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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金刚桥上游，子牙河与南运河会合处，人称三岔河口。河岸有一篇《三岔河口记》刻石和一幅百米浮雕《潞河督运图》长卷。
“三岔河口者，天津要地之一也。其地处天津旧城之东北……南北运河会合之具体位置，前后亦有变易。其初迺在今狮子林桥附近，公元191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将河道裁弯取直，方使之移至今金刚桥上游……”。三千字的《三岔河口记》碑文（南炳文撰文、李德海书写）详述了三岔河口的变迁、在漕运史中的枢纽地位、天津城市的兴起及对未来的展望。
“三岔河在津城东北，潞、卫二水会流。潞水清，卫水浊，汇流东注于海。”（《天津卫志》）渐成聚落的三岔口，到明、清时已是车船熙来攘往、万方商贾云集的重要商业中心。一句老话：“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卫”。三岔河口地区，是天津城市的发祥地。
《潞河督运图》，清代画家江萱于乾隆年间绘制的著名长卷。长6.9米的原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依原作放大了的三岔河口百米浮雕，常常是游人们久久流连的地方。
潞河（白河、海河）上，往来如穿梭的官船、商船、货船、渔船和两岸的码头、衙署、店铺、寺庙、民宅、仓廒错落有致，各类人物栩栩如生。一幅《潞河督运图》，生动地描绘了当年漕运的繁忙景象。
据有关统计，督运图上共有各类人物798人、各样船舶64条。有更具体的考证，图中描绘的是乾隆末年座粮厅使冯应榴乘官船经潞河前往天津三岔河口一带视察漕运的情景。明代大学士杨士奇的诗，曾道出了潞河上的繁荣景象:“清浅潞河流，常维万里舟，越罗将蜀锦，充满潞滨楼。”
如一些古人、旧迹实指的不确定性一样，关于《潞河督运图》描绘的背景地，也存在着三岔河口说和通州说。王永谦（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的《<潞河督运图卷>的初步研究》认为，该图说的是北京通州运河。通州方面现在有一些学校、医院、小区等也以“潞河”命名。自上世纪80年代，天津博物馆则研究认为，《潞河督运图》描绘的是天津三岔口漕运景象。
去年，《今晚报》副刊上曾有一篇文章：《是通州还是天津》，就《潞河督运图》描绘背景，举例、引证和分析颇有说服力。专家学者们各执其说，民众各有家乡情感。好在时间还长，且从长考来不迟。
引我的《名胜风流》一段旧话结了本文：“一部《失去的地平线》，使香格里拉名闻天下。这个很上口的名字，从此成为美好的世外桃源、理想之地的代称而传开。当初康威们究竟是坠落在哪一个地点？我们不必深究。作为游客，只需欣赏了高原的风物、体察到醇厚的民风就可以了。就如诸葛亮的草庐究竟在襄樊还是南阳？杏花村在山西还是安徽？游客只需饱览那里的山水和历史遗存，品味《出师表》的雄略，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优美诗情画意装在心中就可以了。”
由“天津之眼”看三岔河口 （夏）
画面下方是北运河汇入后的子牙河，右侧隐见河道为南运河，金刚桥以下是海河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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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今晚报》2009.3.14副刊文：
是通州还是天津
《潞河督运图》是指现存国家博物馆的《潞河督运图卷》。80年代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曾经复制研究，认为该图描绘的是天津三岔口的景色。2007年天津市河北区沿北运河修了一座御河园，将《潞河督运图》制成浮雕墙，成为一景。然而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古韵通州》一书中收录的王永谦的“《潞河督运图卷》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潞河督运图》画的是通州的景色。如此大的分歧应当认真考证。
关于此画的流传经过，王永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的文章中写道：“因为冯应榴是绘制《潞河督运图》卷的主持者，固原藏冯氏，后归钱塘（今余杭）吴氏。1954年，前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自江南访购之，于次年元月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并说此画卷首签题“潞河督运图卷，先祖母李太夫人所赐，钱塘吴谏斋谨藏。甲寅夏重装”。引首书“潞河督运图。谏斋先生属篆，甲午孟春之月，存道时年七十有九”，篆书后有“福田村人”和“存道居士”二印。卷后有朱启钤属瞿兑之书题跋，文末署“紫江朱启钤时年八十有三”。这些材料说明，此画卷最初由吴谏斋得自其祖母李太夫人，于甲寅年夏天重新装裱，甲午年又属存道居士题篆书《潞河督运图卷》。1954年被顾颉刚买走，其后朱启钤鉴赏了此画，并属瞿兑之考证及书写了跋文，1955年捐献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查杭州下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回忆，吴谏斋于上世纪80年代还接受过采访，那么“甲寅重装”应在1914年，存道居士题篆书的甲午年应是1954年。这样的流传过程存在两大疑点：其一，该画卷李太夫人得自何处不清楚。朱启钤在跋文中说“应榴桐乡世族，门望之崇与吴氏同居两浙之右，故家遗物宜有自来，则其地亦合”，这纯粹是一种可能性推断，并无实证。其二，画心没有江萱或其他题跋，尤其没有冯应榴的《自书潞河督运图后》。关于这点，王永谦在《古韵通州》的文章中认为，冯应榴的《自书》揭露了清朝官吏“不以爱民恤丁，洁其身奉职为念”的贪污腐败风气等，给收藏者带来若干顾忌，因此在重裱时，将自书等题跋全部裁去。这种说法是断章取义。查《湖海文传》中冯应榴的原文为：“诸君子苟不以爱民恤丁，以身奉职为念，何以副朝廷惠下之仁，任人之意乎？”基本不是揭露而是勉励的意思，而且甲寅重装已经是民国三年，收藏者因顾忌而将《自书》裁去的理由太牵强。
关于此画卷的内容，朱启钤的跋文考证，大致是通过图卷中所绘人物的服饰、名物推断其身份，通过地形与建筑推断地点，用心良苦。王文基本上也是采用朱跋的说法，但是讲不通的地方很多。画首是一片汪洋，王文说“河道忽然变窄，而河岸整齐如垒石，这正好说明了乾隆中、晚期这一段潞河河道的特点”。但是整个北运河哪也找不出画面中的宽阔水面，而且岸边停泊的船俨然是海船，海船是不可能开进北运河的。如果说这是画家表现运河通海的象征性画法，那天津岂不是离海更近？海船之下是一个炮台和船坞，查了一下通州的方志和2006年出版的《通州文物志》，根本就没有城南炮台的记载，通州曾经有过的皇船坞是在通惠河岸。相反，天津旧城东南河沿确实有过炮台和皇船坞（见图一）。关于河对岸连片的蓆垛，朱文和王文都认为是“暂行囤储河岸”的粮食。通州运河对岸储粮是囤还是垛尚无考证，但是天津海河东岸的盐坨确实是成片的蓆垛（见图二）。再往下的浮桥，通州的文献也没有详细记载。王文认为桥东为土坝州同督漕公署，桥西是东关潞河水马驿。而天津的东浮桥一直到清末都存在，桥东有盐关厅衙门，桥西有天津税关分司衙门。冯应榴的《图后》提到“石坝在北门外，通州通判兼掌之，有楼曰大光……由大光楼下背负而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数万人入通惠”。然而画中却找不到大观楼和“万人接踵入通惠”的景象。朱文认为，图中此处与冯文“小有不符”，王文却解释说上河口的石坝与石坝楼（即大光楼）被城墙挡住了。有很多人已提出，如果《潞河督运图》画的是通州，通惠河与潞河交口处的三岔河口方向不对，潞河应向北流，画中却向东流，而向东流符合天津三岔河口裁弯取直前北运河的走向（见图三）。此外，图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与天津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戏楼和各处衙门相对应的景物。限于篇幅，其它细节不再赘述。种种考察表明所谓《潞河督运图卷》画的就是天津海河的景物，与冯应榴《自书潞河督运图后》一文的描述有很大差别，可能就不是冯应榴属江萱画的那幅图。造成舛误的过程是吴谏斋错判在先，瞿兑之、朱启钤误考在后，王永谦附和继之。吴谏斋是清四川、云贵总督吴仲云的后代，也是藏书家。瞿兑之是近代画家、文学家，对北京风物有很深研究。朱启钤氏曾任北洋交通总长、代总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对古建和艺术造诣很深。王永谦是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这些资深学者们比较注意首都的研究，不能一一与地方的历史地理比较，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的考证也未必完善，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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