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观的几个严重误区（长篇深度）

一个正确合理的历史观是建立对国家、社会发展长期规划的一个基本保障。只有充分认识历史、充分借鉴前人智慧，不去歪曲、否定、虚无传统。才能使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方向性。而能够充分做到以史为鉴前提下的正视历史，则需要我们对当代历史观中呈现出的几个严重误区予以足够认识和重视。

文明

文明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生物品类的基石，是通向未来的保障。我们在遵循人类文明发展框架的基础上、充分认知历史过程中的起承转合，也就自然能够形成一个客观、合理的正确观念。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词语文明civilization，是来自对拉丁语城市civilis的沿用。这说明我们对文明理解是一种通过居住方式的改善、获得对信息收集更加便利的环境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

在积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地球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们进入文明的过程是由温带向寒带、热带，由河流两侧的平原地区向其他地貌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前提。

那么我们历史观的形成实际上只要沿着这样一个基本前提，配合不断扩大至全球的地理范围自然能够得到一个顺理成章的合理答案。

比如看待我们东方中华文明的发源过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是以黄淮地区下游的平原为根基，逐渐扩大到长江流域，再包括黄土高原、青藏高原、河套地区、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南方地区等等相对生存更加困难的地貌环境，而形成的一个顺应文明发展脉络的基本过程。

包括以印度河流域为发源地逐渐扩大到恒河、包括亚穆纳等等支流“印度文明”的发展过程，都能够非常清晰的寻求带顺应文明发展基本脉络的深刻烙印。

但放到以现代欧洲文化推动的世界环境中，我们发现任何一部权威的世界历史资料，对世界发展的过程显然并不是沿着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来记录的。各个权威版本的世界历史，往往把内容中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记录近几百年的社会现状，而对此前数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是呈现出站在考古角度在细节层面化简为繁的猜测和理解。

由于这种记录方式所形成的现代历史观，是与本该一目了然、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脉络存在严重的冲突，自然也直接导致了我们现代历史观的严重局限性。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需要回到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去寻求答案。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次地理范围的突破都来自于尚未开化同类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开拓更大地理疆界的反而是处于逐渐开化阶段的，类似蒙元之于中华、牧人王喜克索斯人之于尼罗河文明、高贵者雅利安之于古印度等等群体。

而这些相对野蛮、原始的群体在通过武力实现征服后的推倒重建过程中，很难在短时间正视自身缺乏底蕴的事实。反而往往过度夸大自身影响力，并且以建立在原始思维下的观念把此前的人类文明一概而论。当然承传自盎格鲁撒克逊、高卢、哥特、汪达尔、日耳曼、斯拉夫等等族类的现代欧洲文化在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全球整体过程中，同样也不能避免这些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

这种在开化过程中将此前人类文明一概而论的臆测，以及对仅有能够借鉴的所谓“古希腊文明”突兀的拔高显然都是并不符合起源自河流两侧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的。而这种现象直接造就了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认知过程中，并不能得出一个类似中华文明、古印度等等文明一目了然的框架，并且造成了现代历史观中所谓“中世纪”的历史虚无。

实际上本着由温带到寒带、源自河流两侧平原地区逐渐扩大的基本前提，所谓西方文化的真正起源是在以现代埃及、苏丹地区为起点，逐渐扩大到现代利比亚、部分伊朗地区、伊拉克、土耳其、保加利亚再逐渐达到巴尔干地区的这样一个基本发展脉络。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包括亚述、波斯、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所谓“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地理版图。原因就在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根本不存在现代的亚欧非版图概念。

真正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也仅仅是由地貌所决定的：东方的中华文明多以陆地作为传播形式，以尼罗河流域为发源地的西方文明向西北扩大的过程则呈现了延地中海两岸的海洋传播方式。

在这种传播方式的前提下，和蒙古草原处于接近纬度的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现代欧洲西北部，显然是在由温带向寒带一脉相承发展过程中最晚普及到的位置和区域。

当然，也正也由于地理环境特征，直接造就了发源自这两个处于大致相同纬度的现代欧洲人和蒙古人在扩大版图疆界的方式上，相应呈现出了一个陆地一个海洋的不同特征。

所以当我们把历史观调整到一个以人类文明发展前提的框架下，认清现状。我们自然能够发现目前世界长期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文明湮灭、推倒重建过程中都曾经出现，我们也能顺延相应的发展脉络获得必要的答案。

观念

打破现代历史观中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和历史真空，除了需要理清人类文明发展脉络，同时还要更深入的从观念上理解奠定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核心要素。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通过居住方式的改善、获得对信息收集更加便利的环境而形成的这种社会形态理解为，是人类对资源应用和支配能力的不断优化。

而这种优化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对信息的不断收集，并且逐渐将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应用和实践。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工具的不断进步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它并不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唯一依据。

因为相比于对工具的使用，逐渐迈入文明人类更体现出的是一种观念和思维层面的转变。

在尚未获得生存保障的最初阶段，人们思维中求存意识显然始终支配着自身的言行。并且由于缺乏对信息收集稳定环境，这一个时期人们的观念，仅仅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现象盲目崇拜前提下的“万物有灵”，也就是所谓的宗教思想。

也就是说所谓宗教观念，实际上只是人们把一些简单的自然现象和某些祖先的个人意志相互联系，这个联系的过程是并不存在对信息的具体观测和收集的明确过程的。

而随着逐渐摆脱生存压力，人们思维中的求存观念也相应逐渐被寻求自我、探索未知所取代。也就是说在能够保障群体生存繁衍的前提下，人们的观念将在对信息的收集过程中自然的开始寻求万物存在的规律、自我存在的含义，并且逐渐能够以一些固定的参照依据来界定事物相互间关联的规律。

这个时期人们的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本质区别就是，明显的存在了一个明确的对信息收集、应用、实践的过程。

比如《道德经》、《灵宝经》等等承载中华文明精髓的经典著作，它们的存在都是建立在以视觉作为极限的“天圆地方”范围中，通过不断对天体运动规律信息进行收集和应用，逐渐以太阳运动周期内太阳系内行星停留位置所获得的十二进制、六十进制、四象、五行等等参照依据，并进一步确立了天地对应关系的过程中归纳总结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种这种存在漫长积累、实践、应用过程的传统文化，和通俗易懂、不问原由，只要信奉就行的天主、基督和部分来自天竺的宗教观念本身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而得出十二进制、六十进制等等参照依据，并且逐渐确立一个生存范围中的天地对应关系，显然不仅是我们中华文明独有的，而是全球几大文明发源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种共性。而这些饱经明确收集、应用、实践的先人智慧，我们显然不应该将其视为宗教观念下的一成不变而全部抹杀。

当然相对于目前人类所使用工具的不断进步，先人智慧所积累的观念自然存在自身严重的局限性。但无论工具如何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依然不要忘记，人类本身仅仅是万物孕衍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对信息的收集是以自身的感官作为标准、还是依赖更加有效的工具，实际上我们也仅仅做到的是一个在相对无限的领域中去扩大有限认知范围的过程。

而目前世界所推崇的，在求存观念逐渐被寻求自我、探索未知所取代阶段下，建立在“反宗教”观念下的科学。显然处于一种过度执迷创新、探索的状态，并没有充分明确在一个局限范围中我们对收集信息应用实践的目的，反而由于陷入把光的传播速度界定为物质性质转化的临界点，也就是以视觉能否捕捉到来衡量整个宇宙中物质的基本性质的误区后。逐渐沦为一种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粉饰错误而研究的现状。以至近百余年早已处于丧失逻辑、脱离现实的停滞不前状态了。

这种状态再辅以当今盲目注重市场化的激励，金融、贸易手段间此消彼长的战备竞赛和相互对峙的国际环境，黑洞、多维空间、虫洞、引力波等等荒诞的理论大行其道。自然会助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物欲横流、骄纵日甚的社会风气，反而成为了促使人们放纵负面情绪的推手。

而反观我们通过天地对应关系，所确立的以礼仪为纽带，明确自我认知前提下彼此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的社会关系，造就了2000多年前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圣贤、英杰、志士辈出的辉煌。

所以抛开使用工具的不同，由缺乏底蕴的现代科学所奠定我们的时代，显然在包括对信息的应用效率、目的性、以及对人们观念、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等等方面，是远不及我们高度文明的春秋末到战国初期的这样一个阶段的。

兴衰

当我们能够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从人们观念的开化来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后，我们自然能够理解，在人类社会的兴亡、盛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

也就是所谓兴，即人们通过定居方式迈向文明，逐渐摆脱生存压力。在对收集信息不断的实践和应用过程中，有目的性的寻求物质规律、寻求存在意义、促使社会资源合理分配、净化社会环境等等一系列观念层面的衍化。

而衰，则是指在这种观念保障的，相对充足、甚至逐渐过剩的资源下，人们逐渐开始放纵自身各种负面情绪，并且相应滋生对资源的不当分配、过度利用等等现象，加剧社会道德的崩塌。

也就是说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从来不是以仓廪丰足、物资充盈为标准的。反而是在这些基础保障下，形成对信息的高效应用，并且在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彼此明确的自我认知前提下，保障对资源长期、合理的利用。

而历史上，我们之所以认为多数文明群体在民族融合的大前提下，难以抵御野蛮、原始的同类，是因为文明湮灭、推倒重建的过程实际上伴随着的是一种兴盛与衰落更替。

也就是说类似五胡、蒙元等民族之于中华，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之于古罗马，牧人王喜克索斯人之于古埃及、高贵者雅利安之于古印度等等，任何面临生存压力的游牧民族，他们通过武力征服的往往都是已经被负面情绪笼罩、盛极而衰的文明社会。而作为征服者，逐渐摆脱生存压力并且在观念上得到改善的游牧民族也自然会褪去自身的原始思维、宗教观念，重新迎来自身的兴衰、衰落，波峰、谷底。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在我们数千年悠久的传统中，早已经历了太多次这种需要数百年来印证的、建立在破坏基础上推倒重建、文明湮灭式的盛衰更易。但置身其中的游牧民族往往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在仅仅注重资源的掠夺、武力的支配前提下，很难对自身兴盛、衰落做出一个长远角度的认识。

所以当目前的世界关系，在经历二战和冷战的对立格局后，逐渐趋于和谐，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改变的现状下。对度过生物压力后人类社会的兴衰充满未知的现代世界文化，能够让世界去借鉴的，也仅仅是二战后通过以逸待劳和军备竞赛在这数十年快速崛起的美国。而居于霸主地位的现代美国也同样仅仅能够通过执迷于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经济的过度发展，包括一些不良竞争手段来确保自身不会衰落。

甚至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以浅显的“数据化”把国力强弱、经济建设，视为建立在国土面积和辎重数据上的简单加减法的短视行为。

而之所以形成现代历史观中的严重局限性、之所以产生文化与社会脱节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正视“日中则昃 月满则亏”的社会自身兴衰规律，和生物基本共性。

所以摆脱现代历史观念中误区的方法也只有在充分正视自我的前提下，有效借鉴文明兴盛时期的社会关系、思维观念，确保资源合理分配，从而避免过早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