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民要术》

现代农学中，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被用来解释农业的全过程（processes），而后这些原理又通过试验用于改进农业生产(performance)。同样，在中国传统中，农业也是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将（有关自然力及过程的）宇宙哲学知识运用于种植禾稼。其从业者，无论是饱读诗书的耕读世家，还是目不识丁的农夫，都要努力地将抽象的宇宙论原理与他们对所处环境和所用技术的细致的经验的理解协调起来，使土地获得丰收。像《齐民要术》这类的农书，作者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本身又是个农民，就可以用来清晰洞察自然理论和自身经验，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是如何产生和交织的。
尽管有关农事的早期著作，通过引文，部分地保留下来，《齐民要术》是完整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中国农书。其行文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所述技术水平之高，更臻完美。其结果是这本著作长期使用至今还基本上是完好无损。
《齐民要术》和它的引用文献
《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在北魏（386-535）后期担任过中级官员，其书中所述的自然条件表明他生活在河北或山东一带，他的杰作（chef d`oeuvre）大约是在530至540之间完成的；除此之外，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所知甚少（Herzer 1972）。
《齐民要术》是本百科全书，同时又是一本手册（sabban 1993:104）。十万余字的篇幅，写得条理分明。在贾为他的目录可能引起不便而致歉的时候（见下），这表明此类目录并不像后来一样，符合当时的行文标准。此书系统地讨论了当时中国北方典型的耕作技术、作物栽培、动物饲养，以及食品加工的方方面面（见表1）。贾思勰在序言中对书名作了解释：此书叙述普通大众或农民（齐民）所需之基本技术（要术）。下面是作者对他的书的介绍：
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凡九十二篇，束为十卷。卷首皆有目录，于文虽烦，寻览差易……
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焉。
《齐民要术 序》
当时的文风讲究雕琢、华美和引经据典。尽管贾思勰的行文风格的确是平白而专业，但他的书并非为指导一字不识的农夫所写，而是为同道的地主们而作（见下），因此，尽管他为他的行文致歉，但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有文字素养的人。作为那个时代的一本典型的著作，书中大约有一半是由引文组成的，这些引文来自约160种著作，时间跨度在《齐民要术》成书之前的七个世纪（石 1962:7）。
贾并没有将他的参考文献限制在农学著作之中，而是广泛地引述史书、自然哲学书、宇宙（天）学和预言，有关神怪的著作，如《神仙传》（神仙的生平，题为4 世纪道教炼丹家葛洪所撰），以及自然知识的书籍，如《南方草物状》（南方地区植物和物产状况，题为晋代学者徐衷，现在只能通过引文得知）。在《齐民要术》中，涉及农作物和牲畜的每一章，典型地都是从讨论品种或种类及其俗名和学名开始，引证语源学著作和百科全书，如《尔雅》（近似准确，Approximation of what is correct; 疑为周代作品，约公元300年时经郭璞补注），《方言》（地方话辞典，公元前15年，扬雄撰），和《广志》（有关奇异事物的广泛记载，Extensive records of remarmarkable things, 一本四世纪后期的著作，郭义恭撰）（见Bottero, section 10）
根据惯例，贾在引文中，加上了自己的注，并以双行小字列出，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对自己叙述作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译文中，圆括号中的为石氏的注释，方括号中的为我的评语。）
保存至今的农学专门著作中，没有比《齐民要术》更早的，但《齐民要术》中大量引文的出现，又清楚地表明，贾吸收了悠久而丰富的农学传统。《汉书 艺文志》中记载了“农家”著作9种，114篇，有些为战国时人所作，其他则为西汉时所作（Bray, 1984:51）。除了散见于其他书中的引文之外，所有这些现均已失传，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似乎为贾思勰所熟知，事实上，《齐民要术》中的引文，是诸多此类著作重要的或唯一的资料来源，其中也包括东汉崔寔写于160前后的《四民月令》。
《氾胜之书》是《汉书 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农家著作之一，成书约在西汉。据“艺文志”载，是书原本有18篇（相比之下，《齐民要术》是10卷），尽管贾思勰一而再地大段引用，但据石声汉的辑佚，这些段落加在一起也只够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内容包括有关实际操作中详细周到的说明（石，1959）；这表明，《氾胜之书》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前人著作的引文。请考虑下面一段《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引自题为《后稷[周代王室的开山祖]书》的引文：
子能以窪为原乎？子能藏其恶而挹之以阴乎？……子能使粟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为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五耕五耨，必审以尽。
《吕氏春秋》，夏纬英 1956：27ff.
《齐民要术》中也引了这一段，紧接着便是一段来自《氾胜之书》的引文：
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耕辄蔺之。……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
《氾胜之书》，引自《齐民要术 耕田第一》
《后稷书》不见于《汉书 艺文志》著录，所以贾思勰，甚至是氾（胜之），看到的可能不是第一手资料。但它却是引自一本非常有名且广为阅读的自然哲学著作——《吕氏春秋》。我们可以推断贾或许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所有他所引用的著作，有时是转引他人的引文，使用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的材料，并依次将相关的材料悉数抄下，这是一种常见的典型的中国著述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早期著作中的主张被引述，跟着是按历史年代顺序下来的，由后来作者所作的注释、点评、补证以及批评，最后是以作者自己的观点作总结。尽管是来自引文的引文，我们仍然惊诧，六世纪早期一位不甚显赫的官员，已经接触到，记下笔记，甚至可能是拥有（无论是他自己的或是其他人的手抄本）如此之多的材料，这些材料在那时只是以手稿的方式传抄着。但在这方面，贾对于他的那个时代来说，并不是异乎寻常，而只是个典型的作者，并且这也可以反映出，印刷术发明之前，在中国，知识传播（intellectual network）和知识产生(production of knowledge)的某些有趣的现象（见section 7, Peng on milieux, and 9, drege）。
田庄和农民的农业
向来就有争论，即《齐民要术》写作时，如其书名所可能表示的那样，心中是想着小农，还是想着写成一本大庄主的手册（Kumashiro 1971, Herzer 1972），换句话说，贾思勰写作的时候是把自己当作官员，还是当作地主。但是，正如贾所明白无误地声称的那样，他是为有益家童而写作的（缪启愉认为“童”并非是指贾的子弟，而是他的奴隶；1988：8）。如此广泛的操作事项在贾的书中视为理所当然，也证明他写作时，心中想的是一个集中管理的大田庄。
对于一个西方的农学史家来说，他也许会大惊小怪，这也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在希腊、罗马和欧洲的农学传统中，大田庄向来就是技术创新之源。尽管像加图（cato）、科路美拉(columella)、麦格翰(Gervase Markham)这样一些作家，他们觉得知识的传录具有普遍的效益，并将给大众福祉做出贡献，但他们的写作还是为了他们的同道，而非为了农民。在中国很重要的官修公用类农书，在欧洲没有。认为国家应该促进改进小农农业，或者认为这是一种适当管道，通过它去促进农业，这种观念是非常奇怪的。但在中国，至少自战国时期开始，就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出任何最早的为改进小农农业而刻意撰写的农书，如同后来一些大型的和深具影响的著作（见section 31, Bray, and 43, Bray）。
历朝列代的的中国政府几乎都要颁布政策鼓励和改进小农的农业。这种策略既符合儒家为民福祉的政治统治伦理，也符合法家的通过直接向农业生产者征税，以尽可能地扩大国家税收的原则。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强有力的地方地主可能是中央政府最危险的对手。更有甚者，当富有之家积累起大量土地的拥有权，这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富，增加了租金的支付，使农奴的负担加重，社会地位降低，而且它还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构筑起障碍，并导致了税收的减少。再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当土地供不应求的时候，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耕农，要想丰衣足食，是既困难又冒险，一旦出现社会动荡，他们就要请求依附于强有力的地方地主。
整个西汉一代，国家通过立法相当成功地控制了地主所有制，并推行了向农民分配土地的制度；兴建起了水利灌溉工程，并向农民传授多种改进农业的方法，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见section 17.1, Hsu）。但这也同时提高了土地的价值，在东汉和随后的分裂时期，中央政府不能阻止田庄农业的扩张（figure 1）。尽管北魏和其后的大多数朝代，包括唐代，都试图维护定期向农民分配土地的制度，但这项土地制度，对于大田庄，与其说是一种威胁，更不如说是一个可怜的不不堪一击的对手。
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力的田庄，在社会动荡时能生存下来并保护他们自身，在和平年代经济走上正轨时，他们可以将大片的土地转入商业生产。获利并非简单地与农场的面积成比例，因为在华北的环境条件下所发展起来的农业制度（农法），规模经营有着明显的优势（Bray 1984:587-97）。《齐民要术》提出了华北经营农业的最佳方案，而且事实上那个时期最佳方案需要具备充足的畜力、劳力和专门设备供应的大农场（figure 2）。
贾所提倡的复合作物轮作制，也是那些只有小块土地仅能养家糊口的农民所难以企及的。贾所叙述的技术，不仅要大量使用劳力，同时也要大量使用涉及范围广泛的各种专门畜力农具（见下）。尽管基本的主粮作物粟在作物种植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贾也主张大面积地种植经济作物，如红花和林木：
一顷收子二百石，输与压油家，三量成米，此为收粟米六百石，亦胜谷田十顷。
《齐民要术 蔓菁第十八》
北魏时的一顷（100亩）约相当于现代6公顷，汉代时规定一家百亩，而事实上的平均数接近70亩（见section 17.1, Hsu）。从贾对各种食物产品及数量和质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贾视野中的农场要比农民所掌握的小块面积大出很多倍，如，酿“春酒”法中就总共要用谷子180石，而制作大量使用的被称为“曲”的辅料，更要用到上千石的谷物，这或许是要在自家使用的同时还供出售（Sabban 1993:98, 92）(figures 3, 4)。
北方农业制度（农法）
《齐民要术》提出了华北经营农业的最佳方案，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冬冷夏热；春季或夏季雨水稀少，且常为暴雨。在内陆地区，沿黄河上游地区，便是有名的黄土高原。这些纹理细密的沉积土壤具有很高的自然肥力，只要土壤中能够保持足够的墒情，就能长出丰美的作物。早在汉代，京师长安和洛阳城周围的渭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得到灌溉（Will 1998）。黄河下游平原及山东半岛境内的冲积土壤比黄土更为粘重，冬季更为温暖，夏季雨水更为充沛，平均约500毫米（Tregear 1980）
耐寒又耐旱的禾，春雨之后立马下种，是北方主要的禾谷类作物，公元前5000年前甚至更早，它们在这里就已驯化（Bray 1984:434-58）。主粮作物粟[setaria or foxtail millet（setaria italica）], 是一种耐旱的夏季作物，第一场春雨后立即播种（Figure 5）。黍[Broomtail or panical millet(panicum miliaceum, Figure 6) ]更为耐寒，糯性品种还用于酿黄酒或白酒（Huang 2000）。仅非糯性的品种，贾思勰就提到了十四种早熟、耐旱抗虫的品种，其中有两种味道特好，二十四种有芒，可以抵抗风吹和免除雀暴，其中有一种特别容易脱壳；三十八种中熟品种和十种晚熟品种可以抵抗害虫。他继续写道：
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强苗者短，黄谷之属是也；弱苗者长，青白黑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恶而息也。）（绿色革命中，视为奇迹的小麦和水稻也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FB）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小麦和大麦，来自西亚，通常作为越冬作物种植，因此在作物轮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Bray 1984:459-77）。汉代，小麦面粉产品，如面条和面点，开始普及，不过更多的是种奢侈而非主食；盘中之餐基本上仍是由本土谷物提供，或粟或稻，蒸煮而食（Yu 1977; Huang 2000）。《齐民要术》只用了一个较短的章节介绍旱稻和水稻。稻，在当时，甚至从来就没有成为华北的重要作物。《齐民要术》中所讨论的其他普通的大田作物，包括豆、豌豆和大豆；葫芦；油料作物如油菜和芝麻；油用和纤维用大麻；以及染料植物。从汉代开始，连年种植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已是司空见惯。包括诸如小豆(figure 7)、大豆等豆科作物在内的轮作，极大地消除了（土地）对于休闲的需求。贾给我们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大田作物的轮作，表述时用了佳“底”这一术语，即给土壤提供适当肥力的前茬作物（见table 2）。他也很仔细地给出了每种作物的播种量，包括根据土壤质地和播种时间所做出的相应的调整（见，table 3）。有意思的是，他没有给出相应的产量数字。
《后稷书》中总结出的“耕之大方”的确是华北旱作地区农业增产的关键。低平之地的粘重土需要作垄排水，否则它们就会受涝而呈酸性；轻松土需要通过精耕形成良好的耕层，以尽可能地保持稀少的降水。准确地把握土壤的特性、农时和技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土壤都必须保持精“熟”。
《齐民要术》中所述农业方法需要大量用到畜力农具、劳力和肥料。以下农具对于耕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带有可调节犁壁的铁制铧犁，由二至三牛或骡牵引（轻松土，浅耕只能翻出浅浅犁沟，最好使用翻土壁犁）（figure 8; 又见figure 5, section31, Bray）; 耙，同样也是用牛拉，包括用于碎土的铁齿耙和细摩土块及覆种用的耢（一种用可以弯曲的柳条或榆树枝编的平框）（Figure 9）; 牛拉的碡碾用于将雪霜碾入土中，也用于镇压麦苗以促进主茎分蘖；畜力耧车（Figure 10）用于条播; 还有一系列的锄、锋、耩，用于中耕除草、间苗以及保持耕层松细（见Wagner, section 19 关于铁农具；Bray 1984: 130-423 关于中国农具史）。
《齐民要术》中所述耕作技术旨在确保土壤从播种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收成含有足够的水份，但又不致于太湿，其表面经过精细整地碎土，而进入现代农学家所称的细土幂状态，以减少水份蒸发。秋季，雨过之后，深耕，接着用铁齿耙耙转(Figure 2)在冬季霜冻之前将土块破碎，这样将土壤弄得松细并且消灭害虫。冬季结束时，将厩肥全部车载到大田并翻入土中。从正月开始（现代日历是在一月底或二月），要进行一系列的浅耕，耕的垡条要窄，每次耕过之后还要用轻型覆土耙纵横交错地拉耙，先是顺着犁路耙，然后垂直再耙。虽然像大麻、胡荽这样的小粒种子作物采用撒播方式，将其种入犁过的浅沟之中，再用轻型覆土耙轻轻一盖，但大多数作物及所有的禾谷类作物系采用条播，用耧播种，整齐排列于垄间。播种耧车节约了种子并有效利用了土壤中的水份和肥料；《吕氏春秋》中就主张用条播法：
吾苗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横行必得，纵行必遂。正其行，通其风，使毕中央率为冷风。
《吕氏春秋》67.
条播还使得有效的中耕成为可能：
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谷子的出米率有八成]）。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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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播机（耧车）是适应气候干旱底下农业的产物。已知最早的例子是苏美尔人，许多世纪以来，整个西亚，南亚以及中国，常用的条播机就有好些种。中国耧车的设计简单、有效而且适应多种用途，例如，在需要的季节里，下种耧脚可以从耧架上卸掉，然后再换上锄刃。耧车主要是用竹木制成，最为复杂的是其反馈装置，用长藤条和小卵石（figure 11）緾绕而成，唯一的金属部件是耧脚，中国耧车设计合理，它一直使用到农用拖拉机的进入以前（Hommel 1937, fig.66）。
对比起来很有意思，十六世纪，威尼斯（Venice）和博洛尼亚(Bologna)的发明家开始探索机械条播的可能性。他们可能对亚洲业已存在的样式一无所知；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寻求改进手工单孔点播种子的方法。欧洲的发明者采用了一种与产生亚洲条播机全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机械工程，而不是手艺。从一开始，欧洲人就试图搞出带轮子并具有象钟表反馈装置的条播机，但技术上的难度超出了当时工程学的能力。尽管农学家们对于条作的优越性很感兴趣，但是直到十九世纪能派上用场的条播机才在西方得到经常性的使用（Bray 1984:254-72）。
良好的耕耘可以提高产量但并不能完全取代施肥。《齐民要术》提倡使用轮作、绿肥（掩青），以及厩肥，播种前犁入土中，如果过后施用，先让其腐熟，以免烧坏庄稼。与后来的一些中国作者不同，贾没有提到人粪的使用。在种小麦一篇中，贾引述了有关粪种的文字，粪种法最早在西汉《周官》中有详细的叙述，即种子裹上一层根据土壤类型选用的不同动物骨头（包括牛、獾、狐，甚至还有蚠鼠，即鼹鼠）所煮成的汁。这听起来象是一种典型的天人感应理论模式，但《氾胜之书》的提倡表明在实践中也将种子包裹成小丸：
又取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先种二十日许，以溲种如麦饭状。常天旱燥时溲之，立干。薄布数挠，令易干。（六七溲而止）……则禾稼不蝗虫。
引自《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附子（乌头），是中药中一种很重要的药材（见metailie, section18.2 figure 1）, 具有很强的生物碱毒素。十七世纪时，徐光启写道，四川某县农民“多种附子，特以治种”（《农政全书》卷之六“农事”）（译者按：原文是：玄扈先生曰：如此，农家宜种附子。今成都彰明县民间多种之，不营他业也。）使用带有肥效的胶汁包衣种子成小丸似乎在农业上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贾和后来的作者在引述时，都没有给他们的引文加上自己的方法，有人认为，（种子）表面粘粘的会使得采用耧车条播很困难。可是，将种谷与植物和矿物杀虫剂混合是很通行的做法，特别是随着连作普及，这种做法更受欢迎（Bray 1984:249-51）。贾和后来一些作者在有关谷物贮藏部分都提到了杀虫剂和驱虫剂。一种非常普遍芳香草，艾草，特别有效。贾告诫说，小麦，特别容易感染虫害，应该贮藏在用蒿、艾编织的篮子中。（《齐民要术 大小麦第十》）。
《齐民要术》还广泛地涉及到蔬菜、果树和林木（包括用于养蚕的桑树）的栽培，其中还有一节论养蚕。可是，和后来的农学经典著作不同，纺织生产在讲解技术，还是在讨论家庭经济方面，都无足轻重。尽管在贾所处的时代，所有家庭为了自用和交税都要生产布匹，但他显然没有象后来的作者一样，认为耕、织在道理上是不可分开的（见Bray, section 31, 43）。
与后来农学经典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是，《齐民要术》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动物饲养和家庭手工业，包括食物制备及其他家庭日用所需（其中包括墨和胭脂），以及名目繁多的，诸如真丝衣物的干洗或书籍蠹虫的灭杀，一类的训示。有关食品加工和家庭手工业的详细内容在以后的农书中已不再突出，而主要是和有关饮食的内容一道，出现在一些大众百科的家庭日用部分。《齐民要术》摘引了《食经》和《食次》这两本现已失传的早期烹饪著作，书中提供了无以伦比的有关当时通行的许多复杂的食品加工方式的文件（sabban 1993）。例如，我们了解到，由于酱和酱汁品（肉、鱼和蔬菜）丰富，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豆腐，还没有成为食谱中的一部分（黄，2000）。或许《齐民要术》中最具典型性的一面是畜牧和奶制品的凸显。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或许是由于人口高度稠密，典型的中国农民将他们的土地几乎全都用于作物栽培（Hsu, section 17.1）。猪和鸡养在院子里，鸭子养在稻田中，仅有的几只不可缺少的役畜被縻在边远的地方吃草。但汉唐间的田庄却养了大量的牲畜（贾提到了200只一群的羊）。他们对包括骡、驴和牛等役畜的依赖性很强。马也很重要，因为精英们喜欢骑着马去遛达或是每日代步，马还用于军事目的。最后，汉唐间，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一再入侵中国北方地区，也使得乳品消费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贾写作的时候，正是拓跋魏统治华北长达一个多世纪，羊奶和牛奶食品非常盛行的时期（Sabban 1986）.
贾叙述了很多食品的制备方法，这些食品在以后的朝代里，彻底地从中国人的饮食中消失了，其中包括干酪、酥油、以及拌上干果和奶品的藏式八宝炒面（麨）。贾对这些混合食品非常热心，推荐为远行之选，它们轻便，只需加上热水搅拌，就成营养可口的美餐——没有罐子的罐装面条。有唐一代及其前后，乳品在北方中国人中继续保持流行，因为中国人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的界线并非一成不变，早期的入侵者，和蒙古族及满族不同，并不试图去保持种族的纯洁，而是乐于和中国的精英分子通婚。
农学术语
贾在序言中为他写作上的质朴无文而致歉。贾所采用的简洁而有效的文风变成了农学写作的特点。这种农学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门术语的使用。《齐民要术》中不常用的农具、耕作技术等等都在首次出现时作了解释或定义，还注了音。操作程序一步一步列出来，贾还用注释对它们的作用机理以及所需条件作了说明：
凡春种[粟]欲深，宜曳重挞[用枝条做成，上面压着石头，Figure 12]。夏种欲浅，直置自生。（春气冷，生迟，不曳挞则根虚，虽生辄死。夏气热而生迟，曳挞遇雨必坚垎。）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农学写作风格并不是贾的发明，他也是追随了前人的著作，如《吕氏春秋》和《氾胜之书》。东周时所形成的一种写作风格在以后继续沿用了许多世纪。它用一种准确易懂而又简明的方式来传达技术信息。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有关象农业这样一种实实在在行业的最轻车熟路的写作方式：其简洁明白并具透明度的陈述，显然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菜谱、技术手册及实验室的实验说明联系起来。
可是，在文化的传承中，中国农学风格决不是一项简单的成就。像一切有关技术的写作一样，它面临着将常常是通过言传身教来传授的知识和实例，经验转变为书本知识的挑战。从最早的时候开始，中国读书人就视体力和手工技艺为低下的职业；的确，这些技艺的术语“术”或“巧”，像英文中的“craft，技艺”一样，总是使人联想到怪力乱神，这就是中文文献中技术著作极少的原因之一（见 section 19 [wagner], 46.1[Huang《论火器》]，46.2[Daniels 《论糖》]，和Box 《论天工开物》）。但是，农业及其相关的技术（其中包括纺织生产，碾硙和其他食品加工技术，以及水利），是个显著的例外。农业既是普通人的“本业”，又是君子们看好的谋生之道。解甲归田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就像贾这样的受过教育的农学家也乐意承认他曾“询之老成，验之行事”。
农学是普通人的知识和学者的学问唯一相交的领域。农书作者的目的在于将有关复杂技术的操作指导编纂起来，以使大家清楚明了。像贾书在字里行间所展示的知识，涉及到宇宙论的知识、语源学的知识，以及如何管理复杂田庄的心得。但书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是贾书中所蕴含的实践知识，贾在序言中所强调的并与他的管家和佣工共同拥有的个人亲力亲为的农事经验。
像医药学、炼金术和卜筮一样，农业也要牵扯到人类对于自然力（cosmic energies）的利用和控制。但是有关医药学、炼金术和卜筮的技术之作，却并不具有农学一样的透明度。在这些领域里的专家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宇宙哲学方面的专家，而不是老农。很早的时候，这些领域里的知识就是深奥难懂，且文字记载也缺少必需的师傅言传身教的内容。（见 section 18.1.2 [shirasugi and Despeux], 18.3[pregadio]）。后世，医药学奥秘具有不同的特点：许多关键术语，尽管由常用词组成，但专家们赋予他们的意思对于外行来讲不知所云。医药学、炼金术和卜筮中的技术要领常常是用宇宙变化论的一般术语来表达，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获知其特殊的含义。可是，就农书而言，技术术语对于农业也是专门的，如果你熟悉它们，你就可以读懂全文，其中不含隐义。如果你有工具在手，书中所说的做法将完完全全地告诉你每一步该如何操作。
但是，农书的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将老农告诉他们的东西逐字逐句地记下来。他们从大量的信息中提炼出通用的知识，可以从一地应用到另一地的知识，形成书面知识。时过境迁，特殊的农具或技术的土名常常发生显著的改变。农书作者在选择术语时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他自己的经验，在他自己那个地方通用的术语。这种术语常常与他所研习过的农书作者所用的术语不同。对于学术传统的尊重，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历史传承的需要，同时承认当代具体的现实。
在某些场合下，用法上的矛盾太大以致于难以成功克服。谷物的命名就属这种情形，特别是粟，从商代甲骨文开始就混淆不清，持续于整个历史时期，一直纷纷扰扰存留到现在。尽管中国人从不怀疑粟和黍是分别不同的种，但两者之间，以及糯性非糯性品种总称和别名之间在术语上的混淆和矛盾，从汉代开始就充斥于学者的文章和方言土语之中（见 figure 5 和6；Bary 1984: Table 11, P.440）。
在另一些场合下，也出现了一种约定俗成。条播机的命名即属此例。《说文解字》（许慎编于公元121年；见Bottero, section 10）提到的与条播机有关的术语包括：耧，条播；楎，解释为六叉犁；（木役），解释为种耧（Bray 1984:271）；二世纪的农学家崔寔只用了“耧”这一术语，他说不同的地区使用不同的耧，有独脚、两脚、三脚耧。他认为独脚耧最好（同上，263）。贾思勰也将条播机称为“耧”或“耧犁”（同上，270）。元代农学家王祯引述了这些早期著作，他自己将条播机称为“耧车”，并补充说在他那个时候，北方平原多用两脚耧，而四脚耧用于西北（《王祯农书 农器图谱集之二》）。（宋元以前，“车”常用于表示工具或机器，它们的运行依靠轮子，从缫丝机到抽水泵都称为车[见Bray, section 31, Figure 12和14]；在（耧车）这个场合下，无论如何，车包含有这样的事实，即条播机安置在一个架子上，由牲畜牵引。）王祯还提到了当时的其它三个有关条播机的土名：耧犁（贾思勰已使用），种莳和耩子。一方面，耧作为条播机关键的书面术语的持续性，或许意味着它长期在地方上普遍的使用；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知道至少有个两例子中，官员们将条播机介绍到地方，他们称之为“耧”（Bray 1984:263, 270），或许学界或官方认可“耧”这一名称，而非“楎”或“耩”，有助于固定学名和土名。
在贾写作农书的时候，许多关键性的农业术语似乎已固定。大多数技术词汇，他懒得解释，意味着尽管存在地方差异，但还是通用的。贾和他的前辈们所用过的许多术语一直通行到今天。但是一些在贾时代显然是标准的技术术语，在后来废弃了。贾提到的一种称为“锋”的农具，是一种锋利的带尖头的手持农具，用作多种用途，包括掘起已枯死的根茎，给幼苗壅土，开垦休耕地。但在十四世纪早期，王祯写道：“近世农家不识此器，亦不知名”（《王祯农书 农器图谱集之三》）。很可能，锋并没有失传只不过是改了土名，因为在元代的时候，完全同样功能系由一种称为“铁搭”（铁齿锄）来承担，铁搭这一农具及名称，至今仍普遍使用（Bray 1984: 209-12）.
农时和宇宙论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坂走丸，其势难。）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天时确切的是指什么？在贾看来，是仅仅指在一年的周期中自然生长和变化连续阶段，或者“天时”指的是关联宏观和微观变化的阴阳五行理论中的复杂的盈亏周期（见Henderson, section 49）？
尽管所有的农事操作的时间安排都是很重要的，但最紧要的是种植日期的确定。谷子何时成熟，果子何时采摘不会搞错，播种就是给种子以生命的标志时刻，弄错了就意味着生长受阻，作物歉收和饥馑。古时候，种粟的日期是由王室占卜来决定的。东周时，一种称为“月令”体裁的历法将人的活动与天地节律结合起来（见 Kalinowski, section3.2）。月令列出了每月三十天中的祭祀、狩猎、农事和家事活动安排，还有物候现象，如星象、某些花的开花、鸟的鸣叫；在这些著作中突出提到了作物的播种期（董 1981）。为农事活动所制订的日历只有局部的有效性，因为春天开始，山区要迟于平原，南方要早于北方。通过把人类活动与菖蒲开花或者春天第一次闪电联系起来的这种形式，月令提供的知识可以适用于任何地方——如果同时给出的日历也作了相应的调整(Bary, section 31, Figure 2)。
在汉代文献中，播种期有时并不是用阴历月份来表示，而是用至日，或者是二十四节气。因为阴历年只有360天，阳历更能准确地表示季节。通过对现存引文的复原（见上），可以看出《氾胜之书》给出了准确的阳历播种日期：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可种黍；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冬麦）。氾还使用物候指示：榆结荚时该种大豆，桑葚黑熟时，种小豆。但是对所有作物中最重要的作物，他认为：“种禾无期，因地为时”（《氾胜之书》 2.1）与此同时，氾告诫要严格遵守阴阳家(见 Kalinowski, section 3.2)有关忌日的占算（cosmological computation）: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分别指十二地支中的第四、第五和第二日）……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其自然者。
《氾胜之书》引自《齐民要术 第谷第三》
阴阳家在西汉时非常流行，尽管当时它也遭到批评。戴思博(Despeux) (section 32.1) 叙述了唐宋医学理论家如何批判他们视为僵化的基于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cosmological correspondences），并努力发展新的对当地情况和病人的个体体质更为灵敏的感应体系。对于将抽象的占候（cosmological calculation）运用于农事决定方面，贾思勰也有所保留。他所讨论的每种作物下面，都引述了阴阳家所推荐的宜日忌日，但又引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带批评性的评语：
阴阳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从之。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对此，贾又加上了谚语：“以时及泽，为上策也”。贾个人所推荐的大多数播种日期是用阴历来表示的，月分三旬，一旬十天（见 table 3）。他说：
凡五谷，大判上旬种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这种主张反映了全世界普遍的并非毫无根据的信仰，即植物的健康成长受到月亮圆缺的影响。贾清醒地意识到阴历并不能总是准确地反映季节：“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贾常常是将阳历和阴历结合起来，以求更加准确，如他建议在（阴历）三月上旬到清明节（阳历）期间种粟（《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然：
大率欲早，早田倍多于晚。（早田净而易治，晚者芜秽难治。其收任多少，从岁所宜，非关早晚，然早谷皮薄，米实而多；晚谷皮厚，米少而虚也。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无论如何，最终的选择一定是取决于天气：
凡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遇大雨，待秽生（作者理解为等种子发芽——译者）。（小雨不接湿，无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温辗则令苗瘐）。
《齐民要术 种谷第三》
整个帝王时代的农民都一直注意作物播种日期的宜忌；这个方面的内容和其它重要活动的宜忌日子一道，都包括在每年由朝廷历法部门颁发的历书之中。尽管占卜和日历在普通人之间从不失流行（见 kalinowski, section 50, Huang, section 52）, 但在决定农事日程方面，贾对于实际的而非虚幻因素的青睐，为后世具有知识头脑的农学家们所效仿，他们一般都省去了占候(cosmological calculation)，即使在他们按月安排农事活动方面保留了月令的形式，（成书于1640左右的《沈氏农书》，就是一个月令体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例子；见Bray, section 43.）取而代之的是，后世大多数农学家紧随贾思勰，全神贯注于主要由经验得出的农业原则（种欲早，雨后便种，但土不欲湿）和把农事与其它的自然现象（如春天第一场暴风雨，麻花粉飘飞，即麻放勃——译者）联系起来。对这些农学原理的解释说明，从没有使用过宇宙哲学术语。对贾思勰和他的后继者来说，季节的更迭是不可改变的；“天时”不受宇宙操纵者（cosmic manipulation）的主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Sabban 1993:90）。
《齐民要术》的历史影响
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很久就已写成的《齐民要术》，若干世纪以来就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着，十一世纪早期，它是第一本奉皇帝之命印刷和颁行的农学著作(见Bray section 31)。它的写作风格和结构的许多方面都为后来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农书提供了范例。
《齐民要术》编写之后，中国农学最重要的发明来自以水稻为基础的南方农业系统。后来农学家在编撰的中国整体农业的著作时，其有关北方作物和技术部分，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齐民要术》。写于十七世纪早期，徐光启（他曾在北方靠近天津的地方，度过了好几年，其间他经营了一个农庄，并进行了很多农事试验）在他有关粟的部分中大量引用了贾思勰，而没有添加后来的材料（《农政全书》卷之二十五“树艺”，618-22页）。许多探讨北方农业的作者都为从《齐民要术》所达到的水准的下降下来而感到惋惜，并且《齐民要术》所包含的技术知识水平在后来鲜少被超越。首先在农业生产力方面，然后在经济方面，最后是在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性，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湿地在中唐开始超越北方平原，（Shiba 1998）。资本和技术日益增长地投到南方，北方农村变得相对的停滞，这里的农民奋力于生存，经营性农业已无利可图（黄 1985）。
画图
图1，汉代四川大宅中的粮仓。注意防止谷物腐烂的通风换气塔台，紧闩着的大门和坚固的台基，在此台基上盖房可以防潮。(Bray p.408 fig.206)
图2，庄园农业，甘肃嘉峪关的魏晋耕、耙壁画。注意（上图）赶耙的农人在耙桯上踏上一只脚，以增加耙的份量；（下图）在尖齿耙的情况下，整个身子都圧上去了。(Bray p.226 fig.82)
图3，一大宅中，正为食用准备粮食，右边已脱粒的谷物正使用一对可能是脚踏扇车簸扬；左边我们看到两部用于脱壳的机械正在使用之中，立式扬扇被厢式旋转扇车（风扇车）（见图4）取代，但脚踏脱壳机械在今日东亚和东南亚仍在使用。(Bray p.367 fig.183)
图4，东汉陶刻旋转扇车模型，其中扇是通过曲柄工作的。(Bray p.370 fig.186)
图5，稷（setaria italica）,（《授时通考》，卷二十三，页5b）(Bray p.438 fig.216)
图6，黍（panicum miliaceum）,（《本草纲目》，1885，卷二，页24） 。(Bray p.439 fig.217)
图5图6都题作“稷”，是粟命名混乱的结果，这幅黍图又题作‘不黏’。
图7，赤小豆（phaseolus angularis）,（《授时通考》，卷二十七，页10a）。(Bray p.515 fig.239)
图8，汉代的犁：（a）后汉甘肃武威木制模型；（b）东汉陕西米脂石画像；（c）东汉陕西绥德石画像；（d）王莽新朝山西平陆壁画；（e）东汉山东滕县石画像；（f）东汉江苏（原作误作甘肃—译者）睢宁石画像。（a）为破土犁，(d)（e）和（f）明显是壁犁。(Bray p.170fig.55)
图9，劳，（《农书》，卷十二，页10b）(Bray p.232 fig.85)
图10（a），汉代山西平陆耧。(Bray p.262 fig.100)
（b）元代耧车插图，（《农书》卷十二，页17b）。(Bray p.257 fig.95)
图11，中国落种装置；当牛牵着条播机往前走时，石头（A）拉动藤条（I）从开着的出种口（H）的一边扫向另一边，使种子交替落入中空的耧脚（G）之中。在这一样式中，出种口的孔径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挡板（C）进行调节，以适应大小不等的种子；在其它的样式中，每块挡板的末端都配上了一不同尺寸的孔。(Bray p.267 fig.105 a-b)
图12，挞，用于覆种。（《农书》卷十二，页12a）(Bray p.273 fig.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