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载]艅艎《说文解字“朱”和“官”》

原文地址：艅艎《说文解字“朱”和“官”》作者：温煦港湾

艅艎《说文解字“朱”和“官”》

讲  师：艅艎

时  间：2016年02月14日

地  点：温煦港湾总群（167346079）

整理人：乡关愁客

                                                                

艅艎讲师：

 

关于“朱”的本义，《说文》：“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康熙字典》注：“一者，记其心。”徐铉注：“木之为物，含阳于内，南方之火所自藏也。”许氏将其解释为红心的松柏类木材，本已十分牵强，而大徐又根据一在木之中的形态，将其与战国秦汉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强相结合，认为阳在内，即藏火于内，故而有南方火之红色。这种解法显然有违于上古造字时的初衷，因为较为复杂的阴阳与五行相搭配的理论系战国时阴阳家所首创，而秦汉以后又有所发明的结果。独不可轻易以此来揣度上古造字之理。

欲深究“朱”字本义之源，必应结合其古文形体与先秦文献中与“朱”相关的内容，揣度它们与“朱”字诸义项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金文“朱”字的写法，如下：

 

很明显，金文的“朱”字皆作木中间或有一圆点、或为一短横、或为两短横的样子，很像是指事字，但确切为何义，仍然很令人困惑。《师鼎》有铭：“赤芾、朱黄。”《卫簋》铭文有：“戴芾朱黄。” 其中，芾为蔽膝，结合金文文献，则“朱黄”应当也是一种戴在身上的红色饰物。另外，在战国货币三孔布的背文上多见有“十二朱”字样，则可知“朱”在战国时期已成为货币单位名，那么它又与红色或服饰佩饰有何关联呢？如果从“朱”本身的字形和与之相关的词汇来推定其本义，几乎无从找到根据，而笔者也不能就此而展开臆想。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来分析，研究包括古文字在内的其他汉字中带有“朱”字形符的字，或与之通假的字，或以“朱”为形旁的形声字，或许可以找到更好的研究途径。拙文《东周钱币起源“契券”考》在涉及战国货币单位起源的研究中，提到了货币单位“朱”的起源，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其中就依据古文“制”字左旁从朱，来逐步推演“朱”的本义：

古文“制”之左旁即为“朱”之变形，字形会意为以刀割木。制，《说文》训为“裁也”，即切割义。……货币单位“朱”到汉代时被写作“铢”。《广雅·释诂三》：“铢，钝也。”《淮南子·齐俗训》：“古者……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许慎注：“楚人谓刃顿为铢。”《文子·道原》作“其兵钝而无刃”。然而近人刘盼遂首先对此提出质疑：“《说文》‘铢’无顿意。……洪筠轩谓铢即殊之借字。《说文》：‘殊，死也。’于刃顿之义有何关乎？若训“铢”为刀兵之钝貌，那么“铢”与“无刃”便是递进关系，而这又与这组排比句其他分句中“而”字前后为转折的关系不一致。由此两种质疑再结合“朱”与“制”、“契”的关系推定，此处的“铢”不应训为“钝”，而应训作“砍削”，这就能解释“铢”为何可假借为“殊”、“诛”即“死”的含义：上古之人用无刃的兵器砍削敌人，同样能将其击杀。出土的夏商早期青铜戈的前锋也的确发现有圆钝的。这样就能让上面所引各分句都统一为转折关系，从而再次印证货币单位“朱”应具有切割、砍削义。①

 

通过对“制”字结构和义项的分析来对比“朱”字，便可得出货币单位“朱”或“铢”具有“切割”的义素。将一束丝或一卷布切割成若干份，其中的一份称作“一朱”。我们无妨再对这个义素进行补证。在出土文献《郭店楚简·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老子》与传世本《老子》的对读中，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文字互通之例。传世本《老子·第三十二章》：“始制有名”，帛书本《老子》亦有同样文字，而郭店简本《老子》同篇被编于第十四章，且作“始折有名”。这足以证明先秦“折”与“制”可互通。

既然“折”与“制”上古互通，那么其字形应相近。制字右从刀，而折字右从斤，刀与斤先秦时皆为切割工具，工具不同但却作用相同。所以意义也相同；而制字左旁从朱，那么“折”的左旁也应为“朱”字才能使之与“制”的字形相通。我们现在将“折”与“制”的金文字形列于其下以供进行对比：

 

 

    根据上面金文所示，“制”字可以看出起左旁明显从朱，而金文“折”的字形，显然可以看到其左旁明显像草木上下断开之貌，《洹子孟姜壶》的铭文“折”左旁不但上下断开，而且在断开处还加上两短横，表示强调这个意义。这就与《师酉簋》的“朱”字中间有两道短横的写法不谋而合。而且其左旁形符展现为草木断开之貌，又与前面我们论述的“朱”字的切断义不谋而合。综合这两点，可以确认金文“折”左旁形符就是“朱”字，同时也再次确认了“朱”的本义就应当是从中间断开了的木头，可引申表示其他条状物体断开的意义。

“朱”字既有割断、截断之物的意思，又如何引申表示深红、大红的意义呢？《韩非子·十过》记载：“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表明“朱”应该是一种红色染料。而汉字中表示颜色的字如“红”、“绿”、“紫”皆从糸旁，说明这些色彩都是古代用染料染丝而呈现出来的。笔者通过研究中国织染史后发现，“朱”的大红义项很可能是源于先秦时人们对丝织物的染色工艺。先秦的染色工艺分石染和草染两种，石染是用矿物质作为颜料对织物进行染色，而草染则是用植物的果叶根茎等部位作为染料。《周礼·考工记》：“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其中，“钟氏”是周官中掌管给羽毛染色的官，“朱湛”应是一种染料，由于需要“三入”、“五入”、“七入”这样多次浸染而使颜色不断加浓加重，根据现代染色学理论推测，只有使用草染的方法才需要多次浸染而达到颜色变深的效果。所以，“朱湛”应该是一种植物性染料。②它很可能就是先秦制作植物性红色染料最常使用的茜草，或是山茱萸。又，《仪礼·士冠礼》郑玄注云：“凡染绛，一入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纁，朱则四染欤?”绛、縓、赪、纁是随浸染次数的增加而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红颜色，那么依郑玄所言，第四次浸染则会呈现出“朱”即大红的颜色。显然“朱”应当指被植物染料多次浸染后而呈现出的程度最深的大红色。为了区分同有红色义项的“朱”与“丹”，我们需要对这两字的本义进行详尽讨论。《考工记》中的“丹秫”即“丹粟”，其中“丹”虽亦表示红色，但“丹粟”恰恰指呈细颗粒状的丹砂，也就是朱砂。而先秦时只称丹砂或辰砂，“朱砂”之名完全是后来才有的。且“丹砂”是一种一次染色就能十分鲜红的石染原料，并不需要多次染色以求加深色度。而丹砂在这里并没有参与给羽毛染色。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考工记》中的“丹秫”正是“为了得到茜草染色所需的作为媒染剂的硫酸根”③。由于草染染料无法直接给织物染色，而用丹砂颗粒制成的媒染剂正是能起到帮助草染染料着染于丝织物的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丹砂和“朱湛”同为红色染剂，《考工记》却记载在给羽毛染色时，这二者须同时使用的原因。作为草染染料的茜草，人们可以从中提取茜草素作为染色剂，提取时须切割、剖开茜草茎叶，方可获取染料。所以“朱”的切断草木的义项就顺理成章地衍生出从茜草中析取茜草素的红色染料的意思。又由于这种红色染料能够由浅变深而最终获得人们所想得到的大红颜色，所以“朱”就由切割义引申出了大红的义项。如果从这个引申角度来反观许慎训“朱”为“赤心木”的话，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许慎对“朱”的解释其实也并非全错，而是只说清楚了一半。“赤心木”当指如茜草这类可提取红色染料的草木，而这恰恰只是“朱”由切割草木的本义演变而来的引申义罢了。

为进一步增加旁证，我们列举一下以“朱”作为偏旁的一组形声字，探讨其义素中是否有“切割”、“断开”的义素。除了前面引文所列举的“铢”、“殊”、“诛”三字外，我们还能再列举“株”、“侏”二字作为旁证。《说文》：“株，木根也。”也就是说，株即为被砍去树木后留在地上的低矮木桩。所以“株”亦有砍削的义素；《广雅·释诂》：“侏，短也。”“侏”则为侏儒之义，表示因发育不正常而身高过低的人。在古人看来，这类发育不健全的人体型就如同从中间被拦腰截断的样子。先秦时，侏儒被作为供贵族娱乐消遣时的歌舞百戏演员。《荀子·王霸》：“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主。”《史记·乐书》：“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将侏儒、女乐与插科打诨的优人放在一起，可知在贵族歌乐舞中，侏儒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甚至很可能“侏”人就是从小故意被人砍掉双腿并养在宫中，长大后以其只剩半截的身躯作小丑一类的戏剧角色而供贵族娱乐。所以“侏”同样带有截断、砍断的意思。

综上所述，“朱”字本义为截断、砍断之草木，后引申为各种被截断的条状物，并将这样的义素化入以“朱”为声旁的形声字中。而通过对中国先秦织染工艺史的研究，又知周代先民是从割裂开的植物（“赤心木”）中萃取茜草素等物质作为草染工艺所需的红色染料，也揭示出了中国布帛染色技术的早期历史形态。所以“朱”又引申为大红、深红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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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官”字。

 

一  “官”的名义及蒙古文字形来源蠡测

关于“官”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意义，目前尚未有定论。笔者以为，若想全面解析“官”，应从“官”的本义与其古文字形上入手。

“官”字的本义据《说文解字》解释为：“史事君也。”也就是说，官的意义就是指侍奉君主的官僚和史官。古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史官是黄帝时期出现的。《史记·五帝本纪》：“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许慎《说文·序》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可知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创造汉字的始祖。仓颉时代的人对“官”的本初理解，也许只有通过其古文字型来表达。

由于甲骨文为契刻形式，线条多直线及方折，不能表现真实形象，故取带有圆润线条的金文字形来研究更切实际。

近人对“官”字也曾做过一些解释。据《说文》：“官，史事君也。从宀从。犹众也。此与师同意。”可知“官”下所从之“”与“师”相当，有众多的意思。所以罗振玉首先考证“”即古“师”字。而于省吾认为，甲骨文“官”字可释为“宽”①；赵诚先生则直接依文义与字形将其解释为馆舍的象形②。目前，诸家的解析可以说仍然莫衷一是。笔者以为，“官”的本质是治理百姓以分担君主政务的吏员，而且这些吏员似乎都属于史职人员。《淮南子·人间训》：“西门豹治邺，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这里的“官”则专指官府，且透露出官府里面主要储存的就是会计核算、记录的工具。而史职人员或说史官也恰恰掌握记录历史的工具。根据《周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上古仓颉以前的史官治理国家吏民就用结绳记事的工具，只是后世被书契文字取代而已。而金文“官”字下面的形符看起来更像是上下打了两个环形结的“结绳”。故“官”字上从宀，表示房屋建筑，下从，表示屋内墙壁或房梁上挂着的用于记事的结绳，本义应为官僚的办公场所——官府。可知官僚最早是为君主分担政务的记事的史官。

师（師）、遣二字也具有“”结构。《说文》：“两千五百人为师。”《周礼·地官》：“五旅为师。”刘熙《释名》：“人也。”注曰：“谓人众为师。”师为军队单位，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需要统一指挥，上古先民用结绳的方法记录或传达军令；遣字金文作（禹鼎《金文编》0226·11），字形可理解为双手怀抱一结绳，飞速奔跑之貌，意即军队调遣的命令需要用结绳传达。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鞑靼款塞（蒙国始末）》曰：

“鞑靼之境……亦无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令人转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画，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

 这说明，即使在中古时期没有使用文字的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军队的调遣等命令的传达也是靠类似结绳的方法作为信物的。这种结草记事的方法可能不光在鞑靼部落流行，而是在广袤的北方草原如粟特、回鹘、突厥以及后来鞑靼部的分支——蒙古等诸多民族中间流行。所以笔者考证，蒙古文及其所宗之回鹘文、粟特文虽属字母文字，但其竖写的长条状字形结构应是模拟“结草记事”的形态固化而成，也与“官”字下面结绳的象形结构十分相似。

二   从官与从“”诸字的字理阐释

为了进一步补证“官”字的名义，我们还可以寻找到更多的旁证。不但“官”、“师（師）”、“遣”三字具有结绳的义素，笔者认为从官的“菅”字也具有结绳、结草以记事的意义。菅草是我国南方普遍生长的野生草本植物，身长近1米，古代在中原也曾大面积分布。菅草之“菅”之所以从官，很可能就是上古人民结菅草以记事的表现。关于“结草”，《左传·宣公十五年》有：“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老人用结草的方式将杜回绊倒，摔在地上，说明结草并非是给草打成死疙瘩，而是环状扣。这也正与金文“官”下部的形符所表现的上下两个环扣形象完全一致。与“菅”相同，从艹从的“苢”恐怕也是古时用于结草、结绳记事的工具。《诗经·周南·芣苢》记载了周代民间妇女采摘芣苢的情景，“苢”亦作“苡”，即车前草。而“苢”与“苡”通，故知二者声旁“”与“以”必然有近似关系。而金文“以”作7（五祀卫鼎《金文编》2395·12），正可理解为是打成一个环扣的绳结。“以”字有“用”、“根据”、“按照”、“为……目的”的义项，而结绳记事或结草记事也正是官僚用于作记录工具和处理、治理人事时所用的凭证。

由“官”字“打成环状绳结”的义素又派生出了新的形声字，如“绾”，《广韵》解释为：“钩系也。”意为头发或丝带状物盘绕打结，正好符合这个义素；“官”下所从之“”同样也理应拥有“打出多个环状绳结”的义素。我们可以用“官”、“”所派生出的形声字来验证这个义素，如“追”、“逭”、“缒”三字。《说文》：“追，逐也。”逐字从辶，为行动、奔跑之义；从豕，豕即野猪，故“逐”意谓追逐野猪。那么“追”字从“”，结合前面对于“菅”字的考释，判断很可能是先民在狩猎过程中，可能会事先在围猎场地“结草”，用以缠住或绊倒野猪等兽类。被菅草结成的套所绞缠的猎物很难再继续奔跑，所以猎手会在此时追上去捕猎之。“追”字金文有作（《金文编》0236·29）、（《金文编》0236·31）者，可以清晰看出“”的形符顶端从屮，即“草”字初文，其实正是指这种能“结草”的菅草。又，周代有追师一职，《周礼·天官·追师》：“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郑司农云：“追，冠名。……追师，掌冠冕之官。……编，编列发为之，起遗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追，犹治也。……笄，卷发者。……”追师是专为王后管理头饰的官。其中，就有为王后编假发和卷发的职务。可见，“追”字从“”，可能就与追师将头发或假发绾成多个环状造型有关。与“追”字形相近的还有从官得声的“逭”字。《说文》：“逭，逃也。”正与“追”义相反，循上文可知“逭”应是针对被捕猎的野兽而言的。野兽被“结草”所缠，必然会竭力挣脱而逃，故“逭”有逃避、逃窜之义。另外，“缒”字也可以用“打成环状绳结”这个义素来进行解释。《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郑国的烛之武为郑君劝退兵临城下的秦军，“夜缒而出，见秦伯。”杜预注：“缒，县城而下。”其中“县”通“悬”，是说烛之武是用绳或长布将自己悬于城外侧，然后顺着城墙下到地面的。“缒”字从糸从辶从，结合烛之武“悬城而下”的动作，笔者认为，他应是将麻绳或带状长布先打出多个环扣并悬于城外，这样他在“悬城而下”时，就可以手攥上面的环扣，脚蹬下面的环扣，如软梯一般一步一步地往下降，最后安全下到地面。所以“缒”字中的“”结构仍能表现“打绳结”、“打环扣”的义素。

另，从官得声的还有“棺”字。《说文》：“棺，关也。所以掩尸，从木官声。”棺用以装殓死者，那么又与“官”的环扣或绳结的义素有何关联呢？目前所发现保存较为完好的两周贵族墓中的棺木，外椁用骨钉或榫卯结构拼接咬合，而内棺则多是用棺盖与棺身捆束固定的形式。《礼记·檀弓上》载：“天子之棺……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孔颖达疏：“缩二者，缩，纵也，纵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横束三行也。”这便是周代丧葬礼制中的“棺束”制度，用横向和纵向的多条束带将棺木绑定、封缄。其实，“缄”字从糸，也与这种用绳捆绑匣盒木棺有关，《说文》：“缄，束箧也。从糸，咸声”即可证。“目前所见到的棺束用料有三种：一是用麻绳捆束；二是用麻布缄封；三是用丝帛缄封。”③麻绳、麻布及丝帛无不是可用作捆绑的丝织物。周代棺束多是自棺盖顶部至壁板下端整个捆束起来的，最后在棺盖上打上绳结或插上木楔，考古发现棺木上最多的绳结就有横向七道，纵向三道，用葛布、丝绢缠绕。④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棺束”是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中出土的棺木。⑤综上所陈，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前，贵族墓葬中的棺木大都用束带麻绳等捆绑封缄，并且是一棺要打上多道棺束，最后在棺盖上再打上绳结，这与前面已解析出来的“官”字的“将带状物打成多个环扣状的绳结”的义素完全重合。也就是说，棺的实质意义就是用多道绳带进行捆扎的装殓死者的木盒。当然，从官得声的“棺”字的这种解释无疑成为“官”字具有绳结义素的重要旁证。

三   结论

综上所述，“官”字的名义应为在屋子里悬挂众多绳结或打成结的菅草以作为结绳纪事、结草记事工具的机构，即上古时期的官府，或称行政管理机构。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我们又对上古时期的“结绳”、“结草”作了很有意义的复原。它并非是像南美洲印加帝国的“基普”（Quipu，目前唯一存世的结绳记事工具实物）那样打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疙瘩的绳结，而应是打成环状扣的绳结。同时，结草很可能也是上古田猎捕猎走兽的一种方式。而且，用草来打环状绳结以纪事的形式不单在中国上古存在，还曾遍及蒙古草原甚至整个北亚、中亚和西亚的游牧部落地区。据记载，古代西亚的波斯军队中就曾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依据李心传对鞑靼人的描述，可以推测蒙古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古代草原文明所使用的文字，甚至波斯文的字形来源都极有可能是用当地盛产的草本植物“结草记事”、“结草为约”，制成各种带有环扣的“结草”，以代表各种发音音节。再将其拼在一起，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拼音文字。此外，一系列从官得声或从得声的字的字理，结合本文所得出“官”、“”具有环扣状结绳义素的结论，也都能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