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笔记》

文汇学人;专题2018年09月07日 星期五

 

对“笔记”的身份认同重新作些考虑

——写在《全宋笔记》出齐之际

王水照

 

    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多种领域，尤为历史学、文学的研究者所重视。它在历史学科上“补正史之缺”的价值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共识，出版物中，即有以“史料笔记丛刊”命名的；但其文学性质的讨论似尚不充分，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颇有“妾身未分明”之感。我想，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

    上海师范大学编纂的 《全宋笔记》，是近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其包含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日渐突现出来，引起学界恒久的重视与珍重。

    2006年，我参加四川大学召开的《全宋文》（360册）首发式时，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宋代文学的研究者，对《全宋文》的问世有些特殊的感受。宋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文学文本，不外是诗、词、文三者。宋代虽然话本小说、戏曲也很发达，但能确认为宋代的文本，至今留存极少。有了《全宋词》《全宋诗》和现在这部  《全宋文》这三大“全”，几乎包括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文本资料。这三大“全”的鼎足而立，将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时间过去了12年，如今我们可以说，有了《全宋笔记》这第四“全”的加盟，从“三足鼎立”到“四维并举”，把宋代文学的直接文本资料，殆已囊括无遗，在宋代文学研究史上树立了难以磨灭的丰碑，促成了文献资料的完整性、互释性和体系化。

    笔记在传统目录书中，被列在史部或子部，自有其学理根据。但从今天学科分类架构的角度来看，能否对其身份认同重新作些考虑。此时此刻，我想到两位前辈学者和一部新著。

    一位是钱锺书先生。他一生激赏于“修词机趣”，倾心于“文字游戏三昧”，擅长“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对“文学”的界域具有灵动、宽泛的视野。在《近代散文钞》的书评中，他对笔记“小品文”有过风趣而机智的解说。他说“小品文”这个称谓可与“一品文”或“极品文”相对举，后者“本 ‘一品当朝’‘官居极品’之意，取其有‘纱帽气’”；而“小品文”当然也有载道说理之作，然其主要特征在于有 “格调”，可以名之为“家常体”，“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迥乎不同”。他并认为这种文体“由来远矣”，开始形成于魏晋之世，是 “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即我所谓‘家常体’”，举的实例就是《世说新语》等包括笔记在内的作品。也就是说，笔记是“家常体”之一。他还说过一句重要的话，认为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常体，介乎骈散雅俗之间的一种文体，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则将“家常体”和“古文”视作中国古代散体文章中的两大系统，极大地提升笔记小品文的文学地位，具有引人注目的学术启示意义。钱先生的这些观点是符合古代笔记作者的写作初衷的。秦观有部笔记叫 《逆旅集》，今已遗佚 （否则这套 《全宋笔记》可以再增加一种），但他留下一篇序文，交代其书好丑兼存，随机而述，不求永久，与“君子之书”有异，也非“缙绅先生之事”，最后总结他作笔记的原则是：“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淮海集》卷三九），与钱先生所说的“介乎雅俗之间”“不衫不履”“自在萧闲”，旨趣是一致的。

    另一位是吕叔湘先生。这位语言学前辈有部不起眼的小书，就是《笔记文选读》。此书是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国文杂志》1943年陆续刊登，选了九种笔记，宋人占了七种。吕先生作此书的初衷是为中学生提供文言文阅读的参考书，因而语文学的知识介绍自是它的重要内容；但处处贯串着文学评赏和分析，不妨说，“文学视野中的笔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叶先生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中说：“文言之中专选笔记，笔记之中又专选写人情，述物理，记一时的谐谑，叙一地之风土，那些跟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为的是内容富于兴味，风格又比较朴直而自然，希望读者能完全消化，真实得到营养。”后来由文光书店正式结集出版时，吕叔湘先生增写了一篇自序，几乎一字不改地暗引了叶先生的这个概括：“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只是把叶氏所说的“那些跟”改成“多半是”，稍稍做了些限制；但紧接着加了一句：“似乎也有几分统一性。随笔之文也似乎本来以此类为正体。”叶先生的这个概括，源自李肇《国史补》的自序：“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但六项中删去了“辨疑惑”“示劝戒”两项，把 “纪 事实”改为“写人情”，突出人、物、时、地四端，特色是“富于兴味”，文风是“朴直而自然”，更贴紧了文学的内涵和功能。吕先生对此不仅完全认同，还进一步指明此乃这类笔记文的“统一性”所在，而且提到“正体”的高度。对于笔记的这种全局性、整体性的评价，尚不多见，是尤应重视的。

    在吕先生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中，文学视野是一以贯之的。其作家总评和与众不同的专设“讨论”一栏中，要言不烦而精彩纷呈，往往在个别问题的点评中，蕴含重大的文学命题和课题。与钱先生论 “家常体”起始于《世说新语》相呼应，吕先生此选亦以《世说新语》开篇，推崇此书记人“盖善于即事见人，所谓传神阿堵者”，“今世言文学，尚性格之描绘，是则此书固宜膺上选也”，径直置于文学范围中予以论述，而“即事见人”“传神阿堵”数语，准确地道出笔记记人手法的文学特点。他论及苏轼，“坡公策论，旧为学文者所宗；时移风变，转觉信手拈来者为有意境有性情，胜彼辩士常谈多多许也”，注重于笔记的随手而成、脱口而出却具“意境”“性情”的特性，击中要害。又说东坡《志林》：“实开晚明小品一派”，“或直抒所怀，或因事见理，处处有一东坡，其为人，其哲学，皆豁然呈现；与本编前后诸家随笔皆不侔，当另换一副眼光读之。”评赏中着意于对象的个性，突现 “这一个”。他对作家的总评又能与其具体作品的评析结合起来，如评《记承天寺夜游》：“此篇寥寥数十字，而闲适之情毕见，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更见含蓄，此则诗与文不同也。”又对东坡自称“闲人”，作了大段警策的阐说，不啻是中规中矩的文学评论。他在全书评论中，又多前后照应、彼此互阐之妙。如论及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放翁才情豪放，倾注于诗……出其馀渖，为笔记文，亦清简可喜”；其笔记文的特点，“记人不求传神”，有别于 《世说新语》；“记事不穷考据”，则异于《梦溪笔谈》，然而“信笔数语，自饶逸趣，盖初非刻意为书，亦犹是诗人气分也”。此从诗文一脉相承处着眼，而他评苏轼 《记承天寺夜游》与陶诗相较，则从诗文不同处落笔，各臻其妙，表达了吕先生独到的文学见解。

    限于本书的性质，吕先生的评论大都点到为止，不暇展开，但已指明路径，对于笔记文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作了示范性的导引，留待后辈循此精进，深入堂奥，以求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史》的诞生。

    想到的一部新著是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宋人轶事汇编》。这部“汇编”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宋人笔记。在一次有关“笔记”的学术会议上，有位先生说过，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叙，“正史以骨骼，笔记以血肉”，我深以为然。从人物传记而言，正史中的纪传、各类墓志铭等碑版文字和记人为主的笔记文，三者的文学蕴含、审美愉悦和情感投入程度，表现出逐次递增的趋势。隔代修史，《宋史》为元人所修，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政府行为，它的纪传是表达朝廷意志的盖棺论定，立言审慎，叙次合规，大都选取生平履历、立朝大节、重要宦迹等，人物面相单一，史臣以“客观”“可信”为鹄的。笔记写人的手法是“即事见人”，重在轶事，通过种种日常而又含趣味的“轶事”来展示人物的心灵；重在“细节”，用素描式的三言两语来“传神阿堵”。试读《宋史》中的苏轼本传、苏辙所作乃兄的墓志铭及《宋人轶事汇编》中378条苏轼“轶事”，完全是三种不同的苏轼形象。直到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东坡，大都得益于宋人笔记所形塑。我们曾经说过，“如果要欣赏宋人风度，体味宋人情怀，感受宋人的雅致生活与书卷气息，《宋人轶事汇编》恐怕比《宋史》更为合适”。把此书当作文学书来读，似不为过。《拗相公》就是联缀诸多宋人笔记材料而成的一篇话本小说，毫无悬念地进入文学之林。

    前面所说的“四大全”，其文学性质是并不完全等同的。由于诗词在形式体制上的明确规定，《全宋诗》《全宋词》作为文学文本的直接文献，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坏诗烂词，仍是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对象。《全宋文》中的18万篇作品就不能全部阑入文学史的论述对象，大多数诏诰等官方文字很少有文学因子。笔记情况也与之相类。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多种领域，尤为历史学、文学的研究者所重视。它在历史学科上“补正史之缺”的价值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共识，出版物中，即有以“史料笔记丛刊”命名的；但其文学性质的讨论似尚不充分，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颇有“妾身未分明”之感。我想，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史记》是历史书，但鲁迅评为“无韵之《离骚》”，毛泽东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似可兼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宋笔记》也可被视作泛文学文本或亚文学文本的文献集成，以纠正文章（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中长期边缘化的缺憾。

    《全宋笔记》必将是一部“长命书”，成为宋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一部大型文献整理典籍的出版，往往能促成一项专门学科或专题研究的建立与发展，切实解决学术难点，推动学科走向层次更深、水平更高的方向。对于《全宋笔记》的问世，我们也满怀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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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笔记》是继《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之后，宋代文献汇编整理的新成就。从1995年策划，到2018年终于由大象出版社出齐，历时19年。这个马拉松式的出版项目全面告竣，广受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学者关注。尤可称道者，在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作为宋史研究重镇，在宋代文献整理上积累的扎实成果。前不久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对此贡献予以梳理并表示敬意，并从学术意义、点校编辑经验、前人学养学风等多个角度，一一圈点了《全宋笔记》的重要性。《文汇学人》在此整理一二，留取吉光片羽，以飨学林。

    邓小南（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全宋笔记》的编纂整理，承载着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期待，感觉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长成了朝气蓬勃的青年。其间经历过的辗转曲折，相信都铭刻在各位主持者和参加者的心头，很多可能都不足为外人道的。上海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从程应鏐先生、朱瑞熙先生开始，到现在的各位同仁，一直沉潜学术，在一个注重功利的社会中，倾尽心力，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非常难得。

    传世的宋人笔记绝大多数分散在各类丛书里面，版本芜杂，寻觅不便，内容也是错愕丛生，要蒐集、考订、甄别、辨伪存真，就成为编纂、整理的起步工作。加之，古籍的分类虽然历来有经、史、子、集的四部标准，但笔记的类别与其他不同，一直缺乏明确、固定的准则。《全宋笔记》所辑录、整理的477种笔记，涵盖门类广博，整体品质较高，让我们看到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密切结合。

    史料整理是硬碰硬的工作，也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必备基础。对于宋代文献的蒐集、整理、编纂、研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一个突出亮点。全宋笔记和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一起，构成一个比较齐全的宋代资料体系，使得经过整理的宋代文献呈现出相对完整的概貌。

    如唐代李肇所说，笔记“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就宋代而言，笔记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可替代的价值。

    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嘱咐我带来对《全宋笔记》出版的题词：“取笔记之精华，补正史之缺失。”笔记作为不拘一格、随笔记事的文体，长短不拘，散漫活泼，被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是古代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这种文体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将其作为独立的文体、文类，进行学科性的探究。研究文体也和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风习分不开，文体的解放必定与环境的开放、写作者意识的开放相关联。不拘一格的笔记是在精神环境相对宽松、士人文化勃兴的氛围里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最近这些年，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兴盛，学界对于中古时期社会生活、民间风俗、宗教信仰、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秩序这一类问题的关注，越来越突出，笔记的史料意义也更加凸显。《全宋笔记》的整理出版，迎合了学术界的需求，也为深化学术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查洪德（南开大学教授）：对于《全宋笔记》，我首先是以学生的姿态向整理的先生们求教学习。其次，大象出版社在去年终于督促我接下来做全辽金元笔记的工作，今天我来看《全宋笔记》会有独特的感受。我以前为什么没有下决心做辽金元笔记呢，难在哪呢？量大是肯定的。此外，做大型的诗或文的全集，大致的边界我们还是清楚的，但笔记的边界就很模糊。之前拜读了戴建国先生的札记，对我思考如何划定边界，有一些启发。但《全宋笔记》的边界划分，拿到辽金元笔记上，还得重新思考。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辽金元笔记本身的数量，同涉及辽金元的史实记载的数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比如元代有一些形式上看不是笔记的东西，像元代朝廷出使时纪行的诗，去交趾、缅甸、高丽、日本时写的诗。诗虽然可能很短，但后面的文字，比如游记，是用散文的形式把诗串起来了，是一种零散的记载，走到哪记到哪，回来向朝廷报告诸如道路里程、所见风物等。这些是做辽金元笔记时也必须要考虑的。

    元代在宋金、宋明之间，宋和明特别注重诗文的辩体；而元代的写作态度比较随便、开放，破体变新，好多东西的边界不是那么明确，复杂程度远远超出预期。我自己做元代的文献有十几年了，主要涉及诗文，笔记也有，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目录了，和《全宋笔记》的结构有所区别。我们打算认真学习 《全宋笔记》的经验，再深入思考辽金元时期的特殊情况，制定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尽最大努力把辽金元笔记做好。

    高克勤（上海古籍社社长）：我补充强调一些感想。与诗文相比，笔记的整理更难，以宋代笔记来说，这次《全宋笔记》收了477种，以往中华书局的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元笔记丛刊》两套丛书相加也不到100种。

    成功的第一步是要找对人。上师大古籍所有程应鏐先生那一代形成的传统，中华书局的那个笔记系列里，就有很多是上师大老先生参与的，包括李裕民、李伟国老师等。我特别把第一编的10册全都翻了一下，整理者有孔凡礼、邓广铭、张希清先生等，吸取了整理宋史的前辈已经整理过的，更多是新整理的。都是古籍整理的行家里手，这就保证了整体质量。大家都知道，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专业的古籍社，很遗憾，我们没有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的校辑。原因之一是我们两家承担了大量其他的古籍整理。大象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非常有眼光，值得钦佩。在我国的出版社体制里面，教育出版社是经济效益最好的，有钱能出好书，但有钱也不一定能出好书，有钱也要有眼光才能出好书。

    另外要谈到，这套书的出版离不开傅璇琮先生的关心。傅先生给大象出版社请了一位特约编辑，陈贻焮先生。一本好书，作者和编辑都重要。《全宋词》当然是唐圭璋先生编得好，但如果没有王仲闻先生这么好的编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全宋诗》的编缉，傅先生请来了陈贻焮担任主编之一；同样在《全宋笔记》时，傅先生也谈到陈贻焮先生，“以93岁的高龄，一辈子做编辑的人”。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傅先生给陈贻焮先生的一封信件原件，傅先生为了做《全宋笔记》，特地请陈先生把中华的唐宋史料笔记看一遍，把其中的错误摘出来，就是想吸取中华书局的经验教训，可作为《全宋笔记》的借鉴。

    （整理/于颖）

 

数量庞大的宋代笔记

戴建国

 

古代笔记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笔记既有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也有对微观生活的具体生动的叙述，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宋代笔记数量庞大，据统计，传世的宋人笔记有500多种，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全宋笔记》第十编于近日出版，至此，前后历时19年，《全宋笔记》全部出齐，总计102册，2266万字，收入宋人笔记477种。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同仁在学界各方支持下齐心协力取得的成果。

    古代笔记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笔记既有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也有对微观生活的具体生动的叙述，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为作者亲闻亲历，其以质朴、不事雕琢的特色全方位地记述了古代文化风貌和社会生活场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内容极为广博，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艺术、宗教、民俗等领域，保存了大量正史不屑记载的科技、文化、社会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入宋之后，笔记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原先笔记中的志怪传奇内容逐渐淡化，注重社会现实成为主流。这种不拘一格的随笔记事的文体深受大众的喜好，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僧侣、布衣，都撰写有笔记，或“公余篡录”，或“林下闲谭”而信手笔录之。写作者不必刻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无需关注“春秋笔法”，兴致所至，将其所见、所闻、所思随手札录。宋代笔记的思想性、学术性日趋凸显。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载：“太祖庙讳‘匡胤’，语讹近‘香印’，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鸣锣而已。仁宗庙讳‘贞’，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亦此类。”封建避讳制度造成的荒唐情景，跃然纸上。洪迈《夷坚支乙》卷四《优伶箴戏》曰：“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书中记述了宋代优伶不畏权贵，用舞台语言讥讽时政的真实故事。宋代笔记这种针砭社会的思想火花的产生与宋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宋之后的文学体裁和作品。已有学者指出，宋代笔记已是晚明小品的先驱。以《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考古质疑》《困学纪闻》为代表的宋代笔记也开启了后世考据笔记的先河。宋之后的笔记，无论是著述形式，还是内容涉及面，基本没有超出宋代笔记的范畴。

    宋代笔记数量庞大，据统计，传世的宋人笔记有500多种，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例如在中国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梦溪笔谈》，便是宋人沈括撰写的一部笔记。指南针发明后被人类运用于航海事业，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而最早记录这一实践活动的，正是宋人朱彧的笔记 《萍洲可谈》。又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录了880多年前宋朝使团出使朝鲜半岛的情景，保存了珍贵的中外交通史料。孟元老的 《东京梦华录》，用细腻的笔触记载了宋代京城开封的繁华景象和市民日常生活，是我国有关城市社会文学作品的开创之作。洪迈的  《容斋随笔》涉猎广泛，对历代典章制度、史书、文学、语言文字、天文律历、古代文物等，无不淹通，征引赅博，考据精确、论述深邃，不啻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些笔记历经千年岁月的冲刷，仍魅力不减，熠熠生辉，构成我们民族记忆的瑰丽宝典。

    传世的宋人笔记绝大多数分散在各种丛书中，有些书十分稀见，寻觅极为不便，且版本芜杂，在长期的编辑刻印流传中，相当一部分笔记著作已非原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散佚，或因后人重辑而混乱不堪、错讹丛生，给使用者带来诸多困难。因此，对传世的宋人笔记进行系统整理，编纂出版一部笔记总汇，并对宋人笔记蕴含的价值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总结，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文化学术工程。

    我们搜集梳理了散见于各类丛书和各大图书馆的500多种传世的宋人笔记，对其中符合整理要求的477种笔记按统一体例作了编纂整理。

    《全宋笔记》对先前学术界已有整理本的笔记文献，多有匡正，在充分吸纳前人时贤成果基础上，整理质量有所提高，例如《东京梦华录》，采用了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袁克文藏本作校本，纠正了一些先前整理本未能纠正的错讹。《诸蕃志》是中外交通史名著，学界有不少整理和研究成果。此次整理，我们充分利用了出土的赵汝适墓志以及学界已有成果，并注意到《宋史·外国传》参考利用了《诸蕃志》，运用《宋史》相关材料以校正《诸蕃志》文字之误，比之先前出版的整理本更为精善。

    更有大量的笔记文本为学界首次整理，仅如佛学类笔记，就有 《罗湖野录》《云卧纪谈》《丛林盛事》《枯崖漫录》《林间录》《法藏碎金录》《人天宝鉴》《广清凉传》《续清凉传》《丛林公论》等，大多为宋代僧人所作，多佛门闻录，颇具佛学史研究价值。

    笔记文献的卷帙篇幅大都偏小，却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对于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吴幵所撰《漫堂随笔》，载北宋英宗至哲宗时期朝野见闻，对研究北宋中后期政治制度史多有裨益。传世的《说郛》删节本仅有三条，学界一般认为已无传本。我们通过细致考证，判定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劳氏丹铅精舍本及南京图书馆藏清钱塘丁氏正修堂本实为该书传抄之本，并以丁氏本为底本做了整理。张淏撰《云谷杂记》，历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评价曰“实踵（洪）迈书而作，盖能专为考据之学者”。20世纪初，鲁迅先生曾从《说郛》中辑录出一卷，十分看重其价值。《洞天清录》记载古器书画，凡一百六十则，涉及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画等，洞悉源流，辨析精审，历来为文物鉴赏家所重视。陈郁《藏一话腴》既有朝野遗闻逸事、史事杂论，也有文学评论。陈郁为著名诗人，对当时人的诗文评价颇有见地，为宋代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南宋先后经历了金、元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宋朝军民奋起抗战，事迹可歌可泣，宋人笔记对此多有记载。如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记述了开禧年间德安府通判王允初率军民英勇抗金、浴血奋战、坚难守城一百零八日的史实，并详论宋金攻战之策及攻守战具如对楼、流马、石炮等。其价值，诚如清孙诒让所言：“所记虽一人一时之事，而为读《宋史》者拾遗补阙。”又如陈规《守城录》，详细评述了北宋末年开封城防之战的失误。所载《守城机要》及有关武备装置、兵员布防、城池攻守的论述及实战事例，为研究古代军事、科技及古城池建制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整理过程中，我们做了大量搜遗辑佚的工作,例如收录的范成大四种游记 《揽辔录》《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此次整理辑得大量佚文，应是目前最为完整的整理本。叶大庆《考古质疑》，为重要的考据之作，考订精密，援引赅博。今传本乃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有遗漏，我们又从《永乐大典》及其他文献中辑得多条。南宋初朱胜非撰《秀水闲居录》三卷，记载了南宋初的政治、军事、经济、选举制度及宋金对峙形势，于建炎三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苗刘之变”亦有详载，更广及北宋史事，对于研究南宋初期的历史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原书已散逸不传，《说郛》本仅有八条，此次我们做了全面汇辑。再如洪迈的 《夷坚志》，为宋代社会研究的资料渊薮。原书流传过程中有大量散逸。我们在充分吸收学界既有整理成果的基础上，又从宋代文献中辑得佚文一百余条。

    值得一提的是，《全宋笔记》编纂整理的过程也是辨伪存真的过程。传世的笔记文献中，有不少题为宋人的作品，经考订，其实是元及元朝之后的作品，或是托名伪作。我们对混杂其间的伪书作了考订甄别，做了细致的辨伪、剔除工作。

    《全宋笔记》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经过系统编纂整理，收罗齐全，便于查找和使用的宋人笔记总集。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把分散的符合笔记体裁的传世宋人笔记尽可能收录，予以编纂整理。收录整理的笔记数量是目前学术界同类出版物中最多，也是最全的，体现了 《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二是本总集收录的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校勘和标点，即使是学界已有整理成果的，我们也力求出新，做到后出转精，体现了“新”的特点。

    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而文化遗产只有通过认真梳理和挖掘，大力弘扬和传承，才能彰显其价值，发挥其作用。 《全宋笔记》整理出版，使得经整理过的宋代文献资料基本上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概貌，它连同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编纂整理的  《全宋诗》  《全宋文》  《全宋词》以及点校本《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  《文献通考》等，构成了比较齐全的宋代研究资料库。 《全宋笔记》整理出版，对于充分发掘和利用笔记文献的价值，传承祖国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和繁荣学术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除了编纂整理笔记文本之外，我们还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全方位地对笔记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涵义作了深入的研究，深度挖掘宋人笔记的学术价值，探求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繁荣和发展的轨迹，对这一文化遗产作全面的挖掘和利用。有学者指出：由 《全宋笔记》启动，引起其他历史时期笔记总集的整理、出版，其意义当不仅限于文献整理。应当把笔记的系统研究提到日程上来，把笔记的分类如何从传统框架走向现代规范化的梳理，建立起科学体系，将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文体进行学科性的探究。这是我们今后工作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