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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仪礼指人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集中体现了人的生命周期观和生命价值观。人生仪礼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它们具有共同的意义，那就是使人从一种社会状况向另一种社会状况的转变，象征“死亡”的与原先社会地位脱离的仪式，然后是进行转变仪式，使当事人得到改造，最后是象征“再生”的仪式，获得一个新的社会位置并返回社会共同体。 诞生仪礼是人一生的起点，经过诞生仪礼，人才能从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存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西四省接壤一带的农村，流行“姥姥‘捂’外孙”的诞生礼。在外孙出生的第五天，姥姥要到女儿家，用带来的红布盖住外孙，用手“捂”他，同时笑骂:“奶奶的!你这龟孙子咋吃惩胖?咋惩俊?长大一定能当个大官。” 也有人认为，刚出生的小婴儿很娇气，说好话会遭鬼神嫉妒，要说些坏话才能长得大。就像给孩子取一个低贱的乳名，如猫儿、狗儿、驴儿、妞妞、屎妮子、二愣子等。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乳名叫“寄奴”，唐代寿安公主的乳名唤“虫娘”，乍一听，都和骂语无异。 所谓“姥姥不骂，外孙不大”，姥姥的骂其实是对外孙的“祝”，是对新生命的礼赞，寄托了长辈对子孙后代的关心与期望，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传统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念，以及对个人成长、人格塑造的基本要求。 婚礼具有成年礼的意义，是个体生命社会化的重要一环，也是市民节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严肃和诙谐是同时出现在婚礼上的两个声音，在“礼”的程序中，搀和进“不礼”的环节，其中最有趣的，就是骂媒人和各种“闹媒人”的习俗。 广西讫佬族在新娘出嫁上轿前，父母、长辈、亲戚、朋友异口同声，摆开大骂媒人的阵势，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新娘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越骂越兴旺，图个吉利。湖南土家族，媒人一进新娘的闺房，新娘就开始哭骂，有时候，花轿临门，新娘要先骂男方、骂轿夫，再骂媒人，骂累了，就请同伴代劳。尽管挨骂，媒人依然是贵客，女方要请好吃好喝地招待以示感谢。 生活在邵阳隆回县虎形山的花瑶人，有一独特的待媒之道，名曰“打泥巴”。花瑶的传统风俗是只有“媒人公”而无“媒人婆”的，媒人公大多是寨子里能言善道、知识广博的汉子，颇受人们尊敬。婚礼那天，新娘子的闺中好友，用泥巴朝媒人公的身上拼命涂抹，一边追打还一边骂:“最坏的人就是媒人公，我们姐妹们朝夕相处，从不分离的，却被他们一个个给骗走了!” 整个过程，充斥着对媒人公的椰榆、戏谑和譬骂。这是令人开心的打骂，被打的非但不生气，反而笑逐颜开，认为身上的泥巴越多越好，越多越吉利，弄脏的衣服带回家，要过三天三夜才能洗掉。除此之外，花瑶人的婚礼还有“拦门酒歌”、“炒茅壳里”、“墩屁股”等习俗，人们允许在婚礼上尽情胡闹，其中就有巴赫金所说的“对严肃性的彻底摆脱”、“平等放肆押昵的氛围”、“丑角式的加冕与脱冕”以及“欢乐的狂欢节战争和殴打”。 类似向媒人施谑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土族姑娘出嫁时，伴娘们故意关闭大门，拿冷水泼“纳信”(媒人)和“海拉日亲”(娶亲人)，从大门顶上吊下红布来索要礼物，唱《老媒嘶果》(戏弄媒人公):“媒公你若有点名气而来的话，你就骏马嘶鸣地奔驰而来啊!媒公你若没有名气而来的话，你让毛驴儿哭丧着脸可怜地来啊!” 待到开门礼物要齐，“纳信”走进堂屋，还要继续接受姑娘们的嘲弄椰榆:“你不是纳信是老驴，脸上咋不害躁呀!脸像鞋底一样厚，太阳这么高了，你在干着什么啊!”待唱骂一阵，女方长辈出面调停，才得以解围。为什么要骂?土族姑娘的唱词一语道破了“天机”:“我们要骂哩，不骂时太便宜了你们!骂是共工八氏留下的，骂是释迎佛爷传下的。” 再来看人生的终点一一葬礼。哭丧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丧葬礼俗，在哭丧中加入歌骂的环节，不仅渲染了沉痛悲伤的气氛，还能将生者对死者的哀悼与怀念，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上海南汇的哭丧歌为例，南汇是全国哭丧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哭丧歌即是与这种民间礼俗密切相关的歌谣形式。 在南汇地区，结合丧葬仪式唱歌的古朴风俗至今依然存在，这些歌谣传唱得非常普遍，逐渐脱离了丧歌的实用性能，成为了本地人民的文化娱乐方式。根据歌唱特点，南汇哭丧歌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散哭”，散哭的特点是“随心翻”，想到什么就哭什么，搭着什么唱什么，散哭出情，语言优美形象，具有文学价值；二是“套头”，有“报娘恩”、“十二月花名”、“十苦恼”、“十二只药方”、“七十二苦”等套，通过简单的变化来配合不同的场合；三是“经”，经和仪式紧紧联系，有“断气经”、“换衣经”、“梳头经”、“寿材经”等。 有些哭词中，融合了不少骂语，边哭边骂，特别能打动人心。如《哭丈夫》的片段:“亲肉拉格(儿子的)亲爷啦，我搭侬更一更来调一调，死仔我末哪勿好，刀上勿好死?绳上勿好死?……亲肉拉格(儿子的)亲爷啦，侬头皮硬来末石头能，侬心肠硬来末铁条能，侬丢得脱赌甩得落，我抱仔大小亲肉吃苦头……”妻子骂丈夫还没尽到责任，就“甩得落”一家老小撒手人寰了，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千斤重担就要落到一个弱女子的肩膀上。 表面上指天骂地，咬牙切齿，实际上句句是不舍，字字是思念，如此声情并茂、又爱又恨的骂，唱起来情真意切，听起来催人泪下。南汇哭丧歌手以女性居多，与妇女善感、善歌、善骂的特点不无关系。周振鹤说:“吴姬善哭，丧夫殉子，痛哭号陶，且哭且诉，语无重出者。”叙述的正是吴地妇女善于唱哭丧歌的情景，“且哭且诉”、“语无重出者”说明了歌唱形式与歌唱内容的丰富多变。目前，南汇地区的哭丧歌，己被列入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哀歌哭丧不同的，是陕西安康紫阳县的“骂笑”习俗。陕西民谚有云:“不说不笑，死了阎王不要。”办丧事时，坐夜唱孝歌，也会互相对骂调笑，蕴含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骂笑”双方通常是在场唱孝歌、打丧鼓的歌师，“骂笑”的内容多是取笑对方的生理特点或职业特点，即兴编词，一唱一和，在针锋相对间，把气氛推向高潮。 甲唱:“一更唱到二更上，三更唱个矮三郎。只有三郎生得矮，一尺五寸他嫌长。三尺红绩缝件衣，不长不短齐骼膝。”乙对:“连手唱歌莫用煽，我不怕你嘴巴长来牙齿尖。你是风箱我是炭，你是砧墩我是钳。八卦炉里炼几炼，看看谁是抵火砖。”。紫阳“骂笑”既是排遣寂寞、缓和心情、调节气氛的娱乐方式，也充满了祈望生者可以节哀顺变、笑对人生的乐观因素，与哀歌哭丧的悲枪情调是对立统一的。 人生礼俗与岁时节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具有时间的唯一性和不可逆性，后者因四季的不断更替表现出重复性与循环性。同样具有鲜明的狂欢色彩，人生仪礼上的骂，与个体生命角色的转换息息相关，积淀着浓郁的生命意识和真情感召的力量。 这一点，在婚礼与葬礼的骂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婚礼骂歌与骂仪，一般由女性长辈教唱或者在平辈间口口相传，除了半真半假的辱骂和诅咒，还饱含着女性的生活智慧与情感体验。 如土家族的婚礼骂歌《背时媒人会上经》和《十劝姐》，前者表现出了对家人的依依不舍，对原先所处的社会群体的留恋，后者则是把对新媳妇的要求直接融入到了歌词中，告诉新娘要怎样做一个好妻子、好儿媳，内容涉及待人接物、生活技能、家庭关系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女子教育的作用，使其对肩负的家庭和社会责任了然于心。 亲友们用歌骂的方法，将生殖、生产、生活的三生意识，将平日不忍心说出的生命之重，传递给新娘，实现生命角色的更迭与重塑。比起婚礼上的骂，葬礼上的骂，更富有仪式感和神秘感。生者面对亲人的死亡，内心的悲伤情绪，借由歌骂得以强烈地宣泄出来，同时又在精神上建立起了承重结构，用以抵抗现实与未来的双重疼痛。 此外，葬礼歌骂还发挥了一项特殊效用，那就是“招魂”。招魂是由来己久的民间俗信，为死者招魂，通常要在门前树起招魂蟠，或手拿死者的衣服登上屋顶，大声呼喊死者的名字，使迷路的魂魄能够循着声音归来。也有为生者招魂的，对象一般是病人或受到意外惊吓的人，用巫术可以帮助他们让丢失的魂魄归位。 招魂用语言的灵力来呼唤生命，歌骂用情感的震荡来感召生命，既是信仰象征又是释放情感的方式，二者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土家族学者蔡元亨先生认为:“世俗礼仪，有最喧嚷的、又不得不遵守的行为规范。它是伦理关系中的最高调节，长幼尊卑被严格的秩序化，它是民族风情最集中的表现，从礼数、服饰到情感表达方式，都有特定的行为规范，是舆论维持的热点。可以说一种古老的礼仪是被高度圣化了的，连心理、行为也几乎被图腾化。” 人生仪礼上的骂俗，就是这样一种“被图腾化”的行为。尽管其形态、内容、特色是如此丰富多彩，表达的却是一个共同的心愿一一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实现群众对自我的生命教育，为我们认知生命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 运营/默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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