心理结构、联想、好奇等等来填满分析空间。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试着和病人去讨论我认为我理解的他的焦虑。我会说明我的理解是尝试性的，并且十分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恰当的。由此，我邀请病人告诉我，我所说的哪些部分对他来说是正确的而哪些是无稽之谈。 创造历史 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在初始会谈中“采集个人史”。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形式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试图不去从病人那里“采集”他的成长史(通过问一系列问题的方式)，而是试着允许病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展开他意识和潜意识中对于他的历史的各种版本。4 病人带着他内心的痛苦来见分析师，而他常常无法准确地将其命名。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展现给治疗师，他只有在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才能用对他来说可行的方式，向分析师讲述他所知的自己。对分析师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去用自己规划的议程，比如收集成长史信息、提出治疗建议或设置分析的基本规则等(cf. Freud, 1913; see also, Shapiro, 1984)，打断病人自身的努力。 4[注释：我们要时刻谨记病人的成长史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等待我们去慢慢发掘；它是病人意识和潜意识中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一个持续演变和流动的过程。某种意义上，病人成长史是一个在分析过程中持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另外，没有任何理由去推测病人在分析一开始一定有一段历史（历史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随着时间的过去，病人已经获得了自体的连续感，使得他能够把他过去的感受和当下的经验联系起来。] 当病人向分析师讲述他痛苦的实质（他意识中或潜意识中预期他的痛苦将会随着分析过程而加重），无论多么隐晦曲折，他过去的经验已经以两种方式绞在了一起。首先，就病人向分析师报告他对于自己困难源头的理解来说，他会向分析师呈现这一版本的历史数据，比如那些病人有意识的对过去的设想。显然，这会造成对病人实际生活经验的割裂、模糊甚至是大段的忽略。例如，病人可能会避免提及某一家庭成员，对他自己的性经历绝口不提，避免提及在当前危机之前或青春期之前发生的任何事件。在这种情形下，当我感觉到病人已经告诉我他想让我知道的和他可以说出来的部分，我可能会问他是否注意到有什么是他不愿意提及的，例如关于他父亲的任何信息。（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寻访病人与内部/外部客体关系的阻抗，比如，病人意识中/潜意识中对与某一客体关联的焦虑）。 就像任何对阻抗的描述一样，关注的核心并非是隐藏在阻抗背后的信息；我们聚焦于病人将自己内部世界的特定面向呈现给咨询师之后，会发生什么恐惧，而他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保护自己远离这一危险。因此，“采集个人史”（通过直接询问）这一行为是罔顾阻抗并因此丢失了大部分对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内容，例如，如果通过询问让病人谈论他对“过去”的感受，我们将失去对于是谁在病人的内部客体世界中被背叛、伤害、杀死、丧失、引发妒忌等等的理解；或者当病人放弃获得内在客体关系的独特方式时，病人将体验到哪一种与内在客体关系失控的体验。 病人提供个人史的第二种形式是在移情-反移情体验中传递的数据。这是病人的“活着的过去”，比如，建立于婴儿期和童年早期的客体关系模式，它构成了病人的内心结构，既作为他精神生活的内容，也作为他精神生活的背景。因此，这一过去成为了分析的核心。 当然，在讨论中，这两种形式的历史，在意识中符号化了的过去和在潜意识中活着的过去,是紧密的缠绕在一起的。当病人的内部客体世界在移情反移情中被赋予了主体间的生命，病人和分析师都会有机会去经历直面而来的依恋、敌意、嫉毁、嫉羡等等，这些构成了病人的内部客体世界。在移情-反移情中，过去与现实重叠，就像旧日灵魂在新的生活背景中复活了一般，比如，在分析关系中。 在我的经验中，初始访谈之后（也包含）的那个阶段，病人是在一个“去整合”的状态（ 与失整合截然不同），这包含了心理变化的不同寻常的潜能。通常情况下，跟6个月、1年甚至是几年前比起来，病人的外部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当然，也有很多例外）。当病人最终寻求分析的时刻，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他的内部世界。个体曾经依赖的防御结构暂时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这时的他潜意识中感觉到自己具有过不一样生活的可能性，比如，改变内部世界，让自己对自己产生不同的体验，做出不同的行为。5 对我来说，在初始访谈中忙于“历史信息收集”，未能与病人“去整合”状态紧密相连，浪费这个可以改变内心“成熟度”的不同寻常的时机，实在是可惜。 5[注释： “去整合”（de-integration）状态(Fordham, 1977)与初始访谈的关系，正如夫妻在妻子怀孕最后三个月所经历的状态一样。这不仅仅是说这对夫妻中的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对自己身份认同去整合的阶段（作为男人/女人，成人/孩子，儿子/女，父亲/母亲，丈夫/妻子），而是这对夫妻处于去整合状态，从而为创造新的关系模式做着准备（内部的和外部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一关系比已经形成的婚姻关系更广也更复杂。换句话说，他们在意识上和无意识上努力在为这个家庭创造内部和外部客体世界的空间。] 总结 本文中我所讨论的观点仅仅简单地作为观点存在。他们并非试图被用来作为规范或指南，也并非试图申明如何进行初始访谈。同时，这里讨论的思想本质上是精神分析思想。这代表着构成精神分析技术的一个辩证逻辑：分析技术由一系列的观点指引，这些观点能大体上被认为构成了一个方法或在一系列原则指引下汇聚成了一组方法。从第一次会面开始 ，分析实践就在可预期和不可预见，被后天受训的和先天自发的，有方法调理的和直觉的两极之间进行着。 初次面对面会谈被看作是分析过程的开始而不仅仅是为分析过程做准备。在初始访谈中，病人所熟知的一切不再被当做是不证自明的。受分析者以他从未经历过的形式对他自己产生特殊的意义。分析师试图通过做一名分析师来让病人在分析中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通过对分析过程进行说明。为了这个目的，治疗师并不通过安抚、治疗内的付诸行动、建议等来驱散心理压力。考虑到病人潜意识中感觉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去进入这段劫数难逃的、危险的关系的原因，病人在初始访谈中所说的一切（以及没有说的）被理解成为潜意识中对分析师（以及对病人的）的警告。分析师试着在移情焦虑和阻抗的层面来理解病人的警告。 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一支资深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心理督导师、精神分析师队伍，汇集了一大批国内外高水平的临床心理学教员。同时，与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的多个心理咨询机构和国内众多高校、医院、协会等保持着密切的专业合作与交流。 研究院现已开设心理动力学咨询师连续两年培训项目、临床受训咨询师训练项目、克莱茵高阶培训项目、比昂理论与技术高阶培训项目、自体心理学培训项目等多个项目的培训，培训经验丰富，国内外师资雄厚，社会反响热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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