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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一个叫做蛋蛋的朋友，他的大名叫英杰，李英杰。不过这种说法，很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也许他从未把我当成他的朋友，他比我小了几个月，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相识甚至大于出生的时间，母亲怀我的期间，应该是常去他家串门，我们两家相距不足5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烟炉子。我家叫烟炉子上头，他家叫下头。这是村里人的约定俗成，如果谁家住在一个山顶，那就叫它疙瘩里，疙瘩上有颗松树就叫松树疙瘩，有颗梨树就叫梨树疙瘩。如果不巧，长在一个平展的区域，这疙瘩看起来有些像个新衣服的补丁，那就叫补疙瘩。
疙瘩里往下就是烟炉子，烟炉子再往下又是一个十字路，就叫做十字里。十字里又是另外的世界了，我们暂且不提。烟炉子在我的老家似乎还流传着一个典故，大概是说在这个地方曾经住着一户人家，每天早晨生火起灶，都弄得满屋子浓烟。也许是炉灶的结构问题，也许是风向的问题，或者更多的可能是男主人的懒惰，总之这个地方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取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烟炉子。
从这里走出的人，仿佛身上都带着一种烟煤气，脸色阴沉或者惨白，在我的记忆里它总是带着一种不同于村人的奇异。至于他奇异在哪里，我并不能描述。
我跟这位叫蛋蛋的同学也许就在这里相识，但我们因为几个月的年龄差，分在了不同的年级，换句话我比他高了一届，说起来也是挺有意思，村里本来就不多的孩子，还被分成了几个年级。我们的交集又减少了。而我现在也没明白，为何我们村里的孩子，对不是同龄人的芥蒂会有那么深远。
你若在村口碰到一个好久不见年龄相仿的青年，你问起他怎么没去谁家玩耍，他定会客气的笑笑说，不是一拔子，玩不到一块去。也许他只比我问起的人小了几个月，但是他们却很难玩在一起。
电影里的树先生也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他无所事事，在村里的辈分很大，父亲和哥哥早早去世，留下他和一个在城里开出租的弟弟与老娘相依为命，想起来在这个村里他们是很艰难的。
这一点在树和他弟弟的口音里可以看出来，我猜想在他们的人设里也许他的父亲是个招女婿呢？
我的这个叫蛋蛋的朋友并没有树先生这么不堪的家境，说起来他的家境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有些富裕的，他们家持续经营着村里的磨坊，母亲一口气生了4个孩子，这在我的同学当中4个孩子的家庭还是很少见的，他家的殷实可以相见。
我与蛋蛋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接触，但是我的记忆中总是有许多关于他的痕迹，初中我休学半年，最终与蛋蛋成了一段时间非常短暂的同学。如果不是初三会考后，蛋蛋把他的凳子留给我，我竟忘了我们同桌的事实，那是个4月份的下午，蛋蛋参加完最后一趟考试，挂着鼻涕，看了看我，颇有些不忍心的说“我的凳子留给你了，你那登子也还给人家吧”。我登子是从别的班里偷来的。
这有关上学自带凳子的故事，我需要另开一篇来解释了。
接过蛋蛋的凳子我有些不自然，有些难为情，还有兴奋，他的凳子，非常结实，上面还绑了很厚的废纸，坐上去要软乎很多，我觊觎许久，没想到这么容易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在揣摩怎么感谢，但又不想开口，蛋蛋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潇洒的摆摆手，扔下一句“就这吧”扬长而去。
初中毕业后，我就去了外地，蛋蛋也正式的踏入社会，那些年村口相遇，长辈们打招呼
“就是，不是咱不供。”路过的人附和着，仿佛大家肩上的担子都轻生了很多。
讲述的人，一边说一边摇头，听得人也无奈的，不知如何回应。大家沉默的抽烟，喝茶。话题僵持在哪里。
但我很少见到蛋蛋。那些年月我也正忙着逃离乡村，除了过年也很少回去，也很少去联系老家的同学。
可蛋蛋的消息总是在很多场合出现，那是大年初一的中午，我很奇怪的去了一个很少光顾的同学家，他的父亲背着手出门闲逛，母亲躺在卧室睡觉，家里成了年轻人的天下。
客厅里，杂七杂八的坐满了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浪荡小子，那些年还没学会喝酒，抽烟的也不太多，大家也都比较内向，沉默的围着桌子，吃着新年的瓜子，偶尔有个外向的同学，念念手机里搞笑的短信，大家无聊的享受着这个不再有趣的春节。
大门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同学妈妈没好气的骂了几句，我心里嘀咕“这大过年的，敲这么急的门。”我们应声出门。
冲进门来的正是蛋蛋，他似乎总是不请自来，我不太明白大家对他的成见，但我也本能的躲避着跟他相处。他的西服扣子扣得横七竖八，白衬衫里塞着一个领带，西服口袋里塞着半瓶白酒，晃荡着几乎要洒出来。
蛋蛋眼睛迷得的很小，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他的另一个口袋里传出，那是一个录音机的声音，录音机的声音被裹在口袋里像是按在饭盆底下的喇叭，里面传出几句歌词。
蛋蛋，跟着节奏唱了几句，“不怕工作汗流浃背……”
他的皮鞋里露出一双崭新的白袜，灰西服袖口的标志挂在上面，崭新的西服在他的身上像是绑在在一个稻草人身上的旧衣服，非常的不和谐，干瘦的他像个随风飘动的纸片。
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叫道“蛋蛋，蛋蛋，你敲什么门，大门又没锁，直接进来啊。”
蛋蛋笑笑“这不是礼貌么，礼貌”
蛋蛋无趣的笑笑说“你不忠诚。你这娃不忠诚”然后吵吵着要酒喝“平时还喝，过年能不喝？”
话语间同学的父亲从门外进来，我们看着已经喝高的长辈，瞬间鸟兽散，各自各家。
蛋蛋那顿酒喝没喝上我便不得而知了。
再过了几年，我又碰到几次蛋蛋，那是在另一同学家，我已经开始学会喝酒，跟同学干喝，只有一两个简单的菜，喝多我不打算回家，说起来都是09年的事情。 我们喝到一半，蛋蛋进来了。大家客气的让了让，蛋蛋便一屁股坐在中央，那架势大概是，今天就坐着了。一个世故的同学，匆匆告别，给我使了个撤的眼色。
我已经喝高，并且我不打算回家，也就没有理会。我倒想听听蛋蛋的新言论。某种程度上我很欣赏他游离在村外的勇气。
蛋蛋坐下，没等别人让酒，便自顾自的倒满一杯，开始轮流的敬酒。
那晚不知道喝到多晚。
到后半夜的时候，听着门外一阵争吵，我们醒来看看表，凌晨三点，同学父亲责备我们，怎么又跟蛋蛋喝酒。
我们披上衣服匆忙出门，原来蛋蛋和另一个朋友，在我们睡觉后，又喝了一瓶，喝高后出了同学的家门便醉倒在门口。因为两人喝的实在太多，竟然不能站起。在我们出现时两人还在指着星星，大谈伊拉克局势。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扶起蛋蛋，他摇曳着回家。
蛋蛋是好读闲书的，也很会讲故事，他能讲的活灵活现，蛋蛋也曾去城市里打工，最终蛋蛋还是回到了农村。
蛋蛋的父亲死后，母亲改嫁，蛋蛋在村里混了几年，再后来听同学们说，蛋蛋跟着母亲去了外县。
再后来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再后来在村口见到他一次，蛋蛋抽着烟，并不再高谈阔论，鼻梁上架着近视镜。
我打趣的问他，蛋蛋还听柯受良的歌么？
别再多言。
我仿佛看到村里的树先生，正骑着宗申摩托朝我走来，他微笑着摔掉鼻涕骄傲的说“走，后头沟吃大盘鸡走”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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