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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九年（1731），朝议以扬州府江都县襟江控淮，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事务殷繁，为便于管理，析江都县境另置甘泉县，与扬州府、江都县同城而治。首任甘泉县令即为龚鉴。 龚鉴，字龄上，一字明水，号硕果，浙江钱塘人。幼以孝闻名乡里，后与同郡杭世骏（1695-1773，清代文人，史称“于学无所不贯”，曾参与校勘武英殿《二十四史》）齐名。龚鉴著述亦丰，精研经术，能摘先儒之误，著有《毛诗疏说》32卷，发扬了李光地的学说。晚年讲学于扬州安定书院，可见当时文名亦盛。 雍正初，龚鉴曾以拔贡生就选籍，适逢甘泉县新置，经礼部验试合格，遂被选拔为首任甘泉县令。谁知赴任不久，便得了个“不近人情”的名声，并盛传南北。 扬州水软山温，金迷纸醉，素有繁华富庶之称。为政者若不严于律己，很容易受到外界污染。龚鉴立志当个好官，决心耻为俗吏，亲笔书写了“此之谓民之父母”的七字箴言悬于公堂之上，藉以时刻警戒自己。（头条号：江都史话 原创作品） 龚鉴上任后，有一侍郎的儿子是他的故交，为强占民产，以百金为筹，想请龚偏护。龚鉴宁愿开罪旧友，毅然拒之。其后，又有一位大吏所亲昵的同城官，以负有专门伺察属吏的特殊使命为要挟，嘱龚办一起不得人心的事。龚鉴甘冒触犯权贵的风险，又拒之。平时，常有一些富商邀龚赴宴，他也不怕得罪亦拒之。因此，官场上的人都说龚鉴不近人情，而他自己则越发办事顶真，生活清苦，无一长物。 甘泉县下辖邵伯镇，上受高宝诸湖之水，地势低下，常常发生洪涝灾害。就在分析建县的这一年秋天，又遭遇水患，不少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龚鉴亲临邵伯视察灾情，倡议当地士绅重整慈善机构同善堂，多方劝输倡捐，先解燃眉之急。其后，又向扬州知府报告，拨田、捐款、筹资，使同善堂成了一个既有定址，又有恒产，能正常运转的慈善组织，后改名为“普济堂”。自此，“每岁晏，江都之鳏寡孤独，亦多入甘泉部中。”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邵伯的水患，龚鉴又亲自沿湖、沿堤察看，规划邵伯埭的水利建设。他提出“当于农隙运土筑高埂沿堤为防，以徐议沟洫，堤上即植桑，兴蚕事”，其西境地高，浃旬不雨即龟坼，又提出“宜每一里为水塘以蓄之”，“如是，则高下田俱无患。”然而，“大吏韪之，然不能行。” 县境的芒稻闸，为淮、黄诸水入江之要津，每遇夏潦水涨，就当开闸放水，以保禾稼。可是，闸官贪图盐商的钱财，往往借口盐运的需要，听任大水淹没农田，不肯开闸泄水。有年夏天，大水泛滥，龚鉴冒雨查勘涝情，亲临芒稻河，关照启闸放水。可闸官却以未有盐运使的命令为由，拒不从命。僵持之间，适逢河道总督嵇曾筠巡河到此，龚鉴除当面直言陈述外，又厉声叱令闸官开闸，闸官只得怏怏照办。为了杜绝借口，革除水涝时不能排泄的积弊，龚鉴又建议总督批准“盐船粮艘，过湖需水，以六尺为度，过即启闸，不得借口蓄水，为害民田”，嵇曾筠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 芒稻河风光 西湖圣因寺僧明慧，倚仗曾在皇宫内做佛事的恩宠，在江浙地方上借机聚敛了不少财宝。有一次他路过扬州、甘泉，先派人向龚鉴打招呼，要其顾念同乡之情，向甘泉大户化缘劝募。龚鉴不但不听招呼，还把来使打了一顿板子，逐出县衙。这事后来传到宫内，立召明慧还京，锢不许出。龚鉴的刚正廉直，更受广大百姓的爱戴。 龚鉴在甘泉县任上6年时间，后以丁忧去官。他因贫而不能为父葬，时任河南巡抚的尹会一素知其学问与操守，便礼聘他任河南大梁书院山长，并预支束修，这才办完了他父亲的葬事。 （朱毓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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