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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武汉市某医院发生一起离奇盗款案：有人从保险柜中将钱取出，但并未拿走，而是撒在楼道上，经清点，分文未失。就是这么一桩微不足道的小案，竟被酿成震惊全国的“纪凯夫事件”。传奇般的故事，戏剧般的纠葛，曲折复杂的情节，扣人心弦的人物命运... 一 导言1951年4月12日，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发生了一起离奇盗款案：财务室的保险柜被人打开，里面的1200万元（旧币，每万元折合现值一元）被取出，但并没有拿走，而是撒在楼道上。经过清点，分文未失。就是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案，竟被人为造成震惊全国的“纪凯夫事件”，导致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政府党组被改组，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吴德峰等一大批老干部受到重惩，副市长周季方等四位老干部被开除党籍、判处徒刑，市委委员人人公开检讨。震惊武汉，闻名全国。传奇般的故事，戏剧性的纠葛，曲折复杂的情节，扣人心弦的人物命运，即便是高明的小说家也很难编织得如此精巧。然而这全是事实，实属新中国一大奇案、一大冤案。发案至今的半个世纪里，仍然纷争不息，波浪难平，那一串串迷团一直困扰着人们。作者在《新中国一大奇案－“纪凯夫事件揭密》中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用确凿的史实层层剥茧般地揭开了其中鲜为人知的奥秘。现选摘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1、纪凯夫报警：“我们这里发生了大盗窃案” 1951年4月12日下午，时钟刚刚敲过六点半，武汉市公安总局第四分局值班室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治安股值班员王瀛争拿起话筒，里面传来急促的声音：“我是市二医院的纪凯夫，我们这里出了大盗窃案，你们快来人！”王瀛争立即回答说：“注意保护现场，我马上就到。”纪凯夫放下电话就下楼去大门口等候民警。 当年的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座落在汉口中山大道、车站路和岳飞街的交叉处的一个三角地带：左边是中山大道，右边是岳飞街，后面是车站路。它的前身是法国巡捕房，国民党政府时期在此设立汉口特别市警察局，多少年来这里都是残害中国劳动人民的魔窟。武汉刚一解放，市人民政府就将它改作市立第二医院，成为为人民群众解除疾病痛苦的福利机构。市二医院迁鄱阳街后，这里改作市防疫站，九十年代被拆除，建成了现在的金源大厦。 市二医院院长杨光第是一位党外人士，副院长陈处舒是南下的党员干部，她的丈夫李之琏。她任职不久，因殴打保姆受撤职处分。随调市监委处长王清任市二医院监委职务，此前他参与调查处理过陈处舒殴打保姆的错误。请读者注意，这此情节同后来“纪凯夫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瀛争接到报警电话后不敢怠慢，放下电话就跑。公安四分局就在岳飞街，也就是现在江岸区公安局办公的地方，和市二医院近在咫尺，不用两分钟就赶到了。门口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等着，他见民警跑来，自我介绍说：“我叫纪凯夫，”接着用手朝大门内一指，说：“随我来！”王瀛争跟着纪凯夫快步上到二楼，楼梯口就是总务科，门口散落着一些钞票。纪凯夫指着会计室对王瀛争说：“你看里面。”王瀛争用眼一瞄，只见保险柜的门是打开的，地上也有钱，他的第一印象是盗款案，便很严肃地对纪凯夫说：“要注意保护好现场，不许乱动。”纪凯夫又带着他沿着走廊往前察看。楼道呈长方形，左右两边都有楼梯，出总务科就可下楼，但上楼时在楼梯上没见有钞票散落。拐弯到右边的楼梯口是一个宿舍（史灵慧医生的宿舍），门前也散落着不少钞票，再往前是医院保健科，地下也散落着一些钞票。王瀛争一面观察一面在想：这个案子有点奇怪，偷钱的人怎么把钱撒得到处到是？走过保健科，是一间大办公室（一进门是院长杨光第的办公室，右面则分隔成两小间，第一间是监委王清的办公室，第二间是文书纪凯夫的办公室）。门是虚掩着的，王瀛争顺手一推，门就开了，右面房里有一个人，王瀛争问他的姓名，那人说我叫王清。跟在后面的纪凯夫赶紧介绍说：他是我们医院的监委（相当于政委，党组织负责人）。王瀛争听说是监委，就没有再问，转身出来，想着这个案子很蹊跷，要设法取证。便对跟在身边的纪凯夫说：我要打个电话，再次叮嘱纪凯夫注意保护好现场，不要让人乱动。纪凯夫点点头，表示知道，并告诉他电话在什么地方。 王瀛争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回四分局治安股，告诉他们市二医院发生了盗款案，要他们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另一个电话打到公安总局治安处指纹室，请他们派人到现场来取证。他打完这两个电话，回到楼上来时，楼道上已经没有人了，散落在地上的钞票也已被人拾了起来，王瀛争一看就急了，这岂不是把现场给破坏了吗？他顺着声音找到院长办公室，一群人围在那里，只见纪凯夫拿着一个包袱，对王瀛争说：这个包袱是挂在院长办公室外阳台边电线杆的瓷瓶上的，里面装的也是钱。王瀛争很生气地说：我让你保护好现场，为什么把现场全给搞乱了？纪凯夫想解释什么，正好四分局治安股股长王文斌带领袁奋、陈楚凡、朱卓人赶来了。 2、说是大盗窃案，钱却分文未失 王文斌来到市二医院，已看不到盗款的迹象，医院的一些人议论纷纷，也听不出个头绪，只觉得乱哄哄的，便问王瀛争现场在哪里？王瀛争无可奈何地说：我刚打个电话现场就搞乱了。接着公安总局指纹室的郭春龙、王法堂和警犬室的苗丰润带着警犬来了。王瀛争简要说了一下经过，指纹室的同志察看了现场，因为现场已被破坏，钞票是大家拾起来的，保险柜也被几个人打开过，指纹全搞乱了，已经无法取证了，只好发挥警犬的作用。苗丰润让警犬嗅拾起的钞票，再嗅在场的人，一个女护士惊叫了一声，吓得直往后退。纪凯夫和王清站在一起，警犬围着他们吠了两声，也没有特别的反映。这时清点了从地上拾起来的钱和包在包袱里的钱，共1200余万元。王文斌问：谁是出纳？钱丢了多少？大家这才发现不见出纳王守正的踪影。 会计俞善炎出面回答说：每天收的钱都是当天送银行的，独独今天没送，大约也就是1200多万。 在清点钞票时，发现一个从皮带上脱落下来的小皮带圈，王文斌觉得这也是一个侦察线索，便收了起来。经过商量以后，当场检查了在场的人的皮带，发现陈宪国（收款员）、黄其琏（大夫）、陈铭琛（大夫）、张以俊（管理员）和王清等五个人的皮带上没有圈。取证的干警在保健科的房子里简单研究了一下，决定将清点好的钞票交给王清暂时保存，包钱的包袱和没有圈的五条皮带都带回去进一步核查。总局的同志回去，四分局的干警则留下来进一步向知情人作调查。 会计俞善炎反映：因为他的爱人是本院护士，要值夜班，说好了都不回家吃晚饭，所以这天下午他不急于回家，正埋头赶制会计报表。出纳王守正则已将当天的收入款按不同面额分别用纸条捆扎好，清点了一下，有1200余万元，看了看手表，“哟”了一声说：不早了。便顺手将钱放进了保险拒，见会计还在忙，便提醒俞善炎说：“俞会计，早该下班了，你还不走？”俞善炎看看手表，已经6点15分了，想到虽不回家但也该吃饭了，便匆匆收拾好桌面，离开办公室下楼。院子里有几人在打排球，有人喊他参加，俞善炎一时兴起，便和大家一起打球。正玩在兴头上，只听文书纪凯夫在楼上喊：“俞会计，你们财务室被盗了，还不快来！”俞善炎心想自己刚从财务室出来，这才多大一会工夫，怎么会被盗呢？以为是和自己开玩笑，没有理他。接着有人说真的钱被盗了，俞善炎才赶紧往楼上跑，他看看手表，才6点25分，离他出办公室时才10分钟，一面跑一面还在怀疑，这会不会是真的？等他上楼一看，才知道事情果然不妙，楼上已有一些人，财务室门前散落着一些钞票，纪凯夫让他拉开保险柜看，俞善炎为避嫌疑，有些犹豫。纪凯夫说，没关系，刚才王监委打开看过。俞善炎这才打开保险柜一看，里面果然分文无有。据第一个发现楼道上有钱的徐国典医生说，他晚饭后到二楼图书室看书，图书室的灯开着，但没有人，便出来准备下楼。在左右楼梯相通的走廊上发现有两扎钞票，史灵慧大夫的宿舍就在这里，门半开着，就喊：老史，谁丢的好多钱！见史没应声，便下楼走了。药剂员杨世民说他下班后在自己房里煮饭，饭后出来也看见楼道上有许多钞票，就喊史灵慧，史才从房里出来。史灵慧大夫说下班后准备出门买书，碰上一位朋友，就回到宿舍谈话，听徐大夫喊听到了徐大夫的喊声，以为是开玩笑，没有理他。以后又听杨世民喊谁丢了钱，这才走出来，看见走廊上果然有好多钱。徐国典还说他在右楼梯口准备下楼时发现楼道另一端的大办公室门口有个高大的人影，因天色很暗，看不清是谁。大家分析这个人影肯定与盗窃案有关。 3、作案嫌疑人集中在两个人身上 在场的人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人影，谁也无法断定究竟是谁。 王文斌等干警回到分局以后没有休息，抓紧碰头，参与调查的干警都在，就是没找着袁奋。先由王瀛争详细介绍了他所勘察到的现场情况，然后让大家补充、议论。 根据群众的反映，提出了四个怀疑对象。有两个是工友，一个是院长办公室的工友，怀疑的理由是他平时具有几把办公室房门的钥匙，其中就有财务室的钥匙，这就有偷盗的可能；一个是眼科门口开票的工友，怀疑他的理由是他坐的地方正对总务科的房门，可以知道总务科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没有人，这也具有作案的条件。大家觉得群众有这样的怀疑是可能的，但这两个工友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可以排除。主要怀疑对象便集中在另外两个人的身上。 一个是监委王清，大家怀疑的根据有这么几条：第一，案发时他在办公室，下班时有人看见他回家了，这时又到办公室来干什么？第二，纪凯夫说，他发现财务室被盗后，到监委的办公室，看见他站在室外的阳台上，头上直冒汗，按现在这个气候，完全不应该出汗。王瀛争也说，他在办公室看见王清时，头上确实有汗。第三，包钱的那个包袱纪凯夫说是从王清办公室外靠阳台的电线杆上取下来的，如果他当时在办公室，有谁会到阳台上挂钱包呢？有人说，那个包钱的包袱就是王清家的，曾拿到医院洗衣房洗过。是不是王清家的还需要核实。第四，现场发现一个皮带圈，当场检查时，王清的皮带上就少了皮带圈，而且凭肉眼观察，那个皮带圈的颜色和王清的皮带相近。还有徐国典大夫说的那个高大身影就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史灵慧医生还补充了一个情况，他说在徐大夫喊他之前，王监委推开过我的门，见我同客人谈话，打了个招呼走了。这个身影会不会就是他？ 另一个怀疑对象是纪凯夫，群众反映他的疑点也不少：第一，看见地上有钞票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只他一个人，但他特别积极，报案的是他，带王监委、俞会计开保险柜的是他，指挥大家拾钱的也是他，和他平时的表现大不一样，感到他有些反常。第二，最早是他向公安四分局报的案，分局的同志反复嘱咐纪凯夫要他注意保护现场，他不但没有协助分局的同志保护现场，反而带王清、俞善炎到财务室，要他们打开保险柜，又是他要大家把钱拾起来，而他自己不用手拣，却用脚踢，这等于带头破坏了现场。第三，用包袱包着的钱是纪凯夫自己说在阳台边的电线杆上找到的，他怎么会想到在阳台上去找钱的？是不是从阳台上拿进来的，也没有人看到。 大家在议论中有个共同的疑问：这究竟是个什么案子？要说是盗款案吧，的确不太像。从现场情况看，作案人既然用包袱将钱包好了，就完全有条件将钱拿走，为什么钱会撒在地上。要说包袱没有扎紧，也不会散落在几个地方。再说钱是用纸条捆扎好的，即便掉在地上也不容易散开。倒好像是有人故意将钱从保险柜里拿出来摆成那个样子，制造的一种假象，目的不是偷钱，而是另有所图，比如制造这种假像来陷害什么人。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就复杂了。王文斌说：盗窃也好，陷害也罢，关键是要弄清钱是怎样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王瀛争说：我仔细查看了保险柜的情况，没有撬动的痕迹，说明钱是用钥匙打开保险柜拿出来的。那么，谁有可能打开保险柜呢？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外人作案，二是监守自盗。大家议论到这里，王文斌突然一拍大腿说：对，我们今天有个疏漏，没有找着出纳。大家都说是的，怎么把这个关键人物给漏掉了。这时门外有人说话：我来汇报出纳的情况。 4、王守正说：保险柜钥匙一直在我手里 说这话的人正是袁奋。 袁奋是一位有经验的侦察员，原来他在现场听了会计俞善炎说的情况后，觉得出纳是个关键人物，应当找他了解情况。但现场不见王守正，便让人带他到王守正的家里去找。第一次去，王守正还没回家。第二次去，已是7点多钟，王守正才回家吃饭。见来找他的是一位警察，赶紧放下碗筷，迎上前来，脸上显出有点吃惊的样子。 袁奋问：你就是王守正吧？ 王守正说：我是王守正。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袁奋说：我叫袁奋，是公安四分局的民警。今天来找你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反映。接着问道：你在市二医院担任什么职务？ 王守正说：我是出纳。 袁奋问：你今天在保险柜里放了多少现金？ 王守正说：今天的收入款全在里面，有1200多万。 袁奋又问：你们医院对现金保管有什么规定？ 王守正说：按规定每天的收入款应当送银行。 袁奋问：你为什么没有按规定送银行？ 王守正说：已往是每天都送银行，今天搞晚了，没有来得及。 袁奋说：你知不知道你保险柜里的钱丢了？ 王守正显得有点吃惊地说：钱丢了？不会吧？不过我刚从街上回来，不知道。 袁奋问：你今天是什么时候离开财务室的？ 王守正说：大约6点钟稍过一点，我和俞会计一起离开财务室的。 袁奋问：你离开财务室的时候保险柜锁好了没有？ 王守正说：肯定锁好了。 袁奋问：那么，你保险柜的钥匙丢了没有？ 王守正在口袋里摸了摸，说：没有丢。 袁奋问：你的保险柜有几把钥匙？ 王守正说：有两把。 袁奋问：那一把在谁手上？ 王守正说：也在我手上。 袁奋问：两把钥匙一直在你手上吗？ 王守正说：原先有一把在文书纪凯夫手上，我接手出纳时要过来了。 袁奋问：你什么时候接手出纳的？ 王守正说：今年三月。 袁奋问：那就是说，从今年三月起钥匙一直在你手里？ 王守正说：是的，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我手里。 袁奋见再问不出什么来了，让王守正将两把钥匙都交出来，带回来了。 袁奋汇报完了情况，把两把保险柜钥匙也交给了王文斌。王文斌看过以后，传给大家都看过一遍。这是老式保险柜钥匙，黄铜铸造的，两寸多长，大家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王文斌问袁奋：你同出纳谈话时，他的神态怎样？袁奋说：开始见到我时有点吃惊的样子，后来也没有特别的表现。这时已经转钟了，王文斌说：这个案子好像很简单，其实很复杂，要搞清楚还得费劲。今天已经不早了，大家抓紧休息，明天继续调查。 大家刚躺下不多一会，突然传来紧急敲门声，王文斌心里不由一怔，不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5、医务科长孙麦龄说：纪凯夫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王文斌开门一看，原来是纪凯夫扭送了两个人来。纪凯夫对王文斌说，这两个人是被市二医院开除了的，这次盗案发生后，他们夜里又到医院候诊室来，觉得可疑，就把这两个人扭送来了。那两个人则一迭连声地喊着冤枉。王文斌对纪凯夫说：好吧，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你可以回去了。 纪凯夫走后，王文斌立即对这两个人进行了询问。那两个人说原来在二医院做过事不假，但根本不知道二医院被盗的事，他们今天是到火车站去搭车，因时间还早，市二医院离火车站很近，又比较熟悉，就顺便来候诊室里休息一下，碰上了这位纪同志，他硬说是我们偷了医院的钱，这才是天大的冤枉。王文斌问清情况以后，觉得这两个人作案的可能性太小了，如果是这两个人偷的钱，早该跑了，不会再回到医院里来。所以询问以后当即把这两个人放走了。这样明显的事，纪凯夫为什么要把他们扭送来呢？不由在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 第二天刚吃过早餐，王文斌又带人到市二医院进一步作调查。一进医院就发现一个新的情况：今天早晨，医院腰鼓队在医院大门前空场上练习打腰鼓时，司机向忠荣、工友李文增、防疫员张介之发现一把保险柜的钥匙，而拾到钥匙的地方正好对着院长、监委办公室外的大阳台，怀疑是有人从大阳台上丢下来的。王文斌把钥匙拿了过来，仔细端详了一番，的确和昨天晚上袁奋从出纳王守正那里拿来的保险柜钥匙相似，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证据，便收了下来。 这时，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也来市二医院了解案情，正好碰上王文斌。宋瑛想听听公安人员的看法，她知道医院人员情况比较复杂，在医院里谈案子不大方便，就请他到王清的宿舍谈谈情况。王文斌说：从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看，不像是盗款案，并说了他们分析的意见。宋瑛说，你们的分析很有道理，那么是谁这么做的呢？王文斌说，这还需要调查，从群众的反映看，提出了四个怀疑对象，有两个是工友，一个是院长办公室的工友，一个是眼科门口开票的工友，我们调查以后觉得这两个工友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可以排除。另两个怀疑对象中，纪凯夫的嫌疑要大一些。宋瑛问：纪凯夫的嫌疑大，有什么依据呢？王文斌说：大家对纪凯夫的怀疑不少：除群众反映的那些情况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们加重了对他的怀疑。并说了今天凌晨一点多钟纪凯夫扭送两个人的情况。王文斌说，这样明显的事，纪凯夫为什么深更半夜要把这两个人扭送到我们分局来呢？这反倒使我们对纪凯夫增加了一个可疑的印象。 宋瑛说，根据你们的分析，如果不是盗款案，纪凯夫是值得怀疑，他的历史也有些问题。这时，医院医务科长孙麦龄正好走了进来，听见宋瑛说的这些话，他说：你们怀疑纪凯夫？我看纪凯夫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宋瑛说，你也不要过于相信他，看来情况比较复杂，相信公安机关的同志会搞清楚的。 宋瑛又问王文斌，还有一个怀疑对象是谁？王文斌看了王清和孙麦龄一眼，迟疑了一下说，我们现在还要抓紧时间调查，以后再说吧。宋瑛也就不再勉强，便对王清和孙麦龄说，医院里出了这个事，公安机关还要调查，你们同杨院长说一下，晚上我们开个会，向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免得整个医院人心惶惶，影响正常工作。 因为王清的疑点比较多，王文斌想直接找王清作些调查，便对宋瑛和孙麦龄说，你们先忙去吧，我还有事跟王监委谈谈。宋瑛说，那好，你们谈吧，我去找杨院长商量晚上开会的事。 6、王清比较老实但又不能排除对他的怀疑 宋瑛、孙麦龄走后，王文斌对王清说，你是二医院的监委，又是一个老干部，我们也不瞒你。医院这次丢钱的事，群众对你也有一些反映，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王清说，没关系，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王文斌就从头问起，问他那天下班回家后为什么又到办公室来？王清说：我12日那天是下班回家了，正吃晚饭时，文书纪凯夫急匆匆的到家里来告诉我，说区委来了一份急密文件，放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的，要我吃了饭赶紧去看。我听说来了急件，吃完饭就赶紧到医院里来了。王文斌问：你到医院来是什么时间？王清说：大概六点多钟。王文斌问：你到医院来时碰到过谁？王清说：我在医院门口看见孙麦龄、陈健儒在看布告，进院后碰到图书室的马骏，他给我谈了几句租房子的事。在候诊室遇到工会的郭锐，说了说为庆祝“五。一”练习打腰鼓的事。又碰到病员周寒光，寒喧了两句，就上楼。王文斌问：你是不是到史灵慧医生房间里去过？王清说：我经过史医生宿舍门口时，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推开门见他和客人谈话，便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王文斌问：你上楼时有没有看见楼道上的钱？王清说：我上楼时已六点多钟了，楼道里很暗，脚下有踩着纸张的感觉，以为是谁扔在地上的废纸便没有在意，我真的不知道踩的是钱。王文斌问：你到办公室，是否有急密文件？王清说：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开了灯，玻璃板下是有一份未拆封的文件，里面是四区委发来的关于召开全市各界群众控诉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主犯罪行大会的通知。王文斌问：你什么时候知道会计室的钱被盗的？王清说：我刚看完通知，纪凯夫就推门进来告诉我财务室丢钱了。王文斌问：听说你那天头上直冒汗，这是真的吗？王清说我是出了汗。王文斌问：那天又不热，你为什么出汗呢？王清解释说是因为打仗时脑部受过伤，紧张时就容易出汗，那天听说财务室丢了钱，心里一急，就出汗了。 关于王清到办公室来看通知一事，后来孙麦龄曾提出疑问，他说四区委的通知是4月13日才收到的，王清4月12日来看什么通知？王文斌就此又问过王清，王清显得很着急，说话也支支吾吾的，这更引起王文斌的怀疑。便派人专门查看了四区委的发文簿和二医院的收文簿，才证实确是4月12日下午5点多钟收到通知的。王文斌心里感到很纳闷：这样简单的事实，又是近两天的事，孙麦龄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而王清又为什么支支吾吾？莫非他真有什心虚的事？ 还有一件事也让王文斌甚感矛盾。王守正向孙麦龄反映，包钱的包袱好像是王监委家的，拿到洗衣房洗过，可以问问洗衣房的工友。孙麦龄特地从公安四分局拿回那块包袱，经洗衣房工友邹家荣辩认说记得是靳连杰拿来洗过。孙麦龄问过王清，王清却否认是他家的。靳连杰是王清的警卫员，这时在工农速成中学读书，孙麦龄把他找回来辨认，靳连杰一看就说是王监委家的，他拿它打过饭，过年时还当桌布用过，因沾有酱油印迹，拿到洗衣房洗过。再看那桌布，果然有没洗掉的暗黄色印迹。孙麦龄将此事反映给王文斌，说王清在这件事上很不老实。王文斌认为这也是一个疑点，为此事又找过王清，问他那包钱的包袱是怎么回事？王清开始说不是他家的，后又说记不清。王文斌告诉他靳连杰已经认出来了是你们家的。王清哦了一声说：那就是的。我家有什么东西，靳连杰比我清楚，他说是的，那是不会错的。王文斌问：怎么用它包钱的呢？王清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从这一点上，王文斌觉得王清比较老实，但又不能排除对他的怀疑。 这天下午，王文斌进一步调查时又发现了新的情况。 二 7、纪凯夫的嫌疑更清楚了，被公安四分局传讯 王文斌从一些团员那里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更增加了对纪凯夫的怀疑，想和宋局长商量却未能找到宋瑛。 晚饭以后，宋瑛参加了市二医院召开的全院职工大会，她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一方面安心工作，一方面要积极配合公安人员的调查，主动反映情况。会议进行中间，王文斌把宋瑛找了出来，对她说：今天下午我找了几个团员了解情况，对纪凯夫的嫌疑更清楚了。案件刚刚发生的时候，纪凯夫就对人说是王清作案，要吴义勋、徐洪勋监视王清的行动，他说：“王监委走到那里，你就跟到那里。”还对吴义勋说：“你要盯住王监委，他手上有保险柜的钥匙，防止他把钥匙丢掉。”今天上午我来医院的时候，李文增几个人在练习打腰鼓时果然在医院门口花坛边拾到一把仿制的保险柜钥匙，有人议论是从监委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丢下来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文章。纪凯夫怎么知道王清手上有保险柜的钥匙，又怎么知道王清要丢掉钥匙？又怎么恰巧有人拾到了钥匙，而拾到钥匙的地方又恰好在王监委办公室阳台的下面，好像是事先布置好了的一样，所以我们对纪凯夫更有怀疑。从这些情况看，他好像不是为了偷钱，而是有政治目的。王文斌还说他在调查中，问一个护士对这次盗款案怎么看？她很干脆地说：“还不是特务搞的鬼！”另有几个人反映，该院曾发生几起火警，虽未成灾，恐怕也是坏人捣乱。如果把这些事联系起来，就更值得注意。宋瑛说：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他一个文书怎么可以布置人监视监委呢，这很不正常。王文斌说：宋局长，你不是说纪凯夫的政治历史有问题吗，群众中也有这样的反映。现在正是镇反时期，你们要有人监视纪凯夫，不要让他跑了。宋瑛觉得王文斌说的有道理，会议结束以后，她让王清找个可靠的人注意纪凯夫的行动。 案发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14日，上午快下班的时候，市二医院院长杨光第到市卫生局找宋瑛，说，公安四分局怀疑纪凯夫作案，不该透露给我们下面的人，现在我们医院有人知道了，这很不好。宋瑛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杨光第说，是王守正告诉我的，他说是公安局的人说的。王守正跟纪凯夫的关系那么好，还不传给纪凯夫？纪凯夫要是知道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宋瑛说：先别着急，你回去注意一下纪凯夫的动静，等我们向公安四分局问清情况再说。下午刚上班，王清也来市卫生局找宋瑛说这件事。王清说：如果纪凯夫知道了，我们布置的人恐怕看不住。宋瑛说，你先回去，我们正要去四分局问这件事。王清走后，宋瑛便让秘书室主任张洁、秘书姜冰去公安四分局问问情况。她们到四分局找到了王文斌，告诉他市二医院已经有人知道了怀疑纪凯夫的消息，不知是怎么走漏的风声？王文斌说，会不会是我们在二医院研究情况时没有注意，被谁听到了。张洁说，二医院的领导耽心这个消息传给了纪凯夫，会出事。王文斌也觉得这是个问题，对张洁、姜冰说：我马上到二医院去看看情况，有什么事我们再联系。 王文斌到二医院一了解，怀疑纪凯夫的消息果然被传开了，他叮嘱王清、杨光第注意纪凯夫的行动，回分局向领导汇报以后，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决定当晚传讯纪凯夫。 4月14日晚，王文斌传讯了纪凯夫。因讯问没有结果，便让他睡在办公室，当晚没有让他回去。第二天，公安四分局还为传讯纪凯夫一事向市公安总局治安处写了报告。 可是，王文斌意料不到的是，他的的这一举动，竟惊动了一个大人物，并成为所谓的“纪凯夫事件”的开端。 8、李之琏越过市委要区委书记释放纪凯夫 这位大人物就是时任中南局组织部秘书长兼中南局纪委秘书长的李之琏。按说，市二医院与他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工作关系，按照正常情况，市二医院的事情与他是沾不边的。但是，他的夫人陈处舒曾在市二医院当过副院长，虽然任职时间不长就因为她殴打保姆，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撤销了她的职务，加之此事又涉及到周季方、宋瑛、王清等人，而这些人又都和陈处舒撤职有关系，他对此事的关注也就不奇怪了。 此时陈处舒虽调离了市二医院，但仍和市二医院的几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1951年1月，由中南局组织部安排她到中南干部疗养院担任院长，这种联系也没有断过。市二医院医务科长孙麦龄曾动员签名挽留陈处舒，与陈处舒的关系就更密切一些，当然也就同李之琏熟识起来。 市二医院发生盗款未遂案的当晚，孙麦龄就用电话向远在东湖的中南干部疗养院院长陈处舒作了汇报。陈处舒很感兴趣，便要孙麦龄到东湖疗养院去。4月13日，孙麦龄去了东湖疗养院，又当面把市二医院发生盗款案的情况讲了一遍。并说纪凯夫怀疑王清，有人又怀疑纪凯夫。陈处舒问：为什么怀疑纪凯夫？孙麦龄说：有人说案发后纪凯夫表现积极，不正常，所以要怀疑他。陈处舒说：这叫岂有此理！纪凯夫怀疑王清是有道理的，有人怀疑纪凯夫就没有道理了。纪凯夫在案发后表现积极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怀疑他？孙麦龄说，宋瑛向公安四分局的同志反映纪凯夫的政治历史上有问题。陈处舒说，这就值得注意，因为宋瑛追查控告人找纪凯夫对过笔迹，纪凯夫为此告过宋瑛，要注意宋瑛打击报复纪凯夫。陈处舒还要孙麦龄支持纪凯夫。 4月14日晚上，公安四分局依法传讯了纪凯夫，一夜未回。孙麦龄知道后，心里忐忑不安。4月15日，是个星期天，孙麦龄吃过早餐就去李之琏家，陈处舒也在家。孙麦龄说起了纪凯夫被公安四分局抓去的情况，并说这是卫生局宋瑛和二医院监委王清认为纪凯夫有政治历史问题经过商量后让公安四分局抓的。李之琏听到这里显得非常关注，又要孙麦龄将市二医院4月12日发生的事情仔细讲了一遍。李之琏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孙麦龄说：“当然是真的。”李之琏说：“这里有问题。”又问孙麦龄：你给四区委书记苏苇同志汇报过没有？孙麦龄说：“我不认识苏苇书记，没有向她汇报。”李之琏就给武汉市四区区委书记苏苇打了电话。并要孙麦龄一起去见苏苇。这时已到吃午饭时间了，李之琏留孙麦龄在家里吃了午饭，饭后就要了车，带着孙麦龄到四区区委书记苏苇家里。李之琏和苏苇很熟悉，介绍了孙麦龄以后，就要孙麦龄向苏苇详细汇报市二医院发生的盗款案。孙麦龄把向李之琏讲的情况又讲了一遍，然后李之琏就要苏苇设法放人。苏苇当即给公安四分局局长常青打电话，问是不是抓了市二医院的纪凯夫？常青说治安股认为纪凯夫有作案的重大嫌疑，正在传讯。苏苇告诉常青，上级来人过问此事，先把纪凯夫放了。放下电话后又给常青写了一个便条，让孙麦龄拿着便条去公安四分局找常青放人。 四分局局长常青是个讲原则的人，从案件的性质看，他认为单凭区委书记的条子放人是不妥当的，至少还应经过市二医院的主管部门同意才行。于是他让王文斌与市卫生局联系，王文斌联系后又写了介绍信派廖滨汉去卫生局征求宋瑛的意见。宋瑛问清了情况，考虑到既是区委书记要放人，又是公安四分局派人来征求意见，也就签字表示同意。便由孙麦龄出面保证“随传随到”，将纪凯夫保了出来。 9、周季方下令再次拘捕纪凯夫 孙麦龄将纪凯夫保释出来以后，问起被公安局传讯的情况。纪凯夫说，警察把我抓进去后，主要是问我的历史清不清楚，向组织上交代了没有？孙麦龄说，他们问你偷钱的事没有？纪凯夫说，那还能不问！我说我没有偷钱，是王清偷的，你们怎么不问他，倒问起我来了。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 纪凯夫放出来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6日，孙麦龄又去找李之琏。李之琏正在办公室和一个人谈话，孙麦龄觉得不方便，便说，你们先谈，我等会再来。李之琏说，你是说你们医院盗款案的事吧，说吧，没关系，这是你们市公安总局的侯副局长。李之琏又问侯政，你知道你们二医院偷钱的事吧？侯政是应中南局组织部的通知来谈调动工作的事，市二医院丢钱的事虽然发生几天了，但他并不知道。故说，这是个小案子，可能没有反映到我们总局来。李之琏说，正好，让你也听听。孙麦龄说纪凯夫已经放出来了。接着就把纪凯夫对他说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保险柜里的钱百分之九十九是王清偷的。还说王清对他保释纪凯夫的事不满意，王清家里有枪，又住在他隔壁，他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李之琏安慰了两句，让孙麦龄注意事情的发展。 4月17日，已是发案的第五天，宋瑛觉得应当向市政府报告。她一面吩咐秘书室姜冰给市政府写一个书面报告，汇报市二医院4月12日发生的案子。一面亲自去找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作口头汇报。宋瑛去的时候，恰好侯政要上调北京来找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谈工作变动的事。侯政见了宋瑛就问：宋局长，你们二医院是不是发生了一起盗款案？宋瑛说：是呀，我正是来向周市长汇报这件事的。你们四分局正在调查，侯局长已经知道了。侯政说：我是中南局组织部找我谈工作，在李之琏秘书长那里听你们医院的一位科长说的，他说这起盗款案百分之九十九是你们医院监委作的案。你们医院的一个科长怎么直接向中南局组织部的领导汇报这件事，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周季方对宋瑛说：市二医院是个什么样的案子，有人汇报到中南局去了，怎么也没听你们说一声？宋瑛说：我这不是给你汇报来了。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案子，事情发生后给市政府办公厅作过电话汇报。 侯政走了以后，宋瑛接着把市二医院发生的案子以及后来发生的情况包括四分局传讯纪凯夫和苏苇让孙麦龄保释纪凯夫都向周季方作了汇报，周季方又详细问了一些情况说：我看四分局的同志分析的有道理，哪有偷钱的不把钱拿走？很有可能是有意制造的假象。现在是镇反时期，要保持警惕。你们二医院不能再出事了。再要出事，我们都有责任。宋瑛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周季方考虑了一下，就给市公安总局朱涤新局长打电话，朱局长不在，找到了治安处长田光，要他立即赶到市政府来。周季方放下电话，用征求意见的语气问宋瑛：你看是拘捕纪凯夫好，还是不拘捕好？宋瑛想了一下说：暂时不捕为好。并说明了理由。周季方听后嗯了两声，没再说话。不一会，田光来了，周季方要宋瑛把市二医院的案子向田处长详细介绍，他自己在办公室里不停的走动，等宋瑛介绍完了，周季方的决心也下了，对田光说：“市二医院的案子，宋局长给你说清楚了。嫌疑最大的是纪凯夫，四分局传讯他是对的，放他对侦破工作很不利。尤其是在是镇反时期，要防止出现意外。你们立即把他再抓起来，不是传讯，就是拘捕。 田光接受任务以后，当天便让司法科长邵岐执行，拘捕了纪凯夫，将他关押在司法科的看守所里。 10、李之琏指定市纪委王处长查这桩盗款案 纪凯夫再次被捕，使苏苇原定的会议晚了一步，但还是于4月17日晚上如期举行，内容是研究市二医院的盗款案。李之琏不但亲自参加，还让苏苇通知武汉市纪委的纪律检查处处长王世勋参加。会上由孙麦龄汇报案情。孙麦龄不是市二医院的负责人，他的汇报不知代表什么身份？孙麦龄把他说过几遍的情况又复述了一次，将盗款疑点都集中在王清身上，几乎就是认定王清作案。与会的人听孙麦龄这么一说，觉得王清的疑点真不少。苏苇已经得到市公安总局拘捕纪凯夫的消息，觉得不好再插手这个案子，便说，市二医院盗款案发生后，公安四分局抓了纪凯夫，孙麦龄同志来区委反映过情况，因此决定今天开这个会。刚才孙麦龄同志又进一步汇报了盗款案的情况，看来情况比较清楚，嫌疑最大的是该院监委王清，但市公安总局却拘捕了纪凯夫，这就有点复杂了。我们今天这个会算是了解情况的会议，不作什么结论。中南局纪委李秘书长参加了我们的会，看李秘书长有什么意见。李之琏也知道了市公安总局拘捕了纪凯夫，虽然很不满意，但在会上也不好指责市公安总局，只是表示同意孙麦龄对案件情况的分析，并说嫌疑最大的既是该院监委王清，我们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不能不管。公安四分局刚刚放人，市公安总局又出面拘捕，区委不好再管，可以由王世勋同志负责查办这件案子，其他人也不要插手。 就按孙麦龄说的是个盗款案，公安机关已经着手侦察，按说中南局纪委的秘书长是不应该越级越权来指挥要谁管和不要谁管的。 宋瑛也应苏苇之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但她看这个会有点不伦不类，便没有发言。这个会虽然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但后来有人利用这个会议作了不少文章，这是后话。 周季方听说中南局纪委李之琏秘书长很重视二医院的盗款案，便不敢马虎。4月18日的上午，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周季方让市卫生长宋瑛向党组会议汇报了市二医院的发案经过和现场情况，介绍了公安机关的分析意见。周季方副市长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和采取的措施。因为这不是会议的主题，所以没有展开研究，但市政府党组的同志都觉得这个案子很蹊跷，同意公安机关的分析和周季方副市长所采取的措施，要求市公安总局迅速破案。 市公安总局治安处和公安四分局的经办人员研究案情以后，感到王清和纪凯夫的疑点虽然都不少，但由于证据不够，没法断定究竟是谁作案。第一步只能按照专门工作同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办法，发动群众提供破案线索。经同市卫生局商议，定于4月19日在市二医院召开群众大会。通知发出后，孙麦龄感到很突然，因为他知道怀疑纪凯夫作案的人比较多，担心有人在会上向自己提出为什么要保出纪凯夫，不好答复。便到四区委找苏苇，苏苇恰好不在，便找到组织部的苏启德副部长，反映自己的难处。他说：今天晚上公安局和卫生局要到我们二医院开大会，讨论盗款案的事。会议定得很仓促，他们事先也没有告诉我，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如果会上有人问我保释纪凯夫和向四区委反映情况的事，我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能否区委出面建议暂不开会为好，以免产生不好的影响。苏部长是位从延安来的老同志，原则性很强，他不了解孙麦龄此刻的心情，对他说：公安部门要开会，区委怎好要别人不开。要你说，你照实说就是了，不存在影响好不好的问题。他哪里知道孙麦龄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11、孙麦龄对连珠炮似的发问招架不住 市二医院的群众大会连续开了两个晚上。参加会议的除本院员工外，还有公安机关、卫生局、市纪委和四区委的同志。莫名其妙的是孙麦龄让王守正通知纪凯夫的胞兄纪憨也来参加了大会。纪憨不仅有重大特务嫌疑，而且当时在湖北省邮局工作，同市二医院一点关系也没有。孙麦龄为了壮胆，又让纪憨告诉在市委机关工作并介绍纪凯夫来市二医院的那位科长来参加会议。 大会由杨光第院长主持，他说：我们医院前两天发生了盗款案，大家都很关心，今天这个会，就是请大家发表意见，提供情况，把这个案子搞清楚。现在先请孙科长将保释纪凯夫的情形报告一下。孙麦龄知道会有人问到此事，事先虽有所准备，但没想到杨院长一开始就要他讲，这使他有点措手不及。他心里明白，保释纪凯夫幕后的那些情况是不好说出来的。照实说了，等于把李之琏和苏苇给出卖了，这对自己不利。不把李之琏和苏苇牵扯出来，即使有人真要追究这件事，自有李之琏和苏苇为自己撑腰，所以他决定自己承担下来。他解释说：发案的第三天，公安机关就抓了纪凯夫，我觉得纪凯夫不可能作案，抓他时又没有证据，所以就保释了他。 孙麦龄讲完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不少人发言批评孙麦龄，语气都很激烈：“公安局不是随便抓人的，你说抓纪凯夫是抓错了，根据是什么？”“孙科长不经过医院的领导就自作主张钻路子保纪凯夫，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文章，希望孙科长说清楚。”“纪凯夫刚一出事，孙科长就以个人名义保他出来，你们是什么关系？”“听说孙科长是到四区委向苏书记反映情况后才保的纪凯夫，你怎样想着向苏书记反映的？”“有些事情要前后连系起来看，去年陈处舒院长被撤职时，纪凯夫带头在团内布置挽留陈院长，现在纪凯夫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孙科长又向陈院长汇报，这里有什么问题？”“陈院长早就离开我们医院了，孙科长还向她汇报对不对？”大家连珠炮似的向孙麦龄发问，使孙麦龄始料不及。他虽有预感，但没想到群众反映竟如此之激烈，特别是问到他同陈处舒的关系时更是无法回答。正在他招架不住的时候，市委机关的那位科长出面替他作了一些解释，并说没有确实的把握不要乱怀疑。这位科长是怎么来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代表谁？大家都没有搞清楚，所以虽然对孙麦龄还有不少意见，对这位科长的发言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碍着他是市委来的，也不好再说什么，这样也就给孙麦龄解了围，孙麦龄悬着的一颗心也才落了下来。 大家接着就盗款案摆情况，谈看法，发言十分踊跃。大家在两天的发言中都感到这件案子很奇怪，说是偷钱又不将钱拿走，如果说不是为了偷钱，那又是为了什么呢？疑点最多的还是纪凯夫。不少人都说到案发当天纪凯夫的表现很反常，除了摆出不少现象外，还有人提到纪凯夫过去在药房搞过，历史比较复杂。还有人说他原来在药房里拿的是高薪，现在只拿90个工分，为什么不赚大钱赚小钱？吴义勋发言讲到纪凯夫要他监视王监委的行动、注意王监委丢钥匙的情况，又引起大家的议论。有的说：案子刚刚发生，纪凯夫怎么知道王监委有钥匙要丢出来，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接着说：他这是想破坏我们党的威信。最后，公安四分局一位姓廖的同志作了发言，他说：案件发生后，作案现场没有保护好，加上我们的技术手段又很差，无法从现场取得确凿的证据，这就留下了不少的疑点，需要我们进一步查证。从现场情况分析，不像是有人偷钱，而像是有人故意造成盗窃的假象。看来这是用了很巧妙的手段瞒过大家的眼睛。我们应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从中看到政治目的。 会后，孙麦龄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李之琏和王世勋。 12、市委书记识别风向亲临现场决策 市二医院的群众大会以后，公安总局和分局的同志进一步研究了案情，认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王清和纪凯夫的嫌疑都不能排除，目前只有下苦功夫去寻找证据。但他们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市纪委的王世勋也在查这个案子，感到不大好办。这个情况通过公安总局反映到了市委。 市委书记张平化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风向有点不对。1951年4月30日，便和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谢邦治来到市二医院，察看了发案现场，召集小型会议，特地让公安总局、公安四分局办案的同志和市纪委的王世勋都参加。平化同志先听取市二医院目击者介绍当时发案现场的情况，然后又听取了办案人员侦破进展情况的汇报，他听得很仔细，中间还不时提问，比如他问最先发现丢钱的是谁？在徐医生之前还有谁上过楼？王清这时来医院干什么？他说是到办公室来看文件的，是不是真有什么个急密件呢？他上楼时看到地上的钱没有？装钱的包袱放在室外的阳台外面是谁发现的？又是谁拿进来的？办案人员都一一作答。平化同志对证据问题就问得更仔细，特别是听说第二天拾到一把保险柜钥匙时忙问查清了吗？办案人员答目前还没有头绪。张平化说这个钥匙很重要，要抓紧查清。张平化对有关细节详细询问以后，说：你们的看法呢？办案人员说：根据群众反映，作案嫌疑最大的是监委王清和文书纪凯夫。根据我们对现场情况的初步判断，不大像是有人偷钱，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盗款的嫌疑。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以前，还不能下结论。张平化点点头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希望你们抓紧继续查下去。从你们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偷钱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案子，最后要凭事实说话。要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他对谢邦治说：这样的案子不是纪律检查机关所能胜任的，还是应该由公安部门负责侦破，等整个案子查清楚了，涉及到党员的再按党纪论处。你看怎么样？谢邦治说：当然应该这样。并对公安总局的同志说，你们就按平化同志的指示抓紧破案。 在回来的路上，张平化对谢邦治说，听说中南局纪委李之琏同志很关心这个案子，你就按刚才商量的意见，正式向中南局纪委上报。这件事你抓紧办，不要耽搁。谢邦治点头称是，说：我回去就给中南局纪委写报告。 按说，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发生的这么一件小小案子，本来就应该由公安机关办理，即便有不同的意见，市委也完全可以决定，用不着向上级请示。即便要向上级请示，也不是请示纪委，因为侦破案子并不属于纪律检查机关的职权范围。由此也可看出，这桩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不正常的。 谢邦治不敢怠慢，第二天就以市纪委的名义报告中南局纪委。报告特别说明：经数日来详细了解，昨晚又经平化同志召集会议研究，认为此案无论是盗款或陷害，均须查清钥匙、包袱皮两大物证，这非纪律检查机关所能胜任。故确定此案件交由公安机关全责处理，查清盗案或陷害后，与党员有关者，再以党纪论处。 这本是一个礼节性的公函，不料竟“太阿倒持”，给了李之琏公开干预此事的把柄。果不其然，在市纪委报告送上去的第三天，李之琏以中南局纪委的名义作出答复：根据已知事实，王清盗款的嫌疑不是很小，而是很大；王清是党员，纪委不能卸却责任。这就是说李之琏坚持要干预此案，这就使得问题注定要复杂化了。 而且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三 13、纪凯夫违规受惩 纪凯夫被拘留以后，被关押在公安总局治安处司法科的看守所里。审讯时他要么一句话不说，要么态度横蛮，他冲着审讯人员说：你们小心点，到时会有人收拾你们的。审讯几次没有个结果，就放下来了。后来纪凯夫从治安处司法科看守所转移到市法院看守所，据看守人员反映，在清理他的衣物时发现了一张纸条，内容是要他坚持住，不要怕，到时会有人给他作主的。他的态度不好，显然和这个纸条有关。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5月中央根据全国积案未清的罪犯很多的情况，通知各地必须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之下，从各方面调集大批的得力干部，采用突击方式，在六月至九月的四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完毕。武汉市据此作出专门部署，以公安机关为主，并从有关机关抽调一批保卫干部，组成40个清理小组，进行突击清理。 那时武汉市羁押人犯的条件有限，镇反运动中拘捕的人犯没能单独关押，和其他案件的人犯混押在一起。负责清理市法院看守所积案的小组也就清理到了纪凯夫。负责审讯他的是从百货公司抽调来的吴兴，从市妇联抽调来的的刘君侠（女）负责记录。他们对纪凯夫的案情毫不了解，照例先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个单位的？纪凯夫对这种问法很不耐烦，拒不回答。审讯人员指责他态度不好，要他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他仍然不说话，最后竟当着审讯人员的面把裤子脱了下来。刘君侠羞的转过身来用背对着他。吴兴要他把裤子拉起来，他不听，赤条条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吴兴怒不可遏打了他一耳光，说：不许你耍流氓！纪凯夫竟破口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家伙听着，将来会有人来收拾你们的！”这更激起了审讯人员的愤怒，对他说：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监规。便给他带上了铐子。 纪凯夫在被审讯中的这种反常表现，很快反映到了保卫处。保卫处的领导听说过上面对市二医院的盗款案有分岐，得知这一情况后不敢怠慢，副处长兼侦察科长彭其光立即向朱涤新局长汇报。朱涤新说，这是市委过问的案子，我们现在就去向平化同志汇报。这时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朱涤新便带着彭其光赶到张平化同志的家里，市总工会的江浩然也在，他们正准备吃饭。张平化见他们来了，说，你们来得正好，我还有一瓶茅台酒，来喝两盅。朱涤新说，茅台酒我们改天来喝，现在有个急事要向你汇报。平化说，什么事比吃饭还急，那就说吧。朱局长让彭其光汇报。张平化听完皱了下眉头说：现在有人正在这个事上找事。纪凯夫违反监规应当受处罚，但这个时候给他带铐子不好，你们赶紧派人去给他取下来。但要给他严肃指出他的错误，今后不能再犯。市二医院的那个案子，你们也要抓紧侦破，不宜久拖不决，邦治同志要找你们研究的。 朱涤新得到指示，便告辞出来，要彭其光赶紧落实。彭其光来到关押纪凯夫的看守所，传达了朱局长的指示，让看守人员给纪凯夫取下铐子。纪凯夫的态度果然傲慢，他问彭其光：你是干什么的！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吗？彭其光严肃地对纪凯夫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当然知道。至于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主要在于你自己。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但事情的起因是你拒不回答问话，对着女同志脱裤子，骂人，这些行为都是非常错误的，违反了监规，你应当很好认识这个问题，今后不能再犯。你听清楚了没有？纪凯夫被彭其光的气势镇住了，表示接受批评，承认自己的行为不对。不料这件事后来竟被人说成是彭其光刑讯逼供，并成为对他处以徒刑的依据。 14、谢邦治指出破案的症结是查清仿制的保险柜钥匙 发生纪凯夫违反监规事件以后，没有再审纪凯夫，加之公安机关因为集中全力清理积案，扩大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果，所以对市二医院的盗款案顾不过来，故案情没有什么进展。李之琏对此却念念不忘，一再通过纪律检查系统要求释放纪凯夫。谢邦治认为纪凯夫确有作案嫌疑，在案件未侦破之前不能轻易释放，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宁可最后总的检讨，也不能在案子没查清之前糊里糊涂的放人。当然这个案子不能拖，要抓紧破案。 1951年6月29日，谢邦治同志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市二医院的盗款案，指出：我们办案，当然要进行分析，但不能单凭分析定案，一定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那把仿制的保险柜钥匙，盗款案也好，陷害案也好，总得有人把钱从保险柜里拿出来，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有钥匙。案发的第二天，就有人拾到一把仿制的保险柜钥匙，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这把钥匙既是仿制的，那么，是谁配制的，是谁扔的？这就是破案的症结所在。有人怀疑是王清扔的，如果是王清扔的，也就很可能是王清配制的。是不是这么回事，一定要搞清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全案也就真相大白了。会后，谢邦治把彭其光留下来，亲自交代任务。他说：其光同志，我知道你们正集中力量清理积案，任务十分繁重，这个时候本不应再给你们加别的任务。而且市二医院丢钱这个案子，对你们公安部门来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其实也无需市委过问，只是因为上面有人很重视，认识又很不一致，所以弄得相当复杂，不能不当个大事来办。我和平化同志商量过了，这个案子也不能拖，由你负责抓紧侦破，朱局长也赞成。破案的关键是保险柜的钥匙问题，我在会上已经讲过了，我希望你把别的事情往后摆一摆，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安排一定的力量尽快把保险柜的钥匙搞清楚。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全案也就清楚了。别人怎么搞，你不管。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 彭其光同志是武汉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五师15旅团的侦察参谋、锄奸干事、团特派员。五师突围北上以后，曾被派往起义部队工作。后回华北局社会部二室，随即南下，在中原局社会部侦察科负责。淮海战役胜利后，根据李克农同志电报指示，为解放武汉作准备，他被派往江汉军区任工作组组长，对武汉的敌情进行过调查，掌握了不少情况。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的那一天，他同第四野战军的先遗部队进入武汉。在武汉市公安总局负责组建侦察科并任科长。谢邦治把这个重要任务直接交给他。这本是对他的信任，想不到后来竟因这件事把他送进了监狱。 彭其光接受任务以后，把侦察科的同志集中起来，传达任务，研究侦破方案。侦察科里有个20多人的工作队，全都是年轻人，热情高，有朝气，但侦察工作的经验不多。大家议论了半天，也没有多少好主意，都感到任务虽然不重，但困难不小。有决心但缺乏信心。有人觉得这简直是个无头案，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要在偌大的武汉市找出配这把钥匙的人，岂不是大海捞针？彭其光鼓励大家说：组织上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说明对我们的信任。钥匙又是破案的关键，钥匙不搞清楚，市二医院的案子就破不了，就会冤枉了好人，放跑了坏人，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要查清钥匙问题，当然有困难，而且困难确实不小。但我们不能辜负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就算它是大海里的一根绣花针，我们也一定要从大海里把它捞出来！ 15、程贞雁闲谈泄露天机 要查清仿制钥匙的来源，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找到要求配钥匙的那个人，二是找到配制钥匙的铜匠。要找配钥匙的人，不仅毫无头绪，无从查起，而且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增加了破案的难度。于是他们只好从另一头着手：从配制钥匙的铜匠查起。其实这也很不容易。武汉市的铜匠，大都不是武汉人，他们来自附近农村，农忙时在家干活，并不出来。等到农活一闲，就挑个铜匠担子进城，走街串巷，有活就做，一般没个固定的场所。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要找到配某把钥匙的铜匠，确实是大海捞针。他们经过分析研究，市二医院的保险柜是解放后接收下来的旧式大铁柜，钥匙是老式的铸铜钥匙，有两寸多长。那把仿制的钥匙是先铸出毛坯然后加工的，配钥匙的铜匠是流动的，不好寻找，但铸造钥匙毛坯的作坊却是固定的，比较好查。于是决定从铸造作坊查起。 铸造作坊，行话叫炉房。通过手工业工会召集汉口各炉房的匠人开会，出示那把仿制的铸铜钥匙，简要介绍情况后，要他们回忆谁经手铸过这样的钥匙，并答应只要是谁能帮助政府弄清这把钥匙的来历，将会得到政府的一笔奖金。但会后毫无反映。于是三管齐下：一是派工作队员到汉口各个炉房挨家挨户查访；二是侦察员陈子安曾经做过铜匠，他的师傅刘班超还经常到武汉来做活，将刘师傅请到武汉来在铜匠中协助调查；三是请炉房的劳工代表肖国彪帮助在炉房中寻找线索。同样许诺如能帮助政府查清配制钥匙的来历，将由政府发给奖金。 几天以后，得到一个好消息：汉口长堤街18号徐海山炉房的一个青工说曾经做过这样一把钥匙。侦察人员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徐海山炉房找到那个青工，问他是什么时间做的活、是哪个铜匠师傅拿来做的？不知他是害怕还是记忆有误，竟一问三不知，都说记不得了，也就查不出个眉目来。但徐海山炉房做过这把钥匙的消息已在各个炉房和一些铜匠中流传开了，一时间成为他们之间闲谈的话题。有一天，孝感帮的铜匠程贞雁和汉阳帮的铜匠余阶碰在了一起，闲谈起这件事，程贞雁讥笑地说：徐海山只怕是想得奖金想疯了，不是他家炉房倒的也说成是他倒的，让政府满处查，将来查不到看他怎么向政府交待。要是我，不是我自己做的活，就是给我一百万也不能乱说。余阶听他这口气以为那把钥匙是程师傅做的，就说：程师傅，你要是自己说了，不是可以得到政府的奖金吗？程贞雁说：不是我做的活，我怎么能乱说。再说，政府出面查这件事，总是有来头的，你知道是福还是祸？余阶越听越觉得这事和程师傅有关，就越想听个究竟，就顺着程师傅的话说：现在的政府不比过去旧社会的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只会有福，哪会有祸。徐海山是想拿奖金拿不到，你程师傅是放着奖金不想拿。程贞雁说：看你说的，这个活确实不是我做的。余阶笑嘻嘻地说：程师傅不用给我打埋伏，我又不想分你的奖金。程贞雁急了，说：我给你说，做这个活的师傅胆小，听说政府在查这件事，已经躲回乡里去了。这个事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也不要乱说。余阶觉得这事很新鲜，程贞雁要他不说，他怎么能忍得住，传给了最要好的朋友，并叮嘱其不要乱说。他最要好的朋友又传给了最要好的朋友，也叮嘱其不要乱说。这个消息就是这样在“不要乱说”中悄悄地传开了。很快就传到肖国彪耳朵里了，他赶紧向侦察科作了汇报。彭其光立即派侦察员刘珠月、余文瑞去找余阶。他们俩人都不认识余阶，就找肖国彪。肖国彪也不认识余阶，通过熟人打听，才知余阶听说公安局的人找他，未免有些害怕，也躲回汉阳去了。 16、侦察员巧遇余铜匠 彭其光听到这个信息，便派侦察员刘珠月、余文瑞到汉阳去找余阶。 刘珠月、余文瑞换上便装，直奔汉阳。两人不走大道，专拣乡村小路寻找铜匠的踪迹。说来也怪，不知走了多少个村子，也没见到一个铜匠。到了蔡甸，横直两条街转了个遍也没见着一个铜匠。两人一商量，知道铜匠师傅大都喜欢喝茶，就找了个茶馆，要了一壶茶，慢慢喝着，边喝边等。这一招果然有效，一壶茶刚刚喝完，就有个铜匠将铜匠担子放在茶馆门口走了进来。茶馆老板和那个铜匠很熟，热情地打着招呼，笑嘻嘻地说：余师傅，有两天没来了，到哪里发财去了。那位余师傅也笑笑说：发什么财哟，回乡去住了几天，今天才出来。刘珠月二人一听“余师傅”三个字，不由心中一动，便有意让出座位招呼他坐在一起，并慢慢和这位余师傅搭上话。余文瑞是本地人，用汉阳话说：我也姓余，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哩，不知余师傅是什么辈份？余师傅说：我没按辈份排，用的是单名。余文瑞说：我们五百年前肯定是一家，我叫余文瑞，请问余师傅的尊号。余师傅说：我叫余阶。二人暗中大喜，这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更是找些话来同他聊天，说着、说着将话引入正题，说是家里大柜子上的一把锁，不小心将钥匙弄丢了，想请余师去帮帮忙。余师傅问家在什么地方？余文瑞说：不远、不远，一壶茶的功夫就走到了。余师傅答应了，刘珠月抢着帮他付了茶钱。出了茶馆三人就朝汉口的方向走，边走边谈，也就不觉得时间快慢。走一段，余师傅就问到没到？余文瑞就说不远、不远，前面就是。余师傅对去汉口的这条路很熟悉，一看过了十里铺，就觉得不对头，便不肯再走。刘珠月说：余师傅，实话对你说，我们从汉口来，我们单位有把金库的钥匙丢了，现在急等着开。不知怎么回事，在汉口找不到铜匠师傅，我们知道汉阳手艺高的师傅多，正好碰上你这位高手，无论如何帮我们这个忙，工钱我们会加倍给的。余阶见已经走到这里来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答应去试一试。 到了汉口，刘珠月将他安排在璇宫饭店旁边的一家茶馆里让余文瑞陪着喝茶，自己回到侦察科向负责外勤工作的刘春星汇报。刘春星来和余阶交谈，问起配钥匙的事，余阶一听真是为配钥匙的事找自己，心里有点紧张，不免支支吾吾。刘春星开导了半天，他才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师傅做的钥匙，这事是听程贞雁师傅说的，其他的事我确实不知道。刘春星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找程师傅呢？余阶直摆手，连声说：那不行，那不行，他要我不要对别人说的，我带你们去了，我日后还怎么见他。刘春星见他说的有理，也不好勉强他，就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程师傅？余阶说他的师傅跟程师傅很熟。他的师傅姓黄，是个老师傅，手艺好，喜欢喝酒，不但在汉阳帮里叫得响，而且在孝感帮、黄陂帮里也都很有影响，和程贞雁的关系很好。刘春星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你的师傅呢？余阶说：这可以做得到。刘春星很高兴，给了余阶几万块钱，安排他在旅社住了一宿，第二天让余文瑞跟他到汉阳去找黄师傅。 余文瑞跟余阶再次来到汉阳。余文瑞自称是余阶的叔伯兄弟，将黄师傅请到就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慢慢扯到钥匙的话题上来。从黄师傅那里知道政府要找的那个铜匠师傅确实不是程贞雁，而是叫李德如，也是孝感人，前些日子回乡下去了。 余文瑞侦察到这个重要线索，别提有多高兴。他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回侦察科，报告这个大好消息。 17、李德如细说配钥匙的详细情况 彭其光经请示领导同意，决定趁热打铁，派余文瑞、刘春星赶到孝感，通过当地政府请李德如到武汉来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李德如来到武汉，安排住在保卫处机关宿舍。将他配的那把钥匙给他看，要他好好回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情况。其实，他早些时就听说政府在查做保险柜钥匙的事，因为不明白政府的意图，又不知道配钥匙配出了什么事，万一有个好歹把自己牵扯进去，就算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有再多的奖金也不敢承认，后来干脆像躲回乡里去了。他没有想到政府会找到乡里来，心里难免有些害怕，对公安人员的问话，知道也不敢说。经过公安干警耐心细致的做工作，说明这事与他无关，但关系到一个案子，希望他配合政府把坏人找出来。他打消顾虑以后，才按照公安干警提出的问题，慢慢讲出了配钥匙的详细情况： 那天是阴历二月十五，因为这天是老君节，大家约好这天到清贤茶馆做老君会。我去的时候，有两个师傅吵嘴，互不相让，劝扯不开，我就挑着担子离开茶馆去做生意。11点多钟了没有接到一笔活，只好再转回去。走到友益街口的七政里，有人喊我配钥匙，这人二十多岁，脸有点园，穿的青呢子制服，黄皮鞋，没戴帽子，西装头，梳得很亮，像是擦了油的。说话是本地口音。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取下一把长形的铜钥匙给我，要我照原样配一把。我说你这是开金库的钥匙，配一把1万5千块钱。他又取下一把小钥匙，说两把钥匙1万5千块钱。我因半天没有生意，就接下了。那把大钥匙比较特殊，我担子里没有现成的坯料，正好刘文秀也挑着担子转过来了，我问他有没有这种钥匙的毛坯？他接过去看了一下说，这种钥匙哪有现成的坯子，要翻砂才行。我想也是，就对那人说：在这里做不了，要找地方翻砂。他说要得急，等不了。我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做好后给你送过去。他说家在桥口，我说跟你到桥口去做，他连说不行、不行，还有事哩。他问能不能就近找地方翻砂？我说我做好后送到你单位去。他直摇头。我说那就到清贤茶馆去。他抬手看了看手表，问做起来快不快？我说快。他要跟我一起去。我们从天福里上中山大道，走到兰陵路口，又碰到程贞雁，前两天我借过他一把剪刀，还剪刀的功夫就顺便问他有没有大钥匙的坯料，他也说要翻砂，并小声关照我说：配这样的钥匙要多讲几个钱。程师傅走后，我对那人说，这个价我不能做。他说你究竟要多少钱，我说还是我原先讲的两万。最后他答应加3千。到清贤茶馆时，许多师傅都到了，问我怎么才来，等着你喝酒哩。我说这位同志急着配钥匙，你们先喝。李昌业是我叔叔，我将小钥匙交给他做，我带上大钥匙到江汉三路五金合作社翻砂，我和炉房的老板易治诚很熟，我说这活要得很急，他二话没说，就让夏师傅拿去倒了个铜坯给我。我刚要走，我叔拿着那把小钥匙来了，说现成的坯料尺寸不够，也要倒个毛坯。我便将大钥匙让他先拿去做。等我回茶馆时，那人见面我就催，一付很着急的样子。我的锉不快，怕担误时间，向李遐松师傅借的锉刀，锉好后交给那人。他拿出两张1万元的票子要我找钱，我没零钱，正好李遐朗来武汉卖肉，请他换的零钱，那人临走时还问这配的钥匙要是用不得到哪里找你？张义祥老师傅说，用不得你明天拿来，我们都可以帮你做。李德如还补充了一个细节：那个人拿来的那把钥匙，尾部有点弯，我想把它捶直，刚捶了两下，那人不让捶。 彭其光对这个细节作了验证，那把常用的钥匙果然尾部有锤打的印迹，说明李德如的证词是可信的。下一步的任务是要查清配制钥匙的准确时间。 18、3月22日中午谁掌握着保险柜钥匙？ 公安机关将李德如的证词中涉及到的几位铜匠师傅都请来武汉，他们所提供的情况与李德如的证词大致相同，在向江汉三路五金合作社的老板易治诚、翻砂工人夏仕海作调查时，他们也都证实李德如是来铸过两把钥匙铜坯。因为配钥匙的那天正好是老君节，所以配制钥匙的时间也容易查清，不仅有多位铜匠师傅的证词，而且从五金合作社帐本上记的收费时间和李遐朗卖猪肉的发票存根的时间都是1951年3月22日，正好是农历二月十五老君节。这就可以肯定配钥匙的时间是1951年3月22日上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半之间。而这一天，正是公安机关从市二医院逮捕张子文、褚致中的第二天。 配制钥匙的时间清楚了，只要查清谁在这个时间里掌握着保险柜原来的那把钥匙，这个案子就清楚了。不料在这个问题上却颇具戏剧性。 根据公安机关当时的侦察报告，情况是这样的： 1951年3月21日晚，我公安机关在市二医院逮捕了两名潜伏特务（总务科长张子文、出纳褚致中）。当时是在王清宿舍内接洽执行的。褚致中当即交出随身带的一串钥匙和其它物品，王清随手放在桌上。次日清晨，卫生局电话通知王清开会，孙麦龄接电话后到王清宿舍告知王清，孙指着桌上一把长钥匙说：这是保险柜钥匙。王清随即与孙麦龄同去卫生局，与宋瑛局长谈了半个钟头便出来了，走到大门口，孙麦龄又跑到楼上找着姜秘书说：褚致中、张子文的图章、钥匙不在，需要拿回来。上班后，王清将褚致中交出的一串钥匙交给会计主任汤为垣，孙麦龄又在办公室说：“保险柜的钥匙是两把，怎么只有一把呢？还有一把可能在张子文那里。”于是王清马上打电话给卫生局的姜秘书，问清保卫处的地址后，即赶到保卫处要保险柜的钥匙，保卫处的杜增战同志说：“拿来的是张子文门上的钥匙和图章，卫生局已经派人取走了。”在王清去保卫处的这个时候，卫生局人事科默治国把从保卫处取回的钥匙、图章交给了王清的警卫员靳连杰。王清回到医院办公室，又谈起缺一把保险柜的钥匙，纪凯夫在隔壁听见了，拿来一把用纸包着的保险柜钥匙交给王清，说：“我这里有一把保险柜钥匙，是孙科长交给我的，已有几个月了。”王清心想孙麦龄既然把钥匙交给纪凯夫了，为什么说在张子文那里？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汤为垣没有找到准备接任出纳的王守正，无法清点金库，便将保险柜的钥匙退还给王清。王清将纪凯夫交来的那把钥匙也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了纪凯夫。这时，孙麦龄、陈健儒在办公室谈晚上开会的事情，靳连杰来将王清叫到门外，把默治国给他的钥匙、图章交给了王清，王清拿回办公室连同汤为垣还来的钥匙一并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了（抽屉不能锁）。快下班时，王清在楼下转了一圈，没再上楼就回家去了。王清走后，王守正说他不想作出纳，到院长办公室来，这时只有纪凯夫一个人在，谈了一会下班回家了。王清在家吃了午饭，睡了午觉，下午两点多钟，王清到医院上班，在会计室门口碰到王守正，同他谈了接出纳的事。将近三点钟，王清到办公室拿了保险柜钥匙同汤为垣、王守正一起清点金库，办理手续。王守正问到另一把保险柜的钥匙，并说不交出那一把钥匙就不接任出纳。王清便叫来纪凯夫，将封存的那把钥匙也当面移交给了王守正。 这么说来，1951年3月22日中午掌握保险柜钥匙的是王清，而王清从上午11点多钟到下午上班一直都在家里（公安机关向王清的公务员申栓福和警卫员靳连杰作过调查，证明属实）。那么，找铜匠配钥匙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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