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七经俱毁

七经俱毁

西汉初年，长安作为统治阶级的国都开始设计修建时，丞相萧何就在未央宫中主持修建了天禄阁与石渠阁。

汉未央宫前殿遗址北面约六、七百米处，有两处驰名古迹，一所叫天禄阁，另一所叫石渠阁。天禄、石渠两阁，成一条直线，东西相对而立，间距52米，东为天禄阁（在今未央区天禄阁小学内）。西为石渠阁（周河湾村东一座土丘）。

汉武帝更积极地收集整理书籍，命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时又遗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分类整理。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秦末散佚的图书又被发掘和整理出来，集中到长安的书籍共有596家，13269卷，藏于天禄阁与石渠阁。后来司马迁就是参考这些书，写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不朽巨著《史记》。

天禄阁与石渠阁同为汉宫御用藏书典籍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地方，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三辅黄图》记载：“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阙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至子歆，从授其术。”《雍录》云：“《三辅故事》曰：'在未央大殿之北。’天禄，异兽也。即扬雄校书处。”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

由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校定本既成，概由刘向写一叙录，随书奏上。刘向所写叙录单行录出后，汇编为《别录》 ,计有20卷。公元前6年刘向死。汉哀帝刘欣命刘歆继承父业，将新校本集中于天禄阁，综合编目成《七略》7卷。其中便有所谓的医家七经，包括《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外经、白氏内外经，以及旁篇。

到现在，我们只看到《黄帝内经》。各位不觉得有点奇怪？分类收藏的书籍，居然其余六经都全毁失传，单剩下一部那么多卷。唯一可能的真相是：七经俱毁。为啥？因为王莽篡汉，引发了战火，不过，就算没有王莽，也会有别人来搞的，反正都已经民不聊生。

《汉书·王莽传》所记，更始元年(公元23年)汉军攻入长安后曾火烧未央宫，“未央宫烧攻莽三日”，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关于这次未央宫遭受的破坏，《后汉书·刘玄传》云:”初，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己，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也就是说，更始帝入长安时，除未央宫遭受了严重破坏外，其他宫室保存尚好，据同书记载，更始二年(25年)，“便始徙居长信宫”。

当赤眉军入长安时，更始遂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授于盆了”。赤眉军入长安后，使长安城内的宫殿建筑遭受了大规模破坏。《王莽传》云:“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墟，城中无行人。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综合文献记载可知，经赤眉军之后，汉长安城总体上己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有一种说法，莽新时期王莽不重视档案文书作用，毁了天禄阁和石渠阁，作为铸币场所，天禄阁便只留下一个地名了。王莽本人属于知识分子，博学善辩，改制也完全依据《周礼》（周官）这本伪书，为啥是伪书，周代春秋战国，没有书里面写的制度和官职，可见全是想象的乌托邦。而依据这样一本伪书来不切实际的复古，想不失败都不可能。所以，王莽并不坏在他本人的伪，而是被西汉一帮士大夫的宏伟蓝图，准确说是刘氏父子的蓝图画饼，给送了。所以，各位历史学家对于王莽的评价，正反截然相反，甚为有趣。

无论是王莽不重视图书也好，还是绿林、赤眉起义军焚毁攻陷也好，总之，给大家留下一部书，绝不是偶然。

观现存《黄帝内经》分为灵枢亦即针经，和素问。据《后汉书郭玉传》记载，涪翁避王莽祸，隐于涪水，连名字都不要了，最后“乃著《针经》、《诊脉法》”要么后汉书胡说，要么，《针经》根本就不是七略所言之《黄帝内经》。而显然，黄帝内经同样毁于战火，才合理。

所言《外揣》讲以脉诊为核心诊断，浑束为一、四诊合参，而仓公所传《 揆度阴阳外变 》 不外也是司外揣内之法，揣即是揆度。《素问 大奇论》：“胃脉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更所谓“疾高而外”者，即病在经脉，经脉也即来自脉诊。 凡涉及外之一字，皆可以脉代之。是以，所谓《黄帝外经》之类，其实就是脉经、诊经。 

而有能力写《针经》与《诊脉法》的医家，在西汉末、东汉初，就只有这么一个人：李柱国。因为。医家七经，都是他校勘的。而所谓的各种《外经》，其实就是《诊经》。也就是说，医家七经，都没有失传，都保存在现在所谓的《黄帝内经》里面。是以，涪翁即为李柱国，因国破家亡，孤身一人，身怀绝技，隐姓埋名以乞讨苟活，无非为了医学，免于因战火失传。

现今解《灵枢》经者，多有误会，曲解经文，流散无穷。而《素问》构建之五行生克论，实为医学歧途，读者若了解五行理论发展史，及其种种自相矛盾，起码四五种五行配例，便可知端倪。

中医学之希望，便在于张仲景之伤寒金匮，纯以阴阳不论五行，实为执简驭繁，拨乱反正之力作。奈何时也命也，几乎埋没，千年误会，思之令人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