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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接触到“西南联大”，大约是在中学时代，那时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对待的，也只知道这么一个大致背景。后来在阅读中时不时地会遇上它，看到不少学人也在自己一些文章中多角度地介绍过它。渐渐，它在心里清晰了起来，进而又引领着我的眼光和思绪开始关注它了。 接触略略多些，便发现几乎所有介绍文章都有一个共性，它们全用了深情的怀恋的笔触来回顾那所早已远逝的学校。字里行间，那仿佛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人心中的一块伊甸园。 然而，那又是怎样的一处伊甸园呵。论物质方面，它的艰辛和窘迫，一定会让今天的学子们难以想像。教授们时常按时拿不到工资，或者不定时地拿到一点难以养家糊口的薪水。万般无奈下，有的教授只好把妻儿送往父母兄妹处。“出入无完裙”，竟然可以放到教授们身上——单衣瑟瑟，甚而教授在上课去的路途中只能披上蓑衣来御寒。 没有教室和桌椅，师生们就在大自然和山水间授受课业。席地而坐，耳边是潺潺流水和鸟语啁啾，而讲课的教授们却是国内各学科的顶尖级人物。联大有幸，学子有幸。哪一所学校有如此宏阔的校园？哪一所学校又能汇集如此众多灼灼生辉的老师？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分散到天南海北的当年的学子，大部分已经成了所在学校或研究部门的顶梁柱了。而在西南联大的求学历程，已然成了他们生命中难忘而又自豪的精彩华章！ 简言之，联大具备了一种精神。是这种精神，让人们至今难忘并无限神往。 不是学人的我，远远眺望着过去的那一幕，除了多少也能感悟到它所独具的那种精神外，或许，更能打动我的还是那里的氛围、人际关系以及蓬勃向上励精图治的那种朝气。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和当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可遗憾的是在人伦精神方面的缺失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许，我们不可或缺的正是当年在艰苦卓绝环境里为民族的未来励精图治那样一种可揉为一体统称为精神的东西？ 谢泳在《遥想教授当年》一文中有段描写，虽然很长，我仍愿把它摘录下来，与大家共享： ……当我拭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是不论如何概括好象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的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模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院的长文。他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篇好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浅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先生大笑，擦肩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 殷海光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突然碰到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行文至此，唏嘘不已，同时不免会在心底存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希冀。那处远去的伊甸园，它确确实实存在过，它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有幸接触过它的人的心灵中。然而，它只能仅仅存在过？我们还能有再现的这种期盼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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