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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长城唱片公司的灌音历程，我们首先介绍两位先生，一位大名鼎鼎的叶庸方，还有一位“禅翁”。
1.叶庸方先生小史
叶庸方先生在京剧唱片灌音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由于他的奔波劳碌，才让今天的我们还能听到一批京剧大师独唱或是合作的录音精品。凡稍涉京剧老唱片的朋友几乎没有不知道叶庸方大名的，不过有关叶的生平，却不是都了解的吧？姚惜云先生的回忆文章《叶庸方二三事》里介绍其经历甚详，我这里只是简要地谈一下：叶庸方，浙江定海人，生于1903年。其父叶星海，早年与上海美隆洋行德国人吉伯特相识，后于1887年同至天津创办兴隆洋行，任买办。1918年，永兴洋行仰慕叶星海的大名，又聘叶星海为买办。在当时的出口买办中，叶星海以实力厚，路子宽、外庄多。号召力大著名。叶庸方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后，依赖家财富有，又是独生子，父母溺爱，过着正统
“富二代”的优越生活。1928年，叶星海病故，永兴洋行买办就由叶庸方继任。他为人忠诚老实，平易近人，轻财重义，在行里同事和行外朋友中落了个好人缘。他在永兴洋行为期不久，即辞去买办职务。1928年6月27日，与王镂冰创办《天津商报》，叶庸方本是戏迷，最爱唱西皮二黄，他自愿出资将永兴洋行的国剧票房扩大，在法租界嘉乐里租妥独门独院三楼三底楼房一所，每星期六晚彩排，这时天津能彩排的大票房里，永兴国剧社，与开滦国剧社、群贤留韵成鼎足之势。20世纪30年代特约名角任教师，有北京名老生孟小茹、武二花韩富信、昆曲名宿益友、丑角王华甫等。永兴国剧社，昆曲、皮簧剧目甚多，每次义演总以武戏做大轴，为了练私功，叶庸方亲自去北京请来文、武老生名演员张荣奎，给他说戏、拉身段、打把子。他学了《南阳关》、《武昭关》和《战太平》、《下河东》等唱、做繁重的几出靠把老生。
在旧日梨园行里，无人不知叶大爷慷慨好客，因此结识许许多多京、津、沪著名男女演员，如杨小楼、余叔岩、“四大名旦”、李桂芬、恩晓峰、孟小冬等，他与同乡周信芳(麒麟童)更是亲切，这也为长城公司灌制唱片建立了人脉关系。
叶庸方与老实厚道的坤角马艳云相识一年多后结为伉俪，婚后，夫妻和睦，叶庸方诸事收敛，很少外出游荡，同已往判若两人。20世纪30年代末，叶家境衰落，入不敷出，每况愈下了，叶庸方由于吸食鸦片烟中毒过深，身体也日渐衰颓，不久一病不起，于1944年将过不惑之年溘然长逝。
2.“禅翁”者何人？
《上海生活》1940年分期刊载了署名禅翁先生的“灌音忆语”系列文章，分别为《灌音忆语》、《名伶灌音百态》、《唱片中之报名工作》、《别姬唱片灌制经过谈》和《四五花洞唱片灌制追记》等，里面涉及的多为长城唱片公司收灌录音时的枝节琐事，那这位“禅翁”又是何人呢？一开始以为就是刘菊禅，近日我翻阅梅花馆主主编的《半月戏剧》时终于找到了正确答案：在该书第一卷第二期中目录上竟有“禅翁”先生的“编辑者言”，再看本书编辑名单中，也赫然列着“陈禅翁”的名字；
又《灌音忆语》篇曾自述“每值灌音，常佐梅花馆主料理诸事”，看来此“禅翁”的确为陈禅翁无疑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陈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也仙逝了，我至今也未见到他的详细介绍，只好待我见到后和大家分享了。附：查民国期刊目录，有一篇登载于《半月戏剧》1948年第11-12期的文章《菊部忆旧录》，署名“陈禅翁遗著”，可能有介绍此先生的资料，俟补充。
3.陈禅翁先生是否亲历？
《灌音忆语》一篇文章曾言“唱片灌音，较之台上唱戏，其难易不祗倍蓰，而灌音时发生窒碍，尤为办事人员意料所勿及。笔者服务长城唱片公司，九载迄今，每值灌音，常佐梅花馆主料理诸事；兹将名伶灌音时之情形，及临时发生枝节琐事，就记忆所发，杂书于后，倘亦读者所乐见与？”不过我们历观长城公司在北京灌音时的照片，却没有此位先生的踪影,陈禅翁先生是否“亲历”呢？
1931年12月19日《北洋画报》第718期有一篇署名妙观的《参观长城收音装置记》，也是我们研究长城灌音的重要文章，上面谈及“梅花馆主郑子褒君现亦至平，帮助叶君进行一切，均寓东长安街长安饭店中”，也没有提及陈先生的大名（或是名气小的缘故？）；梅花馆主撰写的《与半老书生谈余叔岩灌音》提及“叔岩灌片在午夜二时，事前叔岩来一电话，谓今晚可以灌了。但有一要求，在灌音室中，除工程师、徵老及老哥三人外，不许有第四人参加，来宾当然在拒绝之列”，“叔岩到时，见室中来宾，只徵老贤伉俪二人，为之大慰，笑谓余曰：郑先生真知己也”，而陈禅翁的文章里却提到不少余大贤长城灌音时的琐事，这也的确很令人迷惑？不过话又说回，即使北京灌音之行没有陈先生，长城公司在上海的留声他肯定没有理由不参加了，再说，有些事即使没有亲历亲为，凭“常佐梅花馆主料理诸事”一句，写到文章里也是极为可信的，这也是我们着重介绍陈禅翁先生的主要原因吧。
4.长城公司筹建日期？
登载于1931年9月3日《申报》第三张有一篇《长城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启事》，今录原文如下：“兹根据发起人第二次会议议决（一）定于本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四时假威海卫路一百五十号中社演讲室开创立会，订立公司章程并选举董事及监察人，届时务请股东诸君拨亢惠临为盼（二）公决各股东所认股款限本月二十日以前如数缴足收款机关已由本筹备处委托爱多亚路通汇信托公司通商银行虹口分行宁波路元大钱庄代为办理即希股东诸君于限前就近缴入上列各代收股款与处为荷（筹备主任）李徵五张啸林（筹备员）秦待时王心贯
叶庸方敬启”
筹备处：暂设英租界泗泾路三十六号六楼。通过这篇文章可知长城公司于1931年9月20日“创立”，但由于这是“发起人第二次会议议决”，筹备兴建可能要早一些，但禅翁先生回忆为“长城公司成立于民国十九年，时值浦东杜氏家祠落成”可能就有一点欠准确了；更让我一头雾水的是葛涛先生在《“党义”与“风化”中的颤音—从审查制度看民国时期政治对唱片的影响》中记叙：“又如由张啸林、俞叶封、叶庸方等于1933年5月7日正式发起创办、由张啸林担任董事长的长城唱片公司，在抗战爆发后业务陷于停顿，远在德国柏林的委托生产厂亦因欧洲战事的缘故与之中断了合作关系”，更不知何所凭了？（且待下文揭晓，此处不修改）综合相关的文献记载，我的观点是长城唱片公司筹建于1931年，到今年2011年，恰为80周年！附：发起人名单-
张澹如、杜月笙、李徵五、张啸林、黄金荣、叶子衡、蔡琴荪、孙梅堂、袁履登、姚慕莲、盛泽丞、厉树雄、严祝三、李组才、李组绅、王孟群、李祖恩、秦待时、王文治、陈伯权、金廷荪、王心贯、孙养侬、谢葆生、郑子褒、李祖超、陈宜荪、李孤帆、王镂冰、叶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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