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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 的研究价值 ——兼论先唐文本研究的方法
宋展云 宋展云，1981生，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化与文学研究、《文选》研究。著有《地域文化与汉末魏晋文学演进》（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摘要：先唐经典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衍生性，需要利用诸多版本及注本的比较与互参进行综合研究。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也颇有裨益。通过《文选》早期钞本、刻本的比勘，可以尽量追溯文本的原貌，利于整理并校订中古集部文献，同时也应当尊重文本的开放性及多样性，注意文本形态流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关注文本流变及其生成机制，充分利用集注本及历代注评本，并从多元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正文、注文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文选集注》；江淹《杂体诗》；文本形态；经典化
唐钞本《文选集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阔大的研究空间。该书最早在日本发现，后经周勋初先生整理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出版[1]。目前，学界对《文选集注》的关注多在于版本、《文选》学等方面。《文选集注》保留了唐代钞本的《文选》正文，并且汇集了李善注、五臣注、公孙罗《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注文，这些正文及注文对于文本校勘、理解作品主旨及文意、保留文学史料等方面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充分利用这些材料，对中古文学研究大有裨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虽为模拟之作，却是汉魏晋宋诗歌体式的总结，萧统将其编为诗歌“杂拟”类最末，意味深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参考刘跃进先生主编的《文选旧注辑存》[2]相关成果，并以《文选集注》所录《江文通杂体诗》残卷为例，挖掘其中不同正文、注本的文学研究及文献价值，并探析文本演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通过对《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正文、注文、评点等文本的综合研究，思考先唐经典文本研究之路径，以期探索古代文学研究新的范式。 一、陆善经《序》注之价值 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阐发其写作宗旨及文学理论，尤其对诗歌体制流变多有发挥，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北宋监本、尤袤本李善注《文选》未录此序，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有序而无注，建州本六臣注《文选》据五臣本辑录此序。遗憾的是，五臣并未对此序作注。《文选集注》载有《文选音决》关于序文的音注及陆善经的注文，尤其是陆注，对于深入理解江淹序文颇有帮助。 江淹《杂体诗》序曰：“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陆善经曰：“诗赋本于风谣也。骨体，文之梗概。屈原、宋玉，楚人，好词赋，为文章唱始。历汉、魏、晋，体制皆殊。”陆善经指出，诗赋源于民间歌谣，此解虽然与清人解读“楚谣汉风”[3]未必完全一致，但亦有文体溯源之意味。陆注指出骨体为文章大要，并将先秦歌谣作为诗赋源流，汉、魏、晋诗歌体制随时代而不同，此解较为契合江淹序文的辨体观念。序文曰：“譬犹蓝朱成采，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陆善经曰：“言变体多也。”陆注进一步指出此句序文中比喻的用意：文体和五色、五音一样变化多端。“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魂。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魄。不其然欤？”陆善经曰：“言皆然，喻文体虽殊，其感于人一也。”和香草美人一样，虽然样貌、气味各不相同，但感动人心的作用颇为一致；文体虽多样，然而动人的效果一样。 由于文体多样、风格各异，也造成了审美标准不一。江淹序文曰：“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陆善经注：“言偏滞者则非通方之士。江生自以兼能，故托此以见意。”江淹所述文坛状况与钟嵘《诗品》序中“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描述颇为相似，不过，与钟嵘品评诗歌高下不同，江淹则试图通过摹拟经典诗作，达到融会众体的主观追求。陆注指出“江生自以兼能，故托此以见意”，此解进一步揭示出江淹《杂体诗》的创作意图，这和钟嵘“诗体总杂，善于摹拟”[4]的评判较为相符，表明江淹通过拟作呈现出多元艺术风貌。江淹序曰：“及至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陆善经曰：“言评论文体，好尚各殊，情有偏党。刘、王、潘、陆为绝伦，犹被讥评，况异于此者，则纷竞弥甚。”陆注指明后世对作家体制风格的评论好尚不同，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江淹序文又进一步指出世俗流弊：“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蔽”，但他同时也看五言诗诗体的多样性：“然五言之兴，谅非夐古。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陆善经曰：“谅，信。夐，远也。五言起于李陵。汉都长安，在关之西。魏氏居邺，后汉都洛阳，在河之南。水南为外。晋宋齐梁，皆居建业，在江之南。”陆注较为准确地阐明江淹所指，将江淹所言文学创作的地域中心转换为后汉、建安、西晋、东晋南朝等几个时段，这与五言诗诗体演变的时代特点较为一致。 在指出文体多样、审美不一之后，江淹最后点明自己的“兼善”的文体观以及“品藻渊流”的写作意图，陆善经注对此详加揭示。江淹序文曰：“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各其美，兼善而已。”陆善经曰：“玄黄，以彩饰为喻。经纬，以组织为喻。金碧，以珍宝为喻。沉浮，以轻重为喻。惣而论之，皆兼善。”陆注揭示出江淹序文的比喻义，说明江淹以“兼善”为总归的文体及审美追求。江淹最后指出：“今作卅首诗，效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亦无乖于商攉云尓。”陆善经曰：“言所作之诗，虽不足品藻源流，但商略众体，庶于义无乖也。”陆注指明江淹希望“商略众体”，企慕达到“品藻源流”的写作意图及现实意义。 总之，江淹此序围绕汉魏晋宋时期五言诗诗体演变而发，并阐明其兼容并蓄的文体观念及美学追求。江淹序文与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兼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钟嵘《诗品》序“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以及萧统《文选序》“众制峰起，源流间出”等诸多观点前后相通而有所创建，他试图通过摹拟前代诗作，探寻“品藻源流”的诗歌辨体之径，并以此总结汉晋五言诗的艺术风格。[5]陆善经注充分意识到江淹的辨体观念及写作意图，同时训释字义、解释文中比喻义并注明典故，对于准确理解江淹文意及其创作意图颇有帮助。在江淹序文及陆善经注的基础上，后世对于汉晋时期诗歌体式及风格流派的讨论也延续不息。一方面，《文选》文本的评点中，诸多话题较为充分地展开。如孙月峰对江淹拟作似与不似等方面的探讨，其中融会句法、意象、辞藻、写景等方面的品评，实际上也是对汉晋经典诗作风格生成机制的讨论。又如陈伯海指出建安诗歌有三派：“王仲宣、刘公干诸家质直和厚、法明体正，曹子恒轻清隽永、骨秀神冲，曹子建排奡顿挫、气雄力厚”[6]，此处标举建安诗作的典范意义，并指明建安诗歌流派的风格特色及其影响。此类评点，拓宽了《文选》文本的话语范围，为后世阅读、评析经典文本以及中古诗歌风格的接受研究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在历代诗文评类文献中，相关话题也得以继续探讨。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特设《诗体》一章，文中指出，以人而论，先唐诗歌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等，此与江淹《杂体诗》所拟诗人可以互参，也显示出宋人对于六朝经典诗人及其诗作风格的体认。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指出：“文通五言《拟古三十首》，多近古人，而他作每每任情。”其在此书序言中又明言：“拟古不足以辩诸家之体也”，［4］3此可洞见许学夷对于江淹拟作的复杂认识。从《江文通杂体诗》通过摹拟辨体，到陆善经注揭示江淹的辨体意识，到宋明诗话有关汉晋诗体的辨析及拟作的态度，再到明清《文选》评点著作对于《杂体诗》的评点及汉晋诗歌体式的总结……以江淹《杂体诗》为中心，汉晋诗歌史诸多话题得以呈现，而拟作的源流谱系也变得复杂多变，值得深入探析。
二、各本正文、注文之比较及其价值 作为先唐集部文献经典的《文选》，其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利用唐钞本《文 选集注》及其他诸本，可以对《文选》正文、李善注、五臣注进行校勘，其中保留的陆善经与公孙罗注，对于理解诗作颇有意义。在探寻经典文本原貌的同时，其中文本流变背后的文化信息以及注本衍生出的多元意义也值得我们关注。
1、《文选集注》的校勘价值 （1）校正文 李善本与五臣本《文选》正文文字常存在差异，利用《文选集注》及相关材料，可对此作出甄别与勘定。如《王侍中怀德》“蟋蟀依桑野，严风吹若茎”一句，北宋监本、尤袤本、《江文通集》作“若”,唯有集注本作“苦”。《文选集注》引贾逵《国语注》曰：“苦，木脆也。”北宋监本引贾逵《国语注》曰：“若，木晚矣。”尤袤本同。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作“枯”。集注本吕向曰：“枯茎，枯木之茎，喻脆也。”陈八郎本吕向曰：“枯茎，枯木之茎，喻危脆也。”《文选集注》编者案：“五家、陆善经本‘苦’为‘枯’。”据上述诸注，李善本作“若”，集注本作“苦”，五臣本作“枯”，三者孰是孰非？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八：“此以若茎对桑野，恐是杜若之若”。“若”可释为杜若，香草名，考之句式特点，作“若”似乎稍合理，但无法解释“若”的“木脆”之意。考之诸本，唯有集注本作“苦”。《康熙字典》引《国语·齐语》“辨其功苦”，《注》：“苦，脃也。”“脃”古同“脆”，如此，当以“苦”为是。“苦”字作“脆”解不常用，后将“苦”字换成音近字“枯”，遂有吕向之解。北宋监本等作“若”，并释为“木晚”，可能形近而讹。又如，《王侍中怀德》“去乡三十载，幸遭天下平”一句，北宋本、尤袤本、《江文通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作“三十”，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作“二十”，集注本作“廿十”。胡克家《文选考异》曰：“各本所见非也。仲宣以初平西迁后之荆州，至建安十三年刘琮以荆州降，垂二十年，故云尔。至注所引‘去乡三十载’，但取语意相同为证，不限二、三互异也。或因此改正文作‘三’，遂与仲宣去乡年数弗符，非善如此。其五臣无说，反存诗旧，今藉以正之。”《考异》以为“三”字或据注文所改，并为李善注辩护。考之王粲生平及《文选集注》等诸本，作“二十载”似乎更妥。又如《陆平原羁宦》“徂没多拱木，宿草凌寒烟”一句，“没”，北宋监本、尤袤本、集注本作“没”，陈八郎本、正德本作“役”，《文选集注》编者案：“五家本‘没’为‘役’也”。刘良注据“役”字强加训解：“行役在路，但见坟墓拱木。”《文选集注》陆善经曰：“言殂殁者年已深远，坟多拱抱之木，宿草森竦，上凌寒烟。” “徂没”同“殂殁”，陆注为是。本句当以“徂没”为是。 先唐文学作品的篇题也常常出现异文，《文选集注》还有助于校定篇题。如《潘黄门悼亡》中的“悼亡”，尤袤本作“悼亡”，刘良注：“谓悼妇诗”。集注本、九条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作“述哀”，《江文通集》亦作“述哀”。又，《郭弘农游仙》“道人读丹经，方士炼玉液” 一句，李善注：“已见《拟潘黄门述哀诗》”，结合诸本及李善注所引，作“述哀”为是。作“悼亡”者，或因江淹所拟潘岳《悼亡诗》，编者因以命题。江淹此篇所拟更重述哀之情，并未按具体作品名篇，因此当作“述哀”。又如《孙廷尉杂述》，“孙”，北宋监本、尤袤本等作“张”，集注本、九条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为“孙”。《文选集注》引《文选钞》曰：“孙绰，字兴公，太原人也。”孙绰为东晋玄言诗代表作家，据集注本等诸本及《文选钞》，当作“孙”为是。
（2）校李善注 《文选集注》与后世刻本相比，留下一些刻本没有的文本信息，对于探寻 李善注原貌及文字校勘颇有价值。如《陈思王赠友》“延陵轻宝剑，季布重然诺”一句，北宋监本李善注：“延陵，已见上。”尤袤本同。集注本：“李善曰：曹子建《赠丁仪诗》曰：‘思慕延凌子，宝剑非所借。’”刻本为了避免重复，通过“已见上”提醒读者，虽然前文已见，然具体所指难以明确。集注本指明出自《赠丁仪诗》，似更加接近李善注原貌。又如《嵇中散言志》“柳惠善直道，孙登庶知人”一句，北宋监本李善注：“柳下惠，已见《西征赋》。孙登，已见嵇康《幽愤诗》。”尤袤本同。集注本李善曰：“嵇康《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论语》：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知人’，见《幽愤诗》。《尚书》曰：知人则哲。”集注本保留了李善注援引《论语》《尚书》中关于柳下惠及“知人”的语源资料，可补北宋监本、尤袤本之不足。再如《王侍中怀德》“福履既所绥，千载垂令名”一句，北宋监本李善注：“王粲《公宴诗》曰：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左氏传》子产曰：令名，德之舆也。”集注本李善注中多出“《毛诗》曰：‘恺悌君子，福履绥之’”一句，可能因为前已有《公宴诗》释“福履既所绥”，然最早语源当出自《毛诗》，《文选集注》保留此注，更可探其本源。 《文选集注》还可正刻本李善注之误。如《左记室咏史》“当学卫霍将， 建功在河源”一句，尤袤本李善注引《山海经》曰：“昆仑之东北隅，实河海源也。”“实河海源也”，北宋监本作：“实唯海源也”，集注本作“实惟河源”。考之《山海经》原文，尤袤本及北宋监本皆误，集注本是。又如《刘太尉伤乱》“皇晋遘阳九，天下横芬雾”，尤袤本李善注引《汉书音义》曰：“《易传》所谓阳九日厄会也。”北宋监本作：“《易传》所谓阳九之厄会也”，集注本作“《易传》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者也。”尤袤本“日”当为“之”，而北宋监本文字有删节，当以集注本为是。此外，集注本还保留了一些李善注中的疏解文字，如《许征君自序》“张子暗内机，单生蔽外像”一句，北宋监本、尤袤本李善注：“张毅、单豹，并已见《幽通赋》”，建州本六臣注《文选》多出《庄子》一段引文，此段引文与《幽通赋》引文同，故北宋监本本、尤袤本略之。集注本除《庄子》一段引文之外，前面还多出“言所行虽殊，而伤生一也”的疏解，此为诸本所无。盖后世多以为李善注仅引典故，而疏解乃五臣所为，故删之。
（3）校五臣注 《文选集注》本五臣注可与其他诸本互校。将陈八郎本等五臣注《文选》与《文选集注》五臣注相比，二者互有缺漏，《文选集注》多出的文字可补刻本五臣注之不足。如《古离别》：“黄云蔽千里，游子何时还？”一句，陈八郎本刘良曰：“黄云，谓埃尘，与云相连而黄也。蔽，暗也。何时还，言未还也。”集注本刘良曰：“黄云，谓埃尘，与霜相连而黄也。蔽，暗也。何时还，言未还也。边塞未宁，故还期无日。”此处，集注本“与霜相连”疑为笔误，考之明州本刘良注亦作“与云相连”，当以“与云相连”为是。不过，《文选集注》多出“边塞未宁，故还期无日”一句，此为五臣疏解之语，为他本所无，对于还原五臣注及理解诗意颇有帮助。利用集注本与他本对校，可校正五臣注本中一些文字的讹误。如《陆平原羁旅》“游子易感忾，踯躅还自怜”一句，陈八郎本吕向曰：“游客感此拱木宿草，易为人叹。”集注本及朝鲜正德本皆作“易为慨叹”，可知“人叹”当作“慨叹”。 由于出自手钞，集注本亦存在不少问题，使用时需详加甄别。其中钞写缺漏与讹误较为明显。如《嵇中散言志》“处顺故无累，养德乃入神”一句，李善注引《庄子》“欲勉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集注本作“欲勉为形者，莫如弃世，则无累”，其中“弃世”二字漏钞。又，集注本张铣曰：“至妙，乃通神明也。陈八郎本作：“道徳至妙，乃通神明。”集注本“道德”二字漏钞。《文选集注》钞写时形近、音近而讹误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如《潘黄门悼亡》“日月方代序，寝兴何时平”一句，尤袤本及北宋监本李善注“寝兴自存形”，集注本作“寑兴自在形”，“在”当为“存”，形近而讹。又如《左记室咏史》“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一句，陈八郎本吕延济注：“谓供帐以送踈广、踈受”，集注本作“谓供帐以送踈广、踈寿也”，“寿”当为“受”，音近而讹。 总之，利用《文选集注》及其他诸本，可以勘定《文选》文本，并可重新审视清代学者如胡克家《文选考异》等《文选》考证著作的学术成就，另外，对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的整理与校订也有帮助。
2、《文选钞》及陆善经注的价值 五臣注重在训释字义、串讲文意，对于江淹拟作的创作意旨较为重视。如《文选·杂拟诗》题下刘良注曰：“杂，谓非一类也。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五臣注重视阐发拟作所体现的“古志”与“今情”。五臣于江淹拟作题下，多明确指出其所拟对象，如《魏文帝游宴》题下，济曰：“此拟《芙蓉池作》”，此篇即为摹拟曹丕《芙蓉池作》，如此，则将曹丕诗作中的“古志”与江淹拟作的“今情”联系起来。五臣注侧重在解释字义的基础上揭示拟作所寄托的情志，而李善注则较为重视诗句的源流及援引典故。如《古离别》“黄云蔽白日”一句，李善注：“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为之证，其无文者乃他说。” 通过援引所拟对象的诗句，李善试图揭示出江淹拟诗的诗学源流。 相比于李善注及五臣注而言，公孙罗《文选钞》及陆善经注各具特色，对于理解文意及作品意旨皆有裨益。《文选钞》训释字义较为详细，如《卢中郎感交》“英俊著世功，多士济斯位”一句，李善注仅援引《左传》及卢谌《答魏子悌》一诗，分别对应“世功”及“多士”，虽指出语源，而对字句并未训释。《钞》曰：“草为英，木为华。亦喻人中之秀异者，千人为英。俊，大也。人中才德强大者，万人为俊也。多，众也。济，成也。斯，此也。位，列位也，天子之官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钞》逐字训解，且援引《诗经》以示语源，更能揭示字句背后的比喻义，对于读者读懂字句及其内蕴颇有帮助。 《文选钞》在一首作品之前，多有一段解题式的文字，重在揭示作品的写作意旨。如《刘太尉伤乱》题下，《钞》曰：“于闵怀之间伤其乱离，故作之。”《文选钞》能够结合刘琨原作的写作背景，阐明其中的伤乱主旨，为读者进一步理解江淹的拟作意旨指明了方向。又如该诗“秦赵值薄蚀，幽并逢虎据”一句，《钞》曰：“谓姚泓称秦，石勒称赵。日月薄食，祸乱之微，此二处百姓皆为此二人所破，逢灾害也。刘聪、石勒破幽并二州自据之，如虎狼之为也。”《文选钞》结合史事背景，揭示出作品的现实意义。再如《许征君自序》题下，《钞》曰：“征为司徒掾不就，故号‘征君’。好神仙游乐隐遁之事，故自序本怀所好之事，在《集》，文通今拟之。”本段解题，将许询为何号称“征君”、自序何事及江淹拟作对象皆有阐发，这对于理解许询原作及江淹拟作的创作主旨皆有帮助。《文选钞》还能够对具体诗句进行疏通，并深入揣摩作者创作心态及写作意图。如《卢中郎感交》“逢厄既已同，处危非所恤”一句，《钞》曰：“言己虽逢祸难，不以为忧，北边处于危地也。自此以下，皆自叙也。”所谓“自叙”，实际即为作者生活经历及内在情志的反映。又如《殷东阳兴瞩》“求仁既自我，玄风岂外慕”一句，李周翰曰：“求为仁道，则从我身，玄远之风，岂在外慕而得之也。”《钞》曰：“仲文发此语者，欲明己不助桓玄，以忠言谏不得也，故云守于道教，岂可外慕于世事荣华哉。玄，道也。风，教也。仲文被出为东阳太守，不得志，故发此言也。”李注仅是疏通句意，而《钞》能够结合相关史事背景，揭示出殷仲文内心的不得志。读者结合注解，更能体会到诗作的情志所在。 相比而言，陆善经注后出，也能够在因袭李善及五臣注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时有创建。陆注充分吸收了五臣注长于训释句意的注释特点，有些注解直接延续五臣说。如《古离别》“兔丝及水萍，所寄终不移”一句，济曰：“兔丝，草名，感茯苓而生。蓱草饮水而长，亦犹妇人之附于夫，言此心终不移易。”陆善经曰：“菟丝附草，浮蓱随水，犹妇人依于夫，故寄之以表志。”陆注大体依据五臣注，仅改变个别字句。又如《潘黄门悼亡》“俯仰未能弭，寻念非但一”一句，吕延济曰：“弭，止也。言寻思哀念，非但一涂。”陆善经曰：“弭，止也。俯仰之间，哀情未止，寻念平生，非但一事。”陆注释字及疏通文意亦大体承袭五臣注。不过，一些注解陆注与五臣注也有不同。如《潘黄门悼亡》“明月入绮窗，髣髴想惠质”一句，吕向曰：“髣髴，相见貌。蕙质，言体质芬芳如兰蕙。”陆善经曰：“惠质，柔惠之质。”吕向注从字面出发，将“惠质”解释为体质芬芳，而陆注则深入解释其中温柔贤惠的比喻义，更加贴近诗作意旨。 陆注还会征引其他前注未引文献，或是揭示写作背景，或是疏通字句意旨。如《左记室咏史》题下李善及五臣皆无注，陆善经曰：“《晋书》云：齐王囧命为记室，辝疾不就也。”又如《张黄门苦雨》题下，陆善经曰：“《晋书》云：永嘉初征为黄门郎，托疾不就。”此类解题补充前代注解之缺，交代作家生平，对理解诗意也有帮助。《陈思王赠友》“眷我二三子，辞义丽金雘”一句，李善曰：“杨雄《解难》曰：‘昔人之辞，乃玉乃金’。王仲宣诔曰：‘吾与夫子，义贯丹青。’《说文》曰：‘雘，善丹也。’”吕向曰：“金雘，雕饰也。言此子皆以辞义自雕饰而为美丽也。”“金雘”二字，李善注分别援引典故，然意义未明，吕向注释义则较为准确。陆善经曰：“丽金雘，言可尚也。《书》云：‘或作杍材，既勤朴斵，惟其斁丹雘。’”陆注前半部分承袭吕向注，后半部分引用《尚书》，对吕向注起到了补充说明的作用。陆注也偶有对不同版本文字的校勘及考辨，如《张黄门苦雨》“燮燮凉叶夺，戾戾飔风举”，陆善经曰：“‘夺’当为‘脱’，因借音而误也。”今五臣本均作“夺”，陆注可能依据五臣本为底本，另参校李善本。《文选集注》编者案：“《音决》、五家本‘夺’为‘脱’也。”陆注为《文选集注》编者提供了校勘参考。 陆注长于探析诗意，尤其重在揭示诗句的比兴手法及深层意旨，这对于准 确理解诗意颇有益处。如《嵇中散言志》“灵凤振羽仪，戢景西海滨”一句，吕向曰：“言得出天域、越常辈、同灵凤、匿光景、食琼树之实、饮玉池之水者，喻高洁也。”陆善经曰：“不与俗群，思比于凤。”相比于吕向注，陆注简明精当，准确揭示出诗句的比喻义及嵇康的个性特点。又如《嵇中散言志》“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一句，翰曰：“言天地之惠，如云之罗列，陈布于四方也。” 陆善经曰：“云罗四陈，为俗所牵羁也。”翰注仅从字面出发，理解也未必准确，而陆注则准确把握住字面背后竹林名士的不羁人格。再如《潘黄门悼亡》“驾言出远山，徘徊泣松铭”一句，刘良曰：“山，坟也。铭，碑也。”陆善经曰：“松铭，铭志在松栢间。喻逝者不返。”刘注仅训释字义，而陆注将诗句中的深层情感揭露无疑。 李善注、《文选钞》、五臣注、陆善经注互为补充，共同汇集在《文选集注》中，为我们理解文意、洞悉作者情志，提供了多元的参考。此外，《文选集注》还保留了《文选音决》等音注，不仅利于读者识别古音，对于字词音训及中古语音研究也颇有意义。江淹《杂体诗》原文文本与诸多注本融为一体，便于读者了解诗作源流、艺术风格、写作背景以及情感表达等多元文化内蕴。
三、《文选钞》征引文献之文学史料价值 先唐文学文本的注本所征引文献，与正文互为补充，形成了更为广阔的知识空间，值得关注与深入研究。唐前集部文献的搜罗与整理有类似《文章志》的传统，这些“文章志”通过援引史料来阐述作者生平及作品写作背景，还有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这对于深入理解作家、作品颇有意义。然而，颇为遗憾的是，中古时期很多相关文献未能保存，仅有少量留存在注解中。在李善注的题下及作者注中，常出现关于作者生平事迹及文集情况的解题性文字，其中不乏一些稀见文献，可能参考诸多“文章志”相关体例和史料。可贵的是，在《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卷六十二《刘太尉伤乱》至《谢仆射游览》中，存有公孙罗的《文选钞》，其中数则题下注保留了不少亡佚文献，不仅具有文献辑佚的价值，而且对于中古作家生平及作品研究颇有意义。 如《刘太尉伤乱》题下《文选钞》引《续文章志》云：“琨既有勇气，兼善文章。初，元皇虽茸济江东，犹谦让未即位。琨遣长史混峤奉表劝进，其略曰：‘天未绝晋，必将有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王敦见而大忿，曰：‘读《左传》卅年，而今见刘琨得其语矣。’初，江左建创，英贤毕集，时人犹恨琨不过焉。周伯曰：江东地狭，不容琨气。”据《隋书·经籍志》载：“《续文章志》二卷，傅亮撰。”可见，傅亮的《续文章志》在隋代尚存有两卷，如今存下的条目聊聊无几。鲁迅先生对“文章志”类文献颇为重视，他曾辑录《众家文章记录》[7]，其中收录《续文章志》五则，《文选钞》此条可补鲁迅辑本之遗漏。刘师培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也非常重视搜集文章志材料，充分利用《文选集注》相关材料，可对文章志文献进一步整理与汇集。就此条《续文章志》而言，特别提到刘琨的《劝进表》，此表为六朝章表名篇，被《文选》收录。《文心雕龙》评价曰：“刘琨《劝进》……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8]《文选钞》此则材料对于了解刘琨《劝进表》的写作背景、王敦的政治态度及其对刘琨的评价颇有益处。王敦所言刘琨得《左传》之语，与《文选》李善注引《左传》不谋而合[9]，足见《左传》文风及典故对于刘琨此表的影响。将《文选钞》所引材料与李善注、五臣注、《文心雕龙》等文本相互印证，刘琨《劝进表》的经典化历程也由此跃入读者阅读视野。《晋书》有关刘琨的记载与《文选钞》所引材料有相似亦有不同之处，其中出现的异文，对于探究《晋书》编撰时的材料取舍亦有参考意义。又如《郭弘农游仙》题下《文选钞》引雷次宗《豫章记》，此段文字记载郭璞与吴猛二人之间的故事，最后提到“庆即干宝之兄，宝因之作《搜神记》，故其序曰：‘建武中，所有感起，是用发愤焉。’”此段叙述对于了解干宝因何事而感并因此创作《搜神记》颇有参考价值。雷次宗《豫章记》作为六朝方志文献如今已经亡佚，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一书中辑有数条，此则注文可补其遗漏。通过阅读上述史料，加上《钞》曰：“郭景纯好仙方，作《游仙诗》十七首，在集中，今文通拟之。”通览《文选钞》注引材料之余，读者在细读江淹拟作时，会对上述灵异故事及游仙诗的“仙气”有着强烈的阅读期待。江淹拟作以“崦山多灵草，海滨饶奇石”开头，出手不凡，全篇充满了绝尘脱俗之气。因此，《文选钞》征引郭璞其人其事，为《游仙诗》及江淹拟作做了较好的铺垫。巧妙的是，《文选钞》在注文中，还对郭璞念念不忘，江淹拟作“偃蹇寻青云，隐沦驻精魄”一句，《钞》曰：“璞当时为预知死，故作诗以自解。”如此，则打破了拟作与原作的壁垒，强化了郭璞《游仙诗》所述情感，郭璞《游仙诗》的经典地位得以凸显。 唐人在《晋书》编撰时，一些信息往往容易遗漏甚至变异。《文选钞》所引材料与《晋书》互参，有些细节则可以豁然明了。如《晋书》记载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孙廷尉杂述》题下《文选钞》征引《文录》曰：“于时才笔之士，有伏滔、庾阐、曹毗、李充，皆名显当世，绰冠其首焉。”此处，《晋书》仅称文士，而忽略“才笔之士”，六朝时期有“文笔”之分，“笔”多为应用文章。而其他伏滔、庾阐等人，皆善写文章，《晋书》也略而不提。再如《许征君自序》题下，《文选钞》征引《隐录》云：“询总角奇秀，众谓神童，隐在会稽幽究山，与谢安、支遁游处，以弋钓啸咏为事。”又引《杂说》云：“询性好山水，而涉是游。时人谓许掾非止有胜情，亦有济世之具。”《隐录》及《杂说》皆为佚失文献，此可补充相关史料对许询生平记载之不足。此处，《文选钞》又引檀道鸾《论文章》曰：“自王褒、杨雄诸贤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备。逮至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复时有质文，而宗归一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尚《老》《庄》玄胜之谈，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诗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爰及孙兴公，转相祖尚。又加以释氏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至义熙，谢混改焉。”此段叙述与《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除个别字外大体一致。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认为，各本“至过江，佛理尤盛”误，当为《文选集注》中“李充尤盛”。[10]余嘉锡先生利用《文选集注》进行文字校勘，并联系诗史相关材料，作出了言之有理的推论。然而，如果我们避开是非不论，钞本所引《论文章》中“李充尤盛”为何变为“佛理尤盛”？檀道鸾《论文章》中所述诗歌演进历程与《诗品》《文心雕龙》等相关论述有无关联？对于文本流变及其影响的追问，往往容易看到文字背后的复杂文化现象。 充分利用《文选钞》所引亡佚文献，结合《文选》文本及其他存世文献互相比参，诸多研究会变得更加深入。如注文与正文的关注点及相互关联，传世文献与亡佚文本出现的异文、其中流露出的文本取舍与价值取向等问题，此皆值得深入思考。
四、先唐经典文本综合研究之方法论意义 通过上文所论我们可以发现，《文选集注》对于中古文献及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我们同时也需要注意其中的文本演变机制及其文化意蕴，进而为先唐经典文本研究提供方法论依据。以《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中通过摹拟前代经典诗作来总结诗歌体式与艺术风格的意识较为明显。与之前拟作多拟古诗与建安诗歌相比，江淹诗作扩大了摹拟范围，实际上是对汉晋刘宋时期诗歌艺术风格的总结。因此，文本本身蕴含着对汉晋诗歌艺术经典化历程的体认。以此思路展开研究，再结合《诗品》《沧浪诗话》《诗源辨体》等诗文评著作，梳理先唐诗歌体式的流变进程，不失为研究诗歌艺术的经典方法。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先唐文本的多样性与流变性特征，亦不可无视注本中体现出的文化语境及诠释旨趣。如篇题出现的异文，《潘黄门悼亡》中的“悼亡”当作“述哀”为是，后世编者选取篇题时，或许意识到潘岳《悼亡诗》的经典范式，继而忽略江淹拟作并非纯粹参照原题，而是取其诗意命题。循此思路，考察先唐诗歌题目的流变，其中体现出的更为复杂的文化取舍意味和编者的主观意图，值得深入探究。又如，《文选》正文中出现的异文，除了参照诸本、考订是非之外，我们还可以思考钞本与刻本时期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稳定性，钞本时代与刻本时代的物质形态对文本样貌也存在着复杂影响。我们反观《文选集注》中出现的钞写讹误，其中一卷中往往集中出现几处讹误，这与个别钞工的钞写态度有很大关联。此外，刻本时期的五臣本与李善本正文存在的异文，背后是否也具有某些层面的文化考量？ 就注文而言，李善注援引典故及诸多经史子集文献，除了传统注释学角度的思考，其中对于经典的取舍，亦不可不察。与《诗品》直接追溯源流不同，李善注通过出典探寻诗歌源流。如《李都尉从军》中的“樽酒送征人”一句，李善注引苏武诗“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此则注解，是否暗示着江淹拟作，实际上是对苏李赠答诗的推崇，也标志着南朝时期汉代五言赠答诗经典地位的确立？钟嵘《诗品》论王粲“其源出自李陵。发愀怆之词”，李陵诗歌除了凄怆的风格特色之外，苏李赠答诗的典型范式亦不可忽视。此处，苏李诗作的真伪似乎并非最为重要，而是在征引过程中流露出的对于汉代古诗经典以及五言诗发端的认同，需要挖掘与考索。我们从李善注中，还可发现诸多类似考镜源流的信息，值得进一步思考。因此，李善注与正文文本一起，形成了多元互补的文本空间，令读者有了新的阅读体验和知识认同。此外，五臣注重视作品写作意旨的阐发，陆善经注对五臣注的补充发挥以及对诗句的串讲，公孙罗援引诸多亡佚文献，众多文本汇集在《文选集注》中，衍生出新的文本形态，丰富了本文本身的内在意义。如《殷东阳兴瞩》一首，题下《文选钞》曰：“瞩，眺也。兴，起也，谓晨旦早起。仲文于时为东阳太守。山逼海故旦起，眺望而作是诗也。在本集中，文通拟之。”又引《晋安帝纪》“仲文自以名辈先达，常怏怏失志，乃出为东阳郡守，照镜不见其面。”此处将原作写作背景及拟作缘由说明清楚，便于读者了解原作意旨。江淹拟作中的“求仁既自我，玄风岂外慕？”一句，李善注引《论语》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此注典故，以点明诗句缘起。李善又引谢灵运《忆山中诗》曰：“得性非外求。”此注说明诗歌源流，或许江淹无意间化用谢灵运诗句。《文选钞》曰：“仲文被出为东阳太守，不得志，故发此言也。”此注对于读者理解江淹拟作的情感表达颇有帮助。李周翰曰：“求为仁道，则从我身，玄远之风，岂在外慕而得之也”，此为疏通诗句，利于一般读者理解诗意。上述诸条注文围绕正文展开，或是提示背景，或是考镜源流，或是补充材料，或是疏通字句，注文与正文形成了互补融通的关系，使得《文选》文本成为开放的意义空间，我们从中可以读到殷仲文的失意，体悟江淹拟作的巧妙，追寻东晋玄言诗的意趣，远慕孔子的坦荡不拘……可见，由原始文本，到次生文本，文本形态变得更加开放，文本层次更加丰富，注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也更加显著。 从《文选》白文出现，到李善注、五臣注，到唐钞《文选集注》，再到北宋刻本六臣注，再到明清的《文选》考证、评点著作，《文选》的文本形态变得日益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其传播与受众更加广泛，文本本身有因袭、有革新、有取舍、也有变异。[11]面对丰富多元的文本形态，我们一方面需要还原文本的原貌，通过早期钞本及刻本的比勘，尽量复原文本的最初形态，并通过《文选》诸本，对汉魏六朝集部文献进行校勘与注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考察文本演变的进程，从李善注、五臣注刻本内容的删改、文字的变异，到后世的《文选》考证专书的诠解，再到《文选》评点专著中文本篇目次序改变、读者主观情感的融入，以及明人重新整理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的文化取舍等多元进程中，考察《文选》文本多样性、流动性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因此，《文选》的文本研究不仅限于文字的对比校勘，更要探寻在文本形态演变背后的话语方式、文化语境以及文本重塑等诸多问题。当下各种版本及相关文献日益丰富，我们不应仅局限于文字校勘、考辨等层面的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也可以立足于文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文本生成与演变的机制，追溯经典产生与去舍的过程，从中思考并开拓古代文学研究新的范式。当然，本文综合研究不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研究实践，需要回归到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考察文本流变及其物质存在，综合文献、文学史、诠释史、接受史诸多研究视域，做出多元而细微的客观研究。 [1]参见周勋初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本文所引《文选集注》材料皆出自此书，文中不一一列出。 [2]参见刘跃进著、徐华校《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所引《文选》不同版本的校文，大多出自此书，文中不一一列出。 [3]楚谣：屈、宋等。汉风：苏、李、班、马等。见[清]方廷珪评点，[清]陈云程增补，[清]邵晋涵等批校《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4]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306。 [5]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374-392。 [6][明]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页3。 [7] 顾农《读鲁迅辑本<众家文章记录>》，《书品》，2003年第2期。 [8]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839。 [9]如江淹拟作“伊余荷宠灵”一句，李善注引刘琨《劝进表》“荷宠三世”，又引《左氏传》“宠灵楚国”，可见刘琨此语出自《左传》。此处，李善注本强化了刘琨《劝进表》的经典意义，读者阅读视野容易从江淹拟作移开，进而对刘琨的《赠卢谌诗》及其经典文章《劝进表》倍加关注。 [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页313-314。 [11]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认为，早期古典诗歌文本中的标题、作者、文字等常常发生变化与流动，其中隐含着历史叙述。参见（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田晓菲研究陶渊明集的文本流变，希望唤醒人们对中古文本流动性的注意。她认为，文本被改动，删改，重写，充满了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校改。参见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先唐经典文本的流变问题，关注正文、注文、评点等文本的多系统性。参见孙少华、徐建委著《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我们研究《文选》从钞本到刻本的流变，从单注本到集注本再到评点本的演进等问题，也要注意其中的文化取舍与读者视域的不断融入，文本作为敞开的意义空间，被不断地书写与充实。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选》诗类题解文献辑录与研究”阶段成果，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选》诗类题解文献辑录与研究”阶段成果，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宋展云教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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