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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摘自贴吧《殷商天下》，是一篇讨论殷朝末代君主帝辛的交流文章，该文从囚文王、伯夷投周、征东夷、牧野兵败等方面分析帝辛是明君而不是暴君，引经据典，据理力争，观点鲜明，把当作“暴君”冤枉了二千多年的一代帝王形象拔乱反正，周人的侮辱、蔑视之词统统推倒，还原历史真相。用现代价值观评判，帝辛是古代一个成功君主、一代伟人，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他的开疆拓土、促进中原文明传播、发展华夏生产力等等功绩将永远不可磨灭！
殷帝辛“长巨姣美”，“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是殷朝的最后一位国君。他不但长得高大、威武、漂亮，而且“资辨捷疾，闻见甚敏。”颇有名气。但他也有缺点，“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也颇有争议。有人说他好，有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有人说他坏，是暴君，是典型的暴君。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孰是孰非？殷帝辛是个值得探讨的人物。帝辛的出名仅仅是因为他残暴吗？如果仅仅因为他残暴，人们为什么把一个残暴的人时时挂在嘴上呢？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不止他一个，为什么独独帝辛争论了几千年？如果看史书，记载帝辛坏的很多，终有人不服，为他争辩，这就更值得探讨。现根据看到的一些资料，加以整理，综合起来看，说帝辛是暴君，确实是很冤。这一几千年的冤案也确实该平反了。
一、从囚文王看帝辛 文王被囚一事，历来被当作帝辛残暴的一大罪状。文王是怎么被囚的呢？《金楼子·兴王》曰：文王增修政三年，四方诸侯皆服。崇侯虎谮之于纣。纣不纳。费仲又言于纣，想要杀死文王。纣不从。九年春三月，文王率六州诸侯朝于殷。崇侯虎又谮之。纣怒，囚文王于羑里。从此看帝辛囚文王的原因是文王威胁到了殷的安全。
《史记·殷本纪》曰：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候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从此看帝辛囚文王的原因是文王不满帝辛的残暴。《史记·周本纪》又曰：祟侯虎谮西伯於殷纣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从此看帝辛囚文王的原因与《金楼子》说相同。同一本《史记》对帝辛囚西伯的原因，记述竟不一致。
《吕氏春秋·行论》又曰：昔纣者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於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叛，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说，父虽无道，子敢不事奉父亲吗？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吗？哪一个侯王能叛国君呢！听了文王的话，纣王就赦免了文王。从此看帝辛赦免了文王，没有囚禁文王。
《史记》与《史记》、与《金楼子》、与《吕氏春秋》的记述都相互矛盾。究竟哪种说法真实可靠，我们无法作出判决。 这里不去考证哪个说法正确，只按照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囚文王于羑里而不是赦。文王在被囚期间干什么呢？写书，“文王拘而著《周易》。”说明文王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并未遭到太大的折磨，否则，他是不会静下心来写书的，而且周人也没有宣传文王在狱中如何受虐待，如果文王真的受虐待，周人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攻击帝辛的机会的。由此看，帝辛残暴吗？
有言曰：纣杀伯邑考而为羹，让文王吃。这事不可信。帝辛对文王尚且不虐待，他何必要杀他的儿子以增加仇恨，激化矛盾呢？况且，《淮南子·汜论训》曰：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说明文王长子伯邑考不能继位，是其父把他“舍”了，而不是帝辛把他杀了的。
“商王朝要全力对付东夷，为了稳定后方，又把他释放了。”（《中国古代史》）文王出狱之后，纣王“杀牛而赐之”（《淮南鸿烈》）。帝辛宴请文王，并不无愧疚地对文王说，告你状的是一个长鼻决耳的人，文王说，这是崇侯虎的形象。作为一个国君，连谁给他报告的人都告诉被告者，这似乎显得幼稚可笑。后来，帝辛为了安定西方，就依靠文王，赐文王弓矢斧钺，让其获得征伐大权，为巩固殷的后方作贡献。为了名正言顺，帝辛封文王为西伯。
帝辛囚文王的原因说法不一，是囚了还是没囚的说法矛盾很多，对此，我们会产生诸多疑问。退一步讲，帝辛囚了文王，又从哪里能看出帝辛对文王的残暴呢？放出文王之后，帝辛又是赐牛，又是宴请，还不无愧疚地解释囚的原因，还授权，还封官，帝辛憨厚、热情、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帝辛对文王有情有谊，有信任有希望。就连文王取得征伐权之后，伐犬戎，征密须，败耆（即黎）国，伐邗，伐崇，帝辛都不怀疑他另有图谋，这还引起大臣们对帝辛的极大不满。事实是文王利用帝辛对自已的信任，完成了对帝辛的战略包围，打下了灭殷的坚实基础。
在这里看不见帝辛的残暴，倒是见到了文王的不义。
二、从伯夷投周看帝辛
伯夷叔齐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贤人，孟子称他们是圣之清者。古人对伯夷叔齐投奔周国多有记载。但他们到周国之后的情况就很少有人提及了。
《吕氏春秋·诚廉》记截：伯夷、叔齐二人听说西周“有道”，便投奔西周去了。到达西周，文王已死，武王当政。他们深入观察西周的道德风尚，发现武王派叔旦去策反帝辛的高官胶鬲，以“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条件，签订盟约，一式三份，一份以牲血处理之后埋在四内，然后各执一份而归。又派召公去策反微子启，以世世代代为长侯、又以桑林、孟诸这两个地方送给微子为条件签订盟约，一式三份，“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听到这些事情之后，相视而笑说：熹，奇怪啊！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道”。武王用这种办法对待殷国，就是“以乱易暴”，现在天下昏暗，周德衰败，与其在周国混而玷污自身，不如避开他们而洁身自好。于是，他们隐居起来。
《史记·伯夷列传》曰：“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伯夷对武王的指责可谓严厉，说他不仁不孝。尽管伯夷对帝辛有意见，但他承认帝辛仍够格当国君，仍称帝辛是国君。认为武王们更道德败坏，与之共事就是玷污自己。武王灭殷之后，伯夷叔齐以之为耻，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后，饿死于首阳山。
一位大圣人不惜以死对武王伐殷进行抗争，可见武王伐殷的不义程度。可惜这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没引起后来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实在可悲！可叹！“圣之清者”的死是白死了。伯夷叔齐的言行具有代表性、权威牲、可靠性，我们应该从这里悟出一些东西。
三、从征东夷看帝辛
战争可以掠夺财物以自富，帝辛征东夷为什么损失了大量的财物呢？可见他没有“掠取”那里的财物以自富，而是一切开支自已支付，或许对那里还有一定补贴。“纣王每战胜一国都要把那里的财物抢掠一空”之说，可以休矣。
“攸侯喜征抚东夷林方、人方、虎方、粤方，迁殷民十五万与林方、人方等同化”（《殷人东渡美洲》）。可见帝辛征东夷并非以掠夺财物为目的，也不是用纯粹武力镇压，他用的是征讨加安抚办法，所以董作宾用征抚一词。东夷来扰乱，我就征讨，但又把东夷人看成自已人，加以安抚，并且派十五万殷民去与他们同化，使他们彻底与自已溶为一体。这怎么能说纣王残暴呢？这就是殷帝辛“征”东夷、东夷人“服”殷、东夷从未叛殷的原因，也是殷亡后东夷人叛周，甚至是多次叛周的原因。
帝辛征服东夷的大军始终没有投降周人，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帝辛的十万东征大军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子，摆在他们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向周人投降，命运不堪设想；二是逃往海外，命运也不容乐观。他们选择了宁可冒死出海也不投降周人的道路。经专家考证，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到了美洲，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就是今天的印第安人。关于殷人东渡的问题，中外专家早己有论述，地下文物也有证明，印第安人代代相传，他们是三千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美洲的，他们的祖先是殷人。
帝辛的东征大军宁可冒死去寻找新的生活，也不投降周人，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忠于殷国，忠于帝辛。否则他们可以投降，可以溃散，可以自谋生路，何必冒死集体出海呢？如果帝辛残暴，军队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忠于一个残暴的娇君主吗？如果武王仁慈、爱人，这些军队为什么不奔向爱自已的人，而宁可死在海里也不投降武王呢？
四、从《牧誓》看帝辛
《牧誓》是武王伐殷的誓词，它集帝辛罪过之大成。《牧誓》指出帝辛三大罪过：
1、听信妇人的话。我们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为什么妇人的话就不能听呢！为什么听妇人的话就是罪过呢？母鸡打鸣家庭就要败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条不仅不是帝辛的过错，反而说明帝辛的思想进步、观念更新，他不但不再把妇女看成祸水加以歧视，而且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加以采纳，这是好事，优点，根本不是什么罪过。反过来恰恰证明武王的思想是落后的。
2、不祭祀祖宗和上帝。殷人信鬼神，帝辛鬼神观念有点淡薄，祭祀鬼神不够按时，所以武王对帝辛大加指责。在今天来说，这也谈不上什么罪过，是一种进步。假如人们不怀疑鬼神，不放弃鬼神，科学如何得以发展，社会如何进步？武王对帝辛的指责也是错误的。
3、任用四方逃亡的奴隶而不任用同宗兄弟。在奴隶社会，奴隶不被当成人，而被当作财产，可以随便打骂、买卖、杀死、送人。殷帝辛能任用奴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特别是对四方许多逃亡的奴隶崇敬、提拔、信任、重用，任用这些人作卿士大夫一类的官，这就更了不起了。殷帝辛真是解放奴隶第一人。
武王还指责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奴隶、做官的奴隶，残暴地对待“百姓”，在殷的国都任意犯法作乱。这里的“百姓”概念要搞清楚，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百姓。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在殷朝“显然，百姓是贵族。”解放了的奴隶“任意犯法作乱”，“残暴地对待”奴隶主贵族，这是大好事，无疑这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必然引起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任用奴隶做官，自然就影响了奴隶主做官，影响了同宗兄弟做官。所以，奴隶主贵族、同宗兄弟都反对帝辛。
这种先进与落后，改革与守旧的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武王完全站在旧势力保守势力的一边，指责帝辛，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说殷帝辛“众叛亲离”，可能就是帝辛解放奴隶，损害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故奴隶主“众叛”了，帝辛任用奴隶做官，不任人唯亲了，所以“亲离”了。如果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看殷的形势、看帝辛的改革，就是“僻乱”，就是“残暴”，就是“昏暗”。从今天的角度看，《牧誓》对帝辛的指责，都不是罪过，反而证明帝辛的思想是进步的，是超前的，这是成绩，是功劳。
武王为什么要如此指责帝辛呢？目的就是鼓动所有的人反对帝辛。当时科学不发达，人们迷信鬼神，武王指责帝辛慢待鬼神，达到其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帝辛的目的。殷帝辛解放奴隶，甚至让奴隶做大官，所以，许多小国的奴隶都跑到了殷国，只要好好工作，帝辛就信任他。文王为了拉拢一些小国，与帝辛对着干，大力宣传奴隶们跑到天边也得把他抓回来，各国不得收留他国奴隶。帝辛不听这一套，收留了他国奴隶。武王攻击帝辛的奴隶政策，必然得到其他小国奴隶主的拥护，从而跟着他反殷。武王攻击帝辛的用人政策，从而得到殷国奴隶主们的支持，也跟着武王反殷。 五、从牧野兵败的原因看帝辛 牧野之战帝辛为什么失败了呢？原因很多。《左传·宣公》：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意思是：帝辛依仗自已的才能和强大的力量，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认为谁也奈何不了他。所以灭亡了。《史记·殷本纪》曰：帝纣资辨聪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辛确实有才，但也恃才，恃才必骄。所以帝辛又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殷又是一个大国，文化先进，物资丰富，所以，纣王更加骄傲。谁也不放在眼里，认为谁也奈何不了他。
孟子认为武王利用了一个好时机，才取得伐殷的胜利。这一年，周国正遭遇饥荒，农民们愿意出去作战，藉以取得食粮（《中国通史简编》）。殷国国内兵力空虚，帝辛毫无戒备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周人悄悄偷袭，确是一个好时机。《墨子·七患》：纣无得武之备故杀。意思是帝辛对武王没有防备，所以被杀了。
从生产力来说，周远落后于殷。如酒，酒是粮食酿造的，在殷国，不仅帝辛饮酒，普通人也饮酒。因为粮食多，除吃之外，多有剩余，酿酒成风。在周国，生产力低下，所收粮食尚不足以填饱肚子，哪有余粮做酒？所以，酒就成了奢侈品。国家禁止做酒，禁止饮酒。因为酒做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饿肚子。周人禁酒是其农业落后的反映，不是文王武王周公廉洁朴素，或者有别的什么高贵品质。再如手工业，殷国手工业己相当发达，周国很少，所以殷亡之后，周人把殷国的手工业者瓜分了，而且待遇也比其他人高。
从领导水平说，帝辛兼天下，诸侯朝，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周灭殷之后，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无从下手。第二年，武王访问箕子，求教治国之术，箕子以《洪范》告之。
从法律来说，周没有完善的法律，灭殷之后，仍以殷的刑法为准则（《康诰》）。
从礼节来说，周灭殷之后，仍沿用殷的礼节（《洛诰》）。
究竟谁代表先进，这不一清二楚了吗！
有人说，武王、周公“仁”，仁者爱人。他们爱人吗？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的言行来证明吧！帝辛已经殉国了，武王到了帝辛殉难的地方，亲自照帝辛的尸体射了三箭，用轻剑砍杀，又用黄铖斩下帝辛的头，悬在大白旗上。又到帝辛的嬖妾处，二女也都己自杀，武王又射三箭，用剑砍下头，挂在小白旗上。对尸体还下如此毒手，是暴？是仁？殷国是武王的姥姥家，帝辛还是他的老表，还应该说帝辛也是他们的恩人。如此对待，仁在哪里，情在哪里？
周公对康叔说，有一群人在一块喝酒，你不要放纵他们，把他们全部逮捕，押送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们杀掉（《酒诰》）。对那些有意犯罪者，即便他犯的罪很小，也不能放过（《康诰》）。这种作法，这种指导思想，难道也叫仁吗？
召公告戒成王说：你要敢于用刑杀的办法治理小民（《召诰》）。这不是公然教唆国王杀人吗？这也叫仁？
他们对殷遗民说，我分给你们土地，是为了让你们敬事我们周国，如果你们不敬事我们周国，不但要收回土地，而且要惩罚你们（《多士》）。公然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难道这也是仁？周人善于耍两面派。如文王一面说不敢叛殷，背地里极积作叛殷准备；周公对外大肆宣传周代殷是上帝的安排，谁都得服从，天命不可违，对内又说，“天不可信”；一面告诉康叔对不听话的人要坚决杀掉，一面又对康叔说：这不是你在刑罚人，是上帝让你刑罚人。这里诚信何在？难道这也是仁？这就叫明德？
《淮南鸿烈》曰：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难道这也是仁？如果帝辛的作为是事实，那么，文王才真“助纣为虐”。
从对历史的贡献说，帝辛更新观念，能认真听取妇人的意见；对战俘，不把他们杀死，而是把他们变成奴隶，从事各种生产劳动，这就发展了生产力；对奴隶放宽管束，对有才能的奴隶授以官职，这不能说是任人唯贤，但起码可以说这是对任人唯亲用人制度的一种冲击，一种打击；不能按时祭祀鬼神，说明神鬼观念淡薄了，这对迷信思想也是一种冲击；帝辛征服东夷，不仅保住了国家的安全，扩大了领土，而且把中原文明带到了淮河长江流域，加速了中原与江淮之间的文化交流；《淮南子》曰：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这么广茅的地方可以说是今天中国的一个雏形，实现了中国的初步统一。然而文王武王及周公他们有什么历史功绩呢？他们耍阴谋，施脆计，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以一个落后的小国推翻了帝辛的先进大国，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大的波折，除此以外还干了些什么呢？将一个京畿之地分成邶、鄘、卫三国，加上武庚统治的朝歌就够四国了。又实行大分封，据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国五十三个。从此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纷起，战乱不断，一直延续了八百年。这是功还是过？一个社会制度落后、文化落后、法制礼制都落后的领导集团，代替了社会制度先进、文化先进、法制礼制先进的领导集团，这是进步还是落后了呢？
六、可恶的双重标准
事物分类要有统一标准，评价事物也要有统一标准，评价人物更应有统一标准，统一角度。如国王、皇帝的生活，哪一个国君的生活水平不是这个国家最高的？为什么帝辛就是贪图享乐而别人就不是？再如对女人，帝辛宠一个妲巳就成了大罪过，皇帝们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为什么么就是正常的？“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淮南子》），为什么文王十五岁时就有了第二个儿子武王，这不是好色？连“非法”也不是罪过？
文王“为玉门、筑灵台、相童女、击钟鼓”。他的国家那么小，那么穷，文王生活那么奢侈，不是罪过。而帝辛国家那么大，那么富，建了个鹿台就成了大罪呢？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性质就会截然相反，这是不公平的。 帝辛征东夷是自卫性的，又是安抚性的，有人就说帝辛“穷兵赎武”。文王获征伐权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谁不听我说，我就伐谁，不但没人说“穷兵赎武”，反而赞扬说完成了对殷的战略包围。
同样是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不满，称殷的三个反对派箕子、比干、微子为“三仁”，而且微子己经叛国，还要称“仁”。称武王的反对派“三监”，叫“三监”叛周，是叛徒。
帝辛杀比干是残暴，周公杀管叔，却说“周公杀兄，犹之为仁。” 这些都是什么逻辑？
周是小国，周人自己也说自己是小国。有人强调周的胜利时，也说周是小国。因为小国打败大国，了不起。然而，强调帝辛昏庸时，又说文王乃献洛西赤壤千里，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焉。既是百里小国，何来赤壤千里？强调文王仁时，说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事殷。既为百里小国，何来三分天下有其二？难道这些说法不矛盾吗？
成者王，败者贼，不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事物的标准，不能因为武王打败了帝辛，就说武王对，一切都对，好，一切都好。帝辛失败了，就说帝辛坏，一切都坏。一切应该实事求是，这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七、帝辛的恶名是怎样形成的
帝辛的残暴是周人为了说明伐殷有理，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加给帝辛的。后人怕得罪周人，都跟着喊。有言曰：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再后来的人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结果帝辛的所谓罪过代代叠压，以讹传讹。有人讲点实情，也形不成气候，改变不了形势，所以历代有人为帝辛鸣不平，历代潮流说法都说帝辛是暴君。现在，我们分阶段来看帝辛的所谓罪过。
伐殷时周人仅提出帝辛三大罪状，这三条在前面我们己有分析，不是什么罪状，而是观念更新思想进步的必然结果。说明这时周人拿不出帝辛的真正罪过。
周公东征前，周人并没有批评过帝辛的什么罪过。没有发布过任何有关帝辛罪过的文诰。这进一步证明殷王没有什么罪过。
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看到帝辛影响力太大，不搞臭他，就会直接影响其统治地位的巩固，所以要加大对帝辛的批判力度。但是，除了说帝辛饮酒享乐之外，又提不出更多的问题。周人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殷人的质问，为什么灭殷？理由何在？周人无言以对。他们面对殷遗民，无法胡编乱造帝辛的罪过，所以，只好利用殷人信鬼神的特点，把责任往上帝身上推。他们对殷民说，不是我小小的周国敢夺取殷国的大命，因为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些善于说慌而又胡作非为的人，所从才辅助我们周国。假如上帝不给我们，我们是不敢妄求这个大位的。上帝是圣明而威严的，我们下民只有本着上帝的旨意行事（《多士》），你们殷人也不要怨恨我们。
在以后的发展中，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不惜“以无为有”，给帝辛又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帝辛和夏桀相提并论，把桀王的罪名加到帝辛的头上，依据桀描绘了一个纣的形象，这是很不应该的。桀为国而死了吗？夏遗民为桀反叛过殷吗？没有。所以，桀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在当时就引起了许多正义者的不满，孔子的学生、帝辛的老乡子贡就忿忿不平地抗议，为帝辛打抱不平，指责小人将天下的坏事尽往帝辛头上安。如刘向《新序·节士》曰：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年千人。贾谊《新书六·春秋》曰：宋康王……剖伛者之背，折朝涉之胫，国人大骇。后来人们把酒池折胫之事又都安到了帝辛头上，这就是例证。
八、结尾
纵观历史，从帝辛软囚文王、坚信西周、放纵微子、慷慨殉国、夷齐责周、殷遗民叛周等历史事件看，从朝歌人民用地名、民间故事纪念帝辛的情况看，殷帝辛不是一个暴君，更不应该是一个暴君的典型。在有些问题上，帝辛不但不残暴，反而显得颇为仁慈。如，对文王，对他的反对派。再加上他对我国历史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说，殷帝辛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国君。当然，人无完人，肯定殷帝辛有他的缺点错误，我们不能要求殷帝辛完美无缺，但要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对有些指责也要作历史的分析，如指责帝辛沉湎酒色，带的殷民也爱喝酒。帝辛爱喝酒，这可能是事实，因为殷国农业发达，粮食多，所以做的酒多，喝酒的人也多。周国农业落后，粮食少，吃饱肚子尚且困难，那有粮食做酒。所以酒很少，酒成了稀有物，喝酒是一种奢侈。所以，文王反对喝酒，谁喝酒他指责谁。帝辛喝酒，酒量也大，因为酒多，殷民也喝。这种情况在周人看来，就是一种罪过。也不要说帝辛好色，如果帝辛真的沉湎酒色，他还会倒曳九牛扶梁易柱吗？他还会带兵打仗、亲征东夷、亲赴牧野沙场吗？按照古人规定男子三十才能结婚，但是，文王十五岁就有了武王，己经生了两个孩子了。这又该作何解释？武王、周公、姜太公是一伙暴徒，他们利用、玩弄各种手段，侥幸地战胜了帝辛，于是就利用自已手中的权力大力美化自己，丑化侮辱帝辛，后人又依从前人，使帝辛蒙受了几千年的不白之冤。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客观地评价殷帝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历史使命和新课题（本文有所删节和改动）。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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