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

以读书研学作为个人修行的重要途径曾国藩以“匡时救世”创立功名事业，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立身之本，因此，他一生注重封建德行的修养与他一生读书修业是分不开的。进德与学问就成为他完善个性人格的两件大事，同时又是合而为一的，终身与其事业相伴。

（1）读书不为发财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是一个例外。

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年龄不过三十多岁，他便立誓不发财。

道光二十九年，他致书九弟说：

子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盖可恨，故私心立警，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一生最大长处，就是言行一致，既然立誓不发财，便须节检自等，不可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且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率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三十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2）不因科举误终身

读书考试，科举功名，这是士人学子的最高追求。相信这种目的论的人，最终仍只是看到了读书可以带来的世俗好处，因此读书受激励的动力仍来自于书本以外的功利目的。在此，曾国藩则又是一个例外。他在家书中多次谈到：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中举足以让长辈欢喜，是因为做官可以奉养双亲。读书走科举之路无可非议，但读书的最终目的不在中举。读书的根本是要在伦理上用功，在诗文学业上用功。

读书究竟为什么？

曾国藩在给他几个弟弟的信中谈到读书的目的，他写道，我辈读书，只为两件事：一是修身养性，包括诚心、正己、修身、齐家，以求无愧于父母；二是精研学业，包括学习诗词文章及其作法，以求保护自己。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之中、之外、之上，极其看重进德修业。及至晚年，权第四省，位列三公，封候拜爵时，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便很能说明问题。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浦除改徙之时，忧愧易已！

是日席中怅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于曾国藩在清朝道成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的情行下，以其卓辈不凡的德行，来力挽社会风气，有着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待郎吴廷栋、胡太常寺卿唐鉴，胡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煮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怒，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迁，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主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断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助而助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谢议在后，亦毅然进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像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可见，曾国藩是把读书作为个人修行和拯救世风的重要途径来认识的。

他是一个理学家，因而他的读书目的也没有超出一般理学家的范围，那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读书何以能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对此，曾国藩在他漫长的读书生活中有着深切的体会。

曾国藩认为，读书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他说，人的气质，是先天生成的，本身是难以改变的，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曾国藩对此深信不疑。当他看到纪泽的字曾深有感触，说他近来写的字总是失之薄弱，骨力不够坚劲，墨气也不够丰膜饱满，由此他想到了他的字和他的行为举止患的是一样的毛病，那就是不够持重。

是不篇整常这一毛病呢？曾国藩劝纪泽多用颜体和柳体，并jiao教他用y油纸摹写（郭家庙）、《琅牙碑》、《玄秘塔》这样的名帖，天天留心，专门从厚重两个字上下功夫。不然的话，字质太过单薄，人的气质也因此而更加轻薄了。

曾国藩自认为才智钝拙，但由于他能立志勤学，终成为清一代显赫人物，这实在是他力学的重要证据。

曾国藩说过一句极为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这句话不是一般的能说出来的，必须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尤其是对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有种透彻的领悟力的人才说得出来。曾国藩不愧为灵气与神气兼备的人。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单纯，洁净，一切世间的杂事、琐事和烦心事都被他抛在九霄云外；至少这些事不经过他的心灵，也就是说他不为这些事所搅扰，所纠缠。唯一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是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境界，这境界构成了对外物的排拒力，于是他才得以守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修炼、陶冶或者燃烧；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真犹如天仙一般。

由于心智的高度集中，因此他的精神和肉体得到不断的积聚，他的精气没有一丝一毫地涣散，他一天比一天充实、丰沛和完善，日有所得，月有所获，年有所成。久而久之，在他心中便养成了一股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又作用于他的身体，使他的生活有理、有序、有节。所以，读书体味深的人，一定是身体健康的人。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淡于功名的人。要使一个读书人淡于功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多少人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呢？人们读书总有一个世俗的目的，甘于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了。人一旦有了功名心？就难以超脱，总是有这种或那种烦恼与优愁。

而这种情绪对一个人身体的损害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他又如何能“面自粹润”呢？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不能没有一点功名心，问题是要“淡”于功名，要放得开，看得远，以不影响人的心绪为度。

读书的真正乐趣就在书本中，你从读书中获得启迪，发现与创造，也许一本书说出了压抑在心头而一直得不到发泄的话，总之，这些话说到了你的痒处、痛处和伤心处，你一下子被照亮了，于是你怡然自得、拍案击节甚至涕泗横流。

有了这份心性，你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才能超然物外，有所发明或者建树。苏东坡就属于这种人，他有一首诗写道：“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对此曾国藩极为欣赏，他反覆吟咏，并且增添数语：“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3）读书之根本在于明义理

曾国落认为：自西汉至今，读书人作学间约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一是词章之学。各执一端，互相延复。我私下以为，义理之学学间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词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考据之学，我没从中得到什么。这三条途径，都可为研习经书史学服务，各有门径，我以为，欲读经书史学，就应该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而不会心绪杂乱。

读经、读史、该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按我的话做。不过这些也仅仅是对那些有远大志向的人说的。

在他看来，义理之学最大，其有裤于躬行和经济，“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事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自事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

曾国藩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染的文人，为传统文化中所传达出来的微言大义所折服，而且将自己的一言一行纳入这种文化规范中进行检验。他不仅自己这么身体力行，还教导他的兄弟和子女也这么去做。在《曾国藩全集》中，我们随处都可看到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有时是对一首古诗激赏，有时是对一个字的钩沉，有时是对一句名言的阐释，有时是对一个圣人的整体风格的领悟与评说。正是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和综合吸收，才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一个道德文章功业显赫一世的人，一个具有巨大文化价值和魅力的人。

曾国藩平常最喜欢读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好像得到了一种喜欢吃的菜肴一样，乐此不疲。他之所以欣赏它，就因为它境界高迈。

曾国藩把读书明理还作了透彻的说明，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实易色’一章，则知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答刘孟容书里又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养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这实是明达惊辟之言，一般读死书的人们应该知所惕亏！

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曰“通儒”，一曰“俗儒”。曾文正公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世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

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

现在朋友愈来愈多。讲身体力行的，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研究经书探求道理的，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技艺用于表现古人的“道”的，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向大神态安详，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任广西主事，年二十七岁，是张筱浦的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年中举任翰林）、吴莘奋（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这四君子，都是听到我的名声先来拜访我。

虽然造诣有深有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心平平庸庸的人。京师为人文渊藏，人材济济。不去追求则无，愈去追求愈多。近来听得可交朋友的人很多，我不打算先去拜访别人，恐怕那样做只是标榜虚名，于己不利。求友以匡正自己的过失，这是最大的益处；标榜图个虚名，这是最大的损害。天下有益的事中，即有足以造成损害的因素在里面，不可不分辨清楚。

黄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共六干余字，真奇才也。子寿戊戌年才开始学写文章，而六年之中遂做出大学问，这是天分独绝，万不能学到的。诸弟不必震惊，我不愿诸弟学他，但愿诸弟学吴世兄、何世兄。吴竹如之世兄现亦学民峰先生写日记，谈论有规矩，行为有法则，其安详自得的样子实在可爱。

何子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习书本。三百六十日，除作诗写文章外，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是有恒心的人。故我从前限定功课教导诸弟，近来写信，从不另开列课程，只教诸弟有恒心而已。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

有志向则断不甘心平平庸庸；有见识则知学海无边，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有恒心则断没有不成的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是一下能达到的，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是诸弟自己努力的事。

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便成为他终身的为己之分。

《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称得上宏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间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间的人少。例如顾、阎并称，顾炎武为自己做学问，而间若玻则是为让人认识做学问。再有江、戴并称，江永为自己而学，戴震则免不了为被人认识而存在。又有段、王并称，王念孙为自己。

段玉裁则免不了为让人所见而存在。还有方、刘、姚并称，方苞、姚肃为自己，而刘大穗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在那些仕述顺达官位高居的人中，如李光地、朱轼、秦感田，为自己而学的人占多数，但纪昀、阮元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他人而读书，心中总有一个别人，十分在意自己的所得所见以及这种所得所见是否会产生影响？是否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共鸣？

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他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他的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他自己，他是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不用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没有关系；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是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曾国藩十分明白地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狠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终成一代大思想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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