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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三百三·列传九十《孙嘉淦传》开篇，有一段文字，简单整理，大体如下： 清世宗雍正帝刚即位不久，他就降旨，命令朝臣，全都可以上密封奏章，对国家治理、内外诸事等进行论说建议。旨下之后，孙嘉淦上书，直陈三件事情：一亲骨肉，二停捐纳，三罢西兵。 三件大事，就当时雍正帝的实际情况看来，件件惊心。 所谓亲骨肉，众所周知，康熙朝储位之争，波诡云谲，参与者，皆雍正帝之骨肉手足；另，雍正帝之得大位，自始至今，团团疑云未散。亲骨肉三字，无论怎么看，放在雍正帝面前，似乎都是不能揭的伤疤、抚不平的痛楚。孙嘉淦这不仅是在上疏，更是拿着脑袋在言事啊！ 所谓停捐纳，就是不能再用钱买官。此项一停，朝廷收入当大大减少，这是在断财路啊！ 所谓罢西兵，就是停止西边的战事。雍正帝新即位，既要展示武功，又要收拾反叛。这是在和新皇帝的英武唱反调啊。 阅罢孙嘉淦的奏疏之后，雍正帝召集诸位大臣，将孙嘉淦所奏，出示给大家，并说到： “翰林院乃容有这样的狂生啊？” 时大学士朱轼（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为清高宗乾隆帝师）侍帝侧，回答说： “嘉淦的确很狂，但是，臣非常佩服他的胆量！” 雍正帝听罢，过了好一会儿，笑着说到： “朕也佩服他的胆量啊！” 那么，就连雍正帝都佩服其胆量的孙嘉淦，究竟是何等人物呢？暂时撇开正史，看看清人对他的记述吧。 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卷七《孙文定公》一节，就是对孙嘉淦的记述，此处写来，供大家一阅。 孙文定公嘉淦（谥文定），字懿斋，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境）人。 孙嘉淦的父亲，以仗义行侠闻名于时，因事杀人。当时，孙嘉淦十七岁，据传，为了救父，他与兄长日行三百里，最后，想出奇计，解救父亲脱离牢狱。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癸巳科，孙嘉淦中进士。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孙嘉淦以检讨（宋有史馆检讨。明时始属翰林院，位次于编修，与修撰编修同谓之史官。）身份上奏，事即本文篇首所述。 雍正帝很是赞赏孙嘉淦的胆量，立即召对，遂授予他国子监司业（为国子监副长官，协助祭酒管理监务。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之职。 后累经升迁，孙嘉淦官吏部侍郎（清代为从二品。），仍兼任国子监祭酒。 有一次，孙嘉淦向朝廷荐举了一位教习（明代选进士入翰林院学习，称庶吉士，训课庶吉士者曰教习。清代沿用此制，翰林院设庶常馆，由满、汉大臣各一人任教习，选侍讲、侍读以下官任小教习。官学中亦有设教习者。），雍正帝不予批准任用。孙嘉淦坚决辩争。雍正帝有些生气，就把笔扔给他说： “你写个保举状来！” 孙嘉淦一时情急，拿起笔来，就准备当面书写保举状。 某大学士在场，他马上呵斥孙嘉淦道： “您敢动圣上的御笔？” 孙嘉淦警悟，捧笔叩头，以谢莽撞之罪。 雍正帝大怒，命人反绑了孙嘉淦，押入大牢，拟于处斩。 事后，雍正帝的怒气很快就消解了，他对大学士说道： “孙嘉淦很是刚直鲁莽，但是，他不爱钱，可以让他在银库行走（清代把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称为行走）。” 于是，孙嘉淦便出了牢狱。 出狱之后，孙嘉淦也没有回家，他直接奔赴银库当差。 当时，果毅亲王对孙嘉淦在银库当差有些不放心。 话及此处，就简单介绍一下果毅亲王。 果毅亲王，爱新觉罗·胤礼（公元1697年～公元1738年），康熙帝第十七子，雍正帝异母弟，母纯裕勤妃，旗籍正红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封为果郡王，管理藩院事；雍正帝认为他实心报国，操守清廉，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进封亲王；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管工部事；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管户部；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赴泰宁送达赖喇嘛回西藏，顺路问视各省驻防及绿营兵；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还京师，办理苗疆事务；雍正帝临终时，命辅政；因身体较弱，雍正帝命其在私邸中办事，隔几天进宫一次即可，这在当时，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照顾。乾隆帝即位，任总理事务，管刑部；秉性忠直，深受乾隆帝赏识；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因事罢双俸，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二月薨。乾隆帝万分悲痛，亲临其丧。二月初九日，乾隆令加祭一次，谥曰“毅”。因无子，以雍正帝第六子弘曕为继子。在康熙帝诸多皇子中，算是下场较好的一个。 继续前文，果亲王胤礼对孙嘉淦不放心，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孙嘉淦是雍正帝的故旧大臣，算是有些身份地位的，这次被皇帝罢黜，差点处斩，猜想他必然会怀怨恨在心；而且，这次罢黜之后，又让他在银库行走，他肯定会不屑于会计的事务。 另外，胤礼还听到关于孙嘉淦的流言蜚语，说是他的种种行为，不是因为性格戆直，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还说他在银库行走，出入的银项，只见减少，不见盈余。 于是，胤礼出其不意地对孙嘉淦进行了检查，突然就到了银库，出现在孙嘉淦眼前。 胤礼到达银库后，孙嘉淦正拿着称，在认真恭敬地称量。他也没有什么架子，和银库的吏卒杂坐，共同分担工作上的劳苦。 胤礼问孙嘉淦： “你所收进的银两，数额有没有不足啊？” 孙嘉淦回答说： “我所收进的银两，单独存防在一处，可随时复核查验！” 胤礼查证后，命人将孙嘉淦收进的银两，进行了复核称量，很大功夫之后，结果出来，孙嘉淦收进的银两，丝毫没有多余或短欠。 因此，胤礼大为惊奇，回去之后，他就将突袭检查孙嘉淦的情况向皇帝讲述了一遍。 此后，皇帝对孙嘉淦更加信任。 接着，朝廷就命孙嘉淦署（代理）河东盐院。自来盐务是怎样地被金钱弥漫，一般人都多少有所耳闻。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孙嘉淦被擢升为左都御史。 这一时期，孙嘉淦曾上《三习一弊疏》，大旨是说： 君主耳朵习惯了经常所听闻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喜欢谄谀献媚之词，而厌恶平正鲠直之语； 君主眼睛习惯了平常所看见的事物，那么，他就会喜欢纤弱柔美之态，而厌恶刚劲强健之物； 君主心里习惯了从来自以为是的标准，那么，他就会喜欢所有人都顺从自己的心思，而厌恶任何人对自己的违逆； 如果无法拔除这种自以为是的深根，那么，祸端就在细微之中隐埋下了。这种势头一旦形成，就很难知返了。于是，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一切就危殆了。 最后，孙嘉淦还说，希望皇上时时事事存不敢自以为是的戒惧之心。他还引用《孟子·离娄下》中语：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希望皇上能够和周文王一样，可以“望道而未之见”。 他又引《论语·述而》篇：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劝勉皇上能够和孔子一般，“可以无大过”。 乾隆帝很是赞赏孙嘉淦的上疏，并虚心接纳。 孙嘉淦此疏，曾传诵一时。一直到后世，此疏还被人认为是警策之篇。 后来，孙嘉淦任职直隶总督【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月任命】。在任期间，近畿土地全被满清八旗的功臣故旧所圈占，当地的平民没有恒产。民众所仰赖的，只能是租种旗人的土地，以存活口。那些旗人，凭藉权势地位，不断增加地租，以至于租户无法负担，旗人的佃户不断变更。这也造成了当地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孙嘉淦向朝廷建白，旗人不许随意增租、不能随便收夺佃户租种之地。若真有刁民故意抗交拖欠地租，旗人可以告官，由地方官府代为征收。 随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实际的解决。 之后，在审讯谢侍御济世一事【非谢济世“文字狱”案，而是另一事。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谢济世授湖南粮道；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正月，谢济世向湖南巡抚许容当面揭发李澎、樊德贻等两知县劣迹；许容反向朝廷诬告；户部侍郎阿里衮、孙嘉淦办理此案。】时，孙嘉淦因查事不实，被朝廷免官。 傅文忠恒秉政之后，极力向朝廷推荐孙嘉淦。 朝廷召补孙嘉淦为副都御史，很快，又升迁他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有一次，傅恒延请孙嘉淦相聚进餐。孙嘉淦到了傅恒府邸之后，将其建筑看了一遍。还没入座，孙嘉淦就准备匆忙离去。傅恒非常奇怪孙嘉淦的举动，就问他是什么状况，孙嘉淦回答说： “贵府之中，某处设置有反坫，某处建有螭头，这些全是王府的规制，您不适合居住在这里。我要马上回去，缮写奏疏，对此违制情况，进行弹劾！” 傅恒长跪，请人立即动手，修改其不合规制的地方。 于是，孙嘉淦才入席，欢饮尽日而散。 孙嘉淦的严肃正直，就是这样的。 孙嘉淦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当然，傅恒也是谦谦君子。 孙嘉淦内心严峻，外在和缓，与他相对，就如同登临泰山、华山，如沐春风。他喜欢静坐，闲暇时光，潜心经学。 孙嘉淦以直声著，多次跌扑，多次起用。晚年时，他的声望更隆。 朝廷之中，只要是有所建白，天下人都会说：是不是又是孙公呢？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人假借孙嘉淦之名，伪造奏疏一份，其中多有狂妄悖逆之语【即所谓“伪稿案”，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前后，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伪托孙嘉淦名义的奏稿，主要内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及朝廷权贵重臣进行尖锐的抨击和无情的弹劾。】。 这件事情，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追查，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最后，前后花费三年时间、牵涉六省、轰动全国的伪稿案，仓促了结。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思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关于此案，至今疑云重重。 伪稿案发生之后，皇上知道孙嘉淦忠诚，没有其他心肠，对他的宠爱恩遇，更加隆厚。但是，孙嘉淦心中始终难以自安，认为别人之所以假冒自己，全是自己造成的结果。 自此之后，孙嘉淦食不甘味，寝不成寐，不再多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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