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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继续谈奴法。 所谓“奴”，《说文》上说“奴婢，古之罪人。”《周礼·秋官·司厉》中说“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在历史上本来是个贬义词，《晋书》中就说“要当生缚此奴。”事情在清朝起了变化。大清龙兴关外，在征伐四方的过程中抓了许多战俘，此外还有不少罪犯、负债破产者等等，这些人被分给了满洲贵族做奴才，史称“包衣奴才”。包衣奴才也是世袭的，不管做了多大官，终归“生是别人的奴才，死是别人的死人。”比如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是大清内务府包衣奴才，年羹尧是雍正皇帝胤禛的包衣奴才（历史上的李卫并不是包衣奴才，这点与《雍正王朝》不同），所以胤禛抄曹雪芹的家是理所当然，曹雪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而年羹尧如此嚣张跋扈那就是既犯了君臣之礼，也犯了主奴之别，真是想不死都难。包衣奴才在主子面前自称奴才，显示的是自己与主子之间的亲近，倘若有个人不识好歹也跟着包衣奴才也自称奴才，那就是赵老太爷打阿Q“你也配姓赵！”有清一朝中，只有满人和包衣奴才（包含汉人）才有资格自称一个奴才。其他人都只能非常正式地称自己为“臣”。这就像在现在的单位中，某下属称呼领导为“X哥、X叔”，这显示的是他们之间的亲密，而你就只能毕恭毕敬地道一声“X长”了。 张廷玉本是没有资格做奴才的。 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是康熙六年的进士，张英为后人所熟知不仅仅因为这个能干儿子，还因为那首著名的“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诗和保留至今的桐城六尺巷。张氏父子是安徽桐城人，祖辈都是地道的汉人。清朝初年，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非常突出，许多著名的汉人知识分子都拒绝出任清朝官吏，起义失败了就归隐躬耕，著书修身，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号称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详情可参阅钱穆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反清，反清的理论基础在于夷夏之辨。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满族人穿的对襟马褂就严重违背了“垂衣裳而治天下”的古训，因此是夷狄、野蛮、落后，必须与之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张英同志在康熙六年就从安徽考中了进士，当时国姓爷郑成功刚死五年，大明正统还在台湾延续着香火，国内各路义军都在摩拳擦掌，准备东山再起呢。由此可见张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是从实用而不是理想，是从功利而不是绝对的角度出发的。 这种理解也直接影响了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张廷玉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帝国官场。张廷玉深知自己汉人身份天然带来的卑劣地位。在上书房中，首席大臣佟国维和次席大臣马齐这两个满人喜欢在一起喝奶子，张廷玉却“喝不惯这个味，还是喝茶吧。”在《雍正王朝》中，起初康熙也并没有特别偏爱张廷玉，在江南筹款、追讨国库欠款等事件中，张廷玉都还处于说不上话或者不敢说话的地步。但到了推举新太子事件中，张廷玉凭借一纸奏折就把自己送上了上书房首席大臣的位置，说明他在康熙的心中早已经彻底变成了自己人。君臣之间的自己人关系与政治联盟的自己人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分别见《雍正王朝中的政治斗争七之清官与贪官》和《雍正王朝中的政治斗争五之再次废太子》。张廷玉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跟皇帝谈利益交换的，他所能做的就是修正自己的利益来迎合皇帝的利益。也就是说，他需要在“上级的利益、本级的利益、下级的利益和本人的利益”这四者之间做出抉择来，有时甚至要牺牲对臣道乃至于读书人尊严的坚守。这种牺牲，我称之为奴法。 奴法的第一个方面在于放弃清高。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个著名诗友叫柳亚子，这位老先生就比较喜欢拽清高，毛主席多次批判他。《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说“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意思就是不要把自己当成拽拽的颜斶，乖乖写诗来读不好吗？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更是说出了“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的话来，表达了对这些百无一用又喜欢唧唧歪歪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后来终于大手一挥，送他们去农村体验生活了。清朝初年差不多也是这样。康熙十七年，帝国举办了第一届博学鸿词科，征召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当时已经揭不开锅了的黄宗羲、顾炎武们，还是死撑着就不去应试。前面提到了，张英同志在康熙六年就积极考试去了，张廷玉自然也不会死守着夷夏之辨的“腐朽思想”，想着自己读过几车书就该如何如何，就要瞧不起这瞧不起那的。在热河狩猎事件中，康熙的几个“孝顺儿子”轮番轰炸，终于把天天喝鹿血的康熙气翻在地，晕厥不起。等到康熙醒来，张廷玉赶紧跪到面前，涕泗横流地说“皇上，您可千万要保重龙体，这可不是出差错的时候，刚才皇上几乎要把微臣吓死了。您要是万一……谁能控制得住现在的局面啊！”完全不似康熙昏迷时指点得当的宰相气度。同在帐篷之中的皇子大臣，除了一个三魂吓走两魂半的胤礽泣不成声，再也没有别人能达到张大人的高度了，这种收放自如的演技足以使其捧回一座奥斯卡小金人了。病榻上的康熙非常满意地看着他，虽然一言不发，但心中已然将其视为心腹之人了，后来推举新太子的事情也就在意料之中了。纵观整部《雍正王朝》，也就只有李卫对着雍正嚎啕大哭“主子，你怎么就吃这么点饭”能与之相媲美了。 奴法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不要朋友。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写过著名的《朋党论》，欧阳同志认为，君子相交那能叫朋党吗？然后便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之类让人听不懂的话，大宋朝堂上响起了欢快的笑声。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向然，其实文人结党也是自古向然。大明朝亡国的时候，阉党与东林仍然大打口水仗，到了南明小朝廷还不肯罢休。因而，清朝的皇帝或者说历史上的皇帝都是非常在意臣子们结党的。在《大明王朝1566》中，司礼监掌印太监陈洪逼问赵贞吉“朝堂之上不言公论而谈朋友，是为何意？”赵贞吉颤颤地说“是为朋党！”然后海瑞和王用及就被打入了死牢。前朝明鉴，张廷玉谙熟于心。为了捧胤禩上位，佟国维串联百官上表，张廷玉对此心知肚明——这就是朋党啊。于是他坚决不掺和，也不规劝，有种引蛇出洞的意味。马齐请他一起签名，他说自己单独有密折。马大人一脸茫然“你单独还有密折啊？我怎么不知道？”那神色似乎在说“你这人怎么有话不说，这可不够兄弟啊！”后来佟国维骂张廷玉“用心险恶，虽历朝历代大奸似忠者无出其右”，其中一个重要论据就是他不拿同僚当朋友，会上不说背后瞎说。康熙为张廷玉洗白的话是“张廷玉为佟国维说好话，佟国维反骂张廷玉是奸臣”，说佟国维“以怨报德，无耻小人”。这段话明显就是不讲道理了，按照陈公公的话来说，公堂之上不能谈私情，谈私情就是朋党。康熙却用朋党的理论驳斥结党的佟国维，这是主子赤裸裸地维护奴才，对他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因为张廷玉不要朋友，康熙才算对他彻底放了心。这种放心也一直延续到了雍正乃至于乾隆那里。 奴法的第三个方面在于只认主子。在关于臣道的表述中我们提到过，能否坚守臣道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当一把手的利益与一把手所代表的本体利益之间发生偏差的时候，臣子应当如何抉择。臣道要求以本体利益为重，也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奴才的眼中就只有主子。同样是在《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皇帝之所以信任严嵩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严嵩的眼中只有皇帝的利益。他想修宫殿严嵩就给他修宫殿，他想炼丹严嵩就陪他炼丹，丝毫不提什么国家社稷这样的话来。等到他发现自己所拿的一切原来都是严嵩挑剩下的时候，就毫不留情地把严嵩一脚踹开了。张廷玉也面临过这样的困境。在亲王逼宫事件中，张廷玉亲口承认康熙晚年“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整顿吏治，改革弊政”，并将康熙二十年不为此事的原因归结为“诸位皇子为了争夺嫡位，把朝局弄得错综复杂”。套用佟国维的话来说，既然张廷玉当时便知道此事，为何不规劝、不阻谏，等到了新皇要整顿的时候才出来逢迎，说先皇早有此意？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康熙不想改，于是张廷玉也就闭着嘴跟着不说改。等到了金刚不可移其志的雍正即位了，下决心要搞整顿了，张廷玉立刻改变面貌，鞍前马后，甚至在看到雍正操切从事也不规劝，自己说是“怕伤了皇上励精图治的信心”，实际上还是怕自己当年跪地一哭换来的奴才身份被自己这么劝给弄没了。除了没能说一声发自肺腑的“奴才”，张廷玉在各个方面都已经俨然是皇帝之奴的表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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