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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文化史上的三次辉煌 李缵绪 白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创造才能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白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奴隶制文化和封建制文化，特别是创造了至今闪耀着光辉的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 一 原始时代的新石器文化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已无法窥其全貌，但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白族先民居住的滇池周围和洱海周围发现的数十个遗址中，却可以看到新石器文化的风采。 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从现在的情况看，主要分布在石寨山、官渡、兴旺村、乌龙铺、后村、石碑村、白塔山、白塔村、团山村、老街、河泊所等20余处。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有石斧、石锛、石镞、石锥、砺石等；出土的陶器，是用泥质红陶、夹沙红陶和夹沙灰陶手工制作的碗、釜、盆、锛、盘、罐等生活器皿，及纺织用的纺轮和渔猎用的网坠；还出土了若干骨锥、骨铲和有孔蚌刀等骨器。从陶器上遗留的粳稻谷壳和稻草痕迹看，滇僰已经种植粳稻，经营原始农业，兼渔猎和纺织业。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文化年代，其上限不超过3500年，当属早期的新石器文化，为僰人新石器文化的早期阶段。 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剑川、鹤庆、大理、祥云、元谋等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大理苍山马龙遗址、宾川白羊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苍山遗址出土的石器，有斧类、刀类、锛类、凿类、砺类、垫类、坠类等553件；陶器有碗类、罐类、盆类、瓶类、皿类5种类型，陶质都是泥中夹沙。陶器的颜色，有橙黄色、暗红色、棕色近紫、灰色近黑等多种。陶器上的压纹饰纹，有14种26类。若以纹饰的繁简来分，则有60种。用泥中夹沙来制作陶器，是一种很好的配料方法。吴金鼎等在《苍洱境古迹考查总报告》中说：“此种质料，最易烘烧，应用时不易裂。今滇西陶器沙质，仍占重要部分。可知在马龙遗址早期，陶泥之配合，业已极合科学。花纹之外，尚有记号，表明所有权，实为文字之先声。”出土的纺轮和纺坠，有轮形、圆锥形、梯形、珍珠形、梯形而腰细等种，共40件。本址居民都位于苍山溪流两岸，有多处古代半穴居之遗址，房屋的墙用生红土筑就，墙上搭有顶棚，覆草为顶。房内有火塘，火塘上列石为灶，并有储存粮食的窖穴。房屋附近有蓄水池，有几层种农作物的台地。从以上可以看出，苍山原始居民定居的时间已较长，他们制作了种类繁多的大量石器，在山地上经营着原始农业；他们用火的历史也比较长，不仅能用火把粮食加工成熟食，还能控制火候，用火烧制各种各样带花纹的陶器；他们还能用原始的纺车纺制出满足自身需要的纺织品。 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年，也是一个以原始农业为主的原始聚落。遗址中有11座房基，房屋都是在平地上所建的木结构建筑，墙基四周有沟，有柱洞。住房比苍山马龙居民进了一大步。种植的是稻谷。驯养着狗、猪、牛、羊等家畜，已出现了家庭养殖业。这里除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外，还出土了众多的骨器、角器、蚌器。这里出土的24座墓葬，其中有16座无头葬。众多的无头葬的出现，可能是原始氏族猎头习俗的反映。 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3500年。据考古研究，这是一个氐羌文化与南方土著文化的融合体，与白族先民的新石器文化，无论在族源上、文化上，还是地缘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遗址有在平地上所建的木结构房屋15座，墙壁用竹木编的篱笆外敷草拌泥，墙四周有沟。出土的石器，有斧、刀、镞、纺轮、石球、石杵、砺石等；陶器有罐、钵、盆、杯、瓮、壶、纺轮等；骨器有锥、镞、针、环、镯、坠子等生活用品和装饰品；居民们种植的是粳稻，在驯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外，还从事渔猎和采集。 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文化遗址，是铜石并用的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年（前1150±90）。这个遗址的居民，住的是“干栏”式的高脚房，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种植的农作物有粳稻、麦、粟等。粳稻炭化物的发现，说明白族是我国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出土的石器中，斧、锄、镰、刀、钩等农业工具就达150件之多。陶器除夹沙陶，还有泥质陶和硬陶，陶器上的纹饰，有十字纹、画纹、绳纹、方格纹等，比苍山遗址的陶器纹饰丰富多彩。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都打磨得非常光滑，制作得精致美观，说明新石器文化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通过石器、陶器、纺织工具和狩猎工具，透露出海门口的原始居民，已懂得数学、力学、化学、几何学等方面的初步知识。特别有价值的是，遗址中发现了斧、钺、刀、凿、鱼钩、镰、锥、针等15件青铜器，还有铸造铜钺的石范一件。说明新石器文化行将结束，青铜文化时代已经开始，标志着云南已开始跨入金属时代的门槛。 滇僰和洱河蛮创造的新石器文化，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新石器文化东起滇池地区，西达剑川，分布范围达500余公里；二是出土的新石器数量达上千件，种类之多，内涵之丰富，堪称云南新石器文化之最，在全国亦属出类拔萃；三是白族新石器文化，上限距今4000年，下限距今3500年，生动地反映了白族先民从原始社会初期、中期到末期的大致面貌，为研究白族的远古社会乃至云南的远古社会，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说明，滇僰和洱河蛮在人类社会早期就为白族文化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云南创造了新石器文化的辉煌。 二 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4世纪初（有的说是公元前2世纪末），是白族先民僰人所创造的青铜文化时代。 僰人的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文化一样，主要集中在以洱海为中心和以滇池为中心的两大区域。 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文化遗址，是僰人青铜文化的早期阶段，距今约3000余年（前1150±90）。该遗址在出土了众多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的同时，还出土了镰、斧、钺、钩、凿、锥等15件铜器，其中10件为青铜器。并发掘出制造铜钺的石范1件及冶铸铜器的工场遗址，说明海门口居民已掌握了一定的治金技术，开始迈入了青铜文化时代。 祥云大波那墓地遗址和楚雄万家坝遗址，是僰人青铜文化的重要阶段。大波那墓地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65±75年，相当于战国初期。大波那古称“大勃弄”，古白语叫“岛勃闹”，现代白语叫“岛富闹”。“岛”为大；“勃”为祖先、尊长、首领；“闹”是表示方位的修饰语。“岛勃弄”、“岛富闹”为大首领、大王爷、大王府所在地，即古代白子国的国都（1）。1963年，在大波那发现一座木椁铜棺墓，墓内有巨木叠组的椁室，椁内是一具长两米由7块铜板组成的铜棺。棺顶由2块铜板搭成两面坡的“屋顶”，分别由4块铜板组成“房屋”的四壁。棺底垫1块铜板，铸有12只脚。棺的两侧壁遍铸几何形花纹和云雷纹；两横壁铸有鹰、燕、虎、豹、野猪、鹿、鳄鱼等动物。棺内随葬中，有一面象征权力的铜鼓和一支铜权杖，有锄、锛等农具和一些纺织工具，有矛、剑、钺等兵器，有釜、杯、樽、勺、豆、匕、箸等生活用具，有铜鼓、葫芦笙、钟等乐器，还有房屋模型及猪、牛、羊、鸡、狗等“六畜”模型和各种饰物（2）。 位于楚雄东南7公里的万家坝古墓群，也是僰人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代表。该遗址的文物产生的年代不同，分属早、中、晚三个时期，整个遗址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世纪至前6世纪，相当于春秋的中晚期。古墓群共79座，出土的文物绝大部分是青铜器。其中，有斧、锄、凿等147件生产工具，有剑、钺、戈、镞、护腕等兵器，有釜、勺、樽、豆等生活用具，有葫芦笙、铜鼓和羊角编钟。葫芦笙是葫芦的仿制品。此种乐器，在古代许多民族都有，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在白、彝、苗等族中流行。从出土文物看，葫芦笙至少在春秋中晚期就已流行。出土的五面铜鼓，上面无纹饰或仅有简单的纹饰，据测定是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编钟共6面，钟为圆筒状，上有羊角状纽，故称为“羊角纽编钟”。铜鼓和编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奴隶主才能拥有。从此可知，古墓群中大墓的主人为大贵族、大奴隶主，小墓的主人为小贵族、小奴隶主。“祥云地近姚州，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墓主当是与滇‘王’同姓的‘靡莫之属’。大波那的青铜文化是石寨山青铜文化的早期遗存。云南内陆青铜文化不论其分布在滇东或滇西，都是定居的‘椎髻’民族所创造和遗留的。”（3） 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是从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发展而来的，属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20世纪初，在晋宁县石寨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清理古墓50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其中，有锄、斧、铲、凿、鱼钩、针、锥等青铜生产工具，有剑、戈、矛、钺、狼牙棒、叉、箭镞、头盔、臂甲、腿甲等青铜兵器，有盆、釜、壶、盒、伞、勺、耳环等青铜生活用具，有铜鼓、葫芦笙、编钟等青铜乐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6号墓中出土铸有篆书“滇王之印”4字的蛇纽黄金质地的印章1枚，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元封二年，（汉武帝）赐滇王印”完全属实，说明了滇国与汉王朝是臣属关系。石寨山的青铜文物表明，“滇僰”已进入奴隶社会，经营以稻谷为主的原始农业。农业和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是奴隶和平民中的妇女。贮贝器中，有一幅图像描绘的是奴隶主坐轿到田间主持播种仪式的情景；另有一件贮贝器表现的是奴隶和平民用牛马驮着粮食，向奴隶主交纳粮食的场面；还有一件贮贝器，反映的是一群女奴隶在女奴隶主的监督下进行纺织的场面。滇国的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中掠夺的俘虏，滇僰尚有猎首进行血祭的习俗，战争是掠夺奴隶和猎首的主要手段。有1件铜饰牌上铸有铜矛上吊着两个双手反缚奴隶的图像；另有1件铜饰牌上铸有两个骑士手提人头，脚踏尸体凯旋的情景；还有1件铜饰牌上铸着杀人祭祀的大典，其中1人缚于柱上等待杀头，另外3人双手反缚，脚带枷锁，曳于地上，准备送上杀人祭坛的情形。这些图像，从生产、战争、贡赋、血祭等方面生动地反映了滇国奴隶社会的状况。此外，在滇国境内的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等地的数十个古墓遗址中也发掘了1000余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种类繁多，内容丰富，铸造精良，图像生动，是研究滇国奴隶制、云南奴隶制极珍贵的资料。 在各青铜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特别有价值的文物，当推铜鼓。已发掘的云南铜鼓共31面，其中，大波那1面，万家坝5面，石寨山17面，李家山8面。发掘出的铜鼓，多集中在僰人所在的地区。 在青铜文化时代，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青铜文化发展的精华。众多铜鼓的发现，解开了铜鼓起源之谜。汪宁生在《云南考古》中说：“关于铜鼓起源问题，至今世界上众说纷纭，人言言殊。假如人们不囿于陈见，而重视新发现的事实，则无法肯定楚雄鼓、祥云鼓就是世界上最原始的铜鼓。过去从奥地利人黑格尔（F.Heger）开始，都认为铜鼓上图像的写实性愈强，年代愈早。现已证明这是一种臆测。最早铜鼓是素面无纹的，而有写实图像的晋宁鼓、江川鼓等是由素面铜鼓发展而来的。到目前为止，前者只发现于云南中部；后者范围扩大，在今云南，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广西西部均有分布，然仍以云南境内发现最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铜鼓图像中表现的习俗，如顶有鸟饰的房屋，磨秋的游戏，葫芦笙、编锣等乐器，手持盾牌的舞蹈，羽毛的头饰，饰尾的服装，竞渡的风尚等等，无一不是云南及其邻近地区曾经存在过的，有些直到现代仍然存在。因此可以认为，云南青铜文化的主人就是铜鼓的最早制作者。”由此看来，僰人铜鼓是从西北向东南发展的，先有从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剑川青铜文化，向东南发展而有祥云大波那铜鼓和楚雄万家坝铜鼓，再往东南延伸，而有了滇池地区的铜鼓，然后再向周围地区扩散。铜鼓发展的初期、成熟期和鼎盛期，也是与这条发展路线大体相一致的。因此，僰人铜鼓的发现，不仅有社会意义，而且有科学价值；不仅在国内有重要价值，在国际上也有重要意义。 综观青铜文化，它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分布面广。以滇池地区而言，大致分布在滇国所辖的地区，东至今沾益、曲靖，南达红河北岸，西至禄劝、姚安、楚雄，也就是史籍中所说的围绕滇池周围的“平地肥饶数千里”广袤的土地。洱海区域为西至保山，北至剑川，东连楚雄，面积也有数百里之巨。二是青铜文化遗址多。已出土的青铜文物，都出土于古墓葬。这里讲的青铜文化遗址，指的是古墓葬中的青铜文化遗址。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有剑川、大理、祥云、楚雄、牟定、永胜、姚安、大姚、安宁、富民、昆明、晋宁、江川、澄江、曲靖等20余县（市），遗址多达200余处。三是出土的青铜文化极其丰富，总数达50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有生活用具，有作战武器，有宗教用具，有装饰品等，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丰富，为全滇之冠。四是有极高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僰人的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文化一样，有一个由低到高，由粗糙到精致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在起始阶段，青铜器的制作是极简单、粗糙的，经过不断的生产实践和经验积累，青铜器的生产才越来越规范和精美。据研究，僰人的青铜器制作，主要采用“泥范法”、“熔模法”和以上二种合用的“石范法”和“分铸法”，制作时能把玉石图案镶嵌于青铜器上，并对青铜器的表面进行镀锡、鎏金处理。这说明僰人在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方面已十分熟练，工艺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李家山出土的著名的牛虎图案，以大牛的四足为案足，牛背铸成椭圆形微凹的案面，尾部有一只直立猛虎，口衔牛尾，前肢紧抓牛背，案足之间又铸一头小牛犊。结构复杂，造型雄健浑朴，精美绝伦。出土的青铜器上面，有许多“动物纹”牌饰，从牌饰上也可以看出青铜文化的工艺水平。石寨山一青铜器上有一“狼豹争鹿”牌饰，图案为一狼一豹争食一只小鹿，鹿被二兽踏于脚下，作仰卧挣扎状，其腹部被狼抓破，肠露于腹外，豹口紧咬狼颈，狼咬住豹之后腿。形象逼真，场面生动。“五人缚牛”牌饰，形象地刻画了剽牛祭祀前的场景。图为五人将一牛缚于一有伞状圆顶、顶上盘绕一蛇的柱上。五人中，二人双手按于牛背，一人紧拉牛尾，二人持绳索准备缚牛。在“掳掠”牌饰上，走在前的一穿戴盔甲的武士，左手提人头，右手牵绳，绳上拴一背小孩的编发妇女，其后跟着一牛二羊，尾随的一穿戴盔甲的武士，左手亦提人头，右手持曲柄斧扛于肩上，真实地表现了战争中俘虏的情景。此外，其他如“二兽噬鹿”、“二豹噬猪”、“三兽噬牛”、“骑士猎鹿”、“水獭噬鱼”、“水鸟捕鱼”等等动物牌饰，也制作精美。牌饰图案上的人物、动物比例得当，线条优美，形象栩栩如生，足见青铜器制作的技术之高、艺术之美。难怪汪宁生在《云南考古》中说：“‘滇’人（滇僰——引者注）的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称为艺术品而无愧，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美的青铜器相媲美。”五是有突出的奴隶制文化的特点。滇国是奴隶制的国家，奴隶社会的生产、生活、战争以及宗教、习俗，在青铜文化中几乎都有反映。比如，前面提到的奴隶主坐轿到田间主持播种仪式的场面，奴隶和平民向奴隶主交粮的情景，女奴隶主监督女奴隶纺织的场面，男奴隶为奴隶主放牧的场面，贩卖奴隶的情景，俘虏奴隶的战争场面，杀人祭祀和猎头的情景等等，奴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青铜文化中有真实生动的反映，用一幅幅精美的图像，构成了滇国奴隶社会的历史画卷，真可谓无价之宝。 综上所述，白族的先民“滇僰”和“洱河蛮”在继新石器文化之后，从剑川的铜石并用文化开始，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开辟了青铜文化的时代，把青铜文化推向了最高的发展阶段，创造了青铜文化的辉煌，在白族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的居民，除了“滇僰”、“白蛮”、“西洱河蛮”即文章中简称的“僰人”，还有“昆明人”和百越系统的部落，其中有不少人还与“僰人”杂居相处，他们对青铜文化自当注入了智慧和才能。但是，当时的“昆明人”和百越系统的部落，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或山区，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经济阶段，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僰人”则多住在滇池周围和洱海周围的平坝地区，已经进入“耕田，有邑聚”的农业经济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此，青铜文化应是以“僰人”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 三 南诏、大理国时期，是白族文化史上又一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农业已普遍使用铁犁和牛耕。《新唐书·南诏传》说：“（南诏）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末。”这种被称为“二牛三夫”耕作法，据说每天可犁三至四亩，比人工翻挖快十至二十倍。因此，这种“二牛三夫”耕作法（新中国成立前后已多为“二牛二夫”），在白族地区一直延续使用到20世纪末叶。南诏国修筑的“横渠道”、苍山高河蓄水工程，大理国兴修的神庄江、赤水江、段家坝等巨大的水利工程，扩大了农作物的耕种面积，保证了万顷良田的灌溉，增强了农作物的抗旱能力，提高了农业产量，把农业发展到与内陆相当的水平。畜牧业是南诏的主要副业。南诏在今大理、下关、喜洲、邓川等专门设有牛、马、马鹿、羊等分门别类的牧场。南诏的骏马“越赕骏”、大理国的“大理马”驰名中外。南诏之前，洱河蛮已有麻的栽培和蚕的饲养，木棉布的纺织已成为家庭副业。南诏兴国，特别是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掳回数万各类工匠和“巧儿及女工”后，不仅纺织“工文织，与中国埒”（4），其他的手工业，如制革业、制毡业、刺绣业、漆业等，都有快速的发展。大理国所产的雕花漆器，直至明代还被视为珍宝，被誉为“宋剔”。所产的纸，细厚光滑，韧性很强，被宋人誉为“碧纸”。 由于佛教在南诏的盛行，制作宗教器物的用铜量猛增，致使南诏继青铜时代之后，出现了一个有色冶金的高峰。据古籍记载，在南诏劝丰祐时，一次就铸佛像一万多尊，用铜四万多斤。据近期出土的佛像分析，佛像全部采用熔模法铸成，鎏金技术非常发达。大理崇圣寺的巨型铜钟，重达数万斤，钟上铸有画面及识款，推测是用泥范法铸成，由于铜钟低音频率多而衰减慢，“其声闻可八十里”（5）。 由于交通、战争和宗教的需要，南诏的有色冶金和铁器制造技术也闻名于世。南诏为沟通与吐蕃的往来，在金沙江上架设的至今犹存的铁索吊桥，就是那时铁的熔铸和制造的巨大工程的杰作。南诏时期铸造的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南诏铁柱，高三米多，分五段铸成，焊接工艺精巧，历1000余年，至今仍油光黑亮，通体不锈。据研究认为，这是因为铁柱表面经过一系列的特殊处理，形成致纳米结构的缘故。那时，铁的主要用途是制造武器。南诏著名的兵器铎矟，是将生铁反复锻几次，反复淬火，用镔铁工艺制造而成。其锋利程度，被形容为“所指无不洞”（6）。闻名遐迩的“大理刀”，因其相当锐利，被说成能“吹毛透风”（7）。南诏还有相当规模的黄金业。南诏在丽水（伊洛瓦底江流域）开了一个黄金工场，把男女犯人和俘虏送到丽水淘金。据《蛮书》记载，仅太和九年（835年），南诏破弥臣国和弥诺国后，就“掳其族二三千人，配丽水淘金”（8），足见其黄金业规模之大。南诏的物质文明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建筑方面。从8世纪开始，南诏先后以洱海地区为重点，在全省范围内建筑了太和城（今大理市太和村一带）、巄屽图山城（今巍山）、阳苴咩城（今大理）、大厘城（今喜洲）、龙口城（今上关）、龙尾城（今下关）、向崖城（今弥渡）、宁北城（今洱源邓川）、云南城（今祥云）、弄栋城（今姚安）、拓东城（今昆明）、铁桥城（今丽江巨甸）、永昌城（今保山）、银生城（今景谷）、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一大批重要城镇，为云南的城镇建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这些城镇的建成，沟通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南诏首都大衙门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制如蛛网，架空无柱”，结构独特，富丽堂皇。作为南诏庄园的白崖城，周方四里，修廊曲庑，池馆楼台，极尽奢侈（9）。在今大理城西所建的崇圣寺，基方7里，房屋多达890间，用铜45550斤，铸铜像11400尊，规模之大，空前绝后。其他的重要建筑，如大理三塔、五华楼、今昆明的东寺塔和西寺塔，至今还巍然屹立，被列为国家保护文物。 大理国的建筑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的建筑上。据《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即位后，就“年年建寺”；段智祥为国王时，国相高氏也“建寺不已”；段素兴继位期间，则在昆明广修宫殿。大理国所建的昆明地藏寺石雕梵汉文经幢，共雕200多尊神像和佛像，最大的高1米，最小的仅10多厘米。方国瑜在《新纂云南通志·地藏寺古幢》“跋”中，说古幢的“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也”。从南诏开始，到大理国才完成的剑川石宝山石窟群，共三区十六窟，石窟中雕刻的释迦牟尼、多闻天王、文殊菩萨、八大明王、阿弥陀佛、观世音等佛像，构思独特，形象各异，堪称佛教艺术珍品。石窟中的第七窟，即俗称“阁罗凤议政图”，雕南诏王阁罗凤、清平官、阁陂名僧、武士等16人；第八窟雕阁罗凤孙、南诏王异牟寻、清平官郑回和杜光庭等9人；第十一窟，即俗称“全家福”的南诏始祖细奴逻一家的群雕，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而且对研究南诏的历史、宗教、风俗，以及白、彝、藏、汉等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有很高的价值。此外，安宁县城东面的法华寺佛教石窟、剑川县金华山和晋宁县将军洞的天王像摩崖，都是南诏、大理国有名的佛教艺术。铸像中，崇圣寺三塔的高二丈四尺的雨铜观音像、大理国王段政兴为二太子所铸的细腰观音像（现藏美国圣第亚哥艺术馆），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闻名于世。难怪著名白族学者徐嘉瑞在观赏了寺院和民居的木刻、壁画以后，说：“大理人民，为爱好艺术之人民，为具有艺术天才之人民，自古已然。故其流风所被，至于今日，尚爱艺术。今日所保存之古代神话及绘画，吾人对之，正如欣赏荷马之史诗与希腊之传说。”（10） 南诏、大理国的绘画，也登峰造极。南诏著名的《南诏图传》（又名《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长约5. 73米，宽约0.3米。由南诏国忍爽张顺和王奉宗于中兴二年（899年）组织绘制而成。图传以《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国史》等南诏典籍为依据绘制而成，分为画卷和文字卷。画卷是把佛教故事和历史材料糅合在一起的巨幅画卷；文字卷是对图传的详细说明。图传的内容，一是画了观音六化的故事；二是画了白子国首领张乐进求禅让蒙舍诏大首领细奴逻的故事；三是再现了《西洱河记》中著名的白族图腾神话。画卷形象地反映了南诏的历史、宗教、官制、建筑、神话、风俗、生产方式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图传既是9世纪云南的艺术珍品，也是研究南诏历史和文物的宝贵文物。《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简称《大理国梵像卷》或《张胜温画卷》。画卷分为《法界源流图》和《蛮王礼佛图》两部分。前者现藏吉林省博物院，后者，国民党败退撤离大陆时带往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画卷全长33米，134开，画人物637人。画系素笺本，彩色描金，用笔细致非凡，工致生动。清高宗乾隆为画卷写的题跋中说：“顾画中诸像，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楮质复淳古坚致，与金栗相埒。”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学者李霖灿在其《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称赞画卷的“描工”张胜温是一位才华非凡的艺术大师，说画卷既是艺术的“旷世天才的神品”，又是内涵极其丰富、极有学术价值的传世文物，“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名画中的镇院之宝，亦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瑰宝”。 南诏时期，统治者提倡“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11），南诏学习汉文化成为一种风尚。加之，汉族著名文人郑回久居大理，教授南诏贵族子弟；唐王朝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专收南诏子弟入学，持续50年，为南诏培养了数百名汉文化人才。他们回来后又传授乡里，使汉文化在白族地区广泛传播，代代相传。 由于文学的滋养，南诏、大理国产生了以赵叔达、杨奇鲲、杨布燮、段宗义、郑昭淳、董成、段功、高氏、段光、段宝、杨渊海、羌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南诏诗人杨奇鲲和段义宗的佳作，还被选入了唐代诗歌精华总汇《全唐诗》。 南诏、大理国的文化，也有自己显著的特点：第一，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产生于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两个区域，有两个文化中心，南诏、大理国文化则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只有一个中心；第二，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所在的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每个地区各仅有百余公里，如果以剑川到滇池中心地区的长度计，也不过500余公里。南诏、大理国文化则以洱海地区为中心，方圆达1000余公里，辐射全滇，并影响到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第三，滇国文化或青铜文化，属于奴隶制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则既包括了奴隶制文化，也包括了封建制文化；第四，滇国文化和南诏文化虽同属于奴隶制文化，但因所处时代不同，文化特征也有差别。如果把滇国奴隶制文化归同于古典式奴隶制文化，那么，南诏奴隶制文化则属于新兴的奴隶制文化；第五，新石器时代僰人创造的辉煌文化，是石器文化。青铜时代僰人创造的辉煌文化，是青铜文化。南诏、大理国的文化，则是以农耕文化为重点，创造了云南农耕文化的高峰。与此同时，其科学技术、畜牧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文学艺术等，都先后崛起，齐头并进，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有许多至今还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历史上，僰人在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在文化上都各有成就。比如，汉、隋、唐时期，白蛮所创造的西爨文化，元、明、清时期创造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精英文化，民国时期创造的以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标志的新文化，就某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言，都有空前的建树。但就总体而言，就不可再重复的角度而言，其他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无法与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和南诏、大理国文化相提并论。
注释： （1）菡芳：《大波那——古白子国国都》，载《春城晚报》，2002。 （2）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3）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4）《新唐书·南诏传》，载《云南史料丛刊》卷1，394页。 （5）《徐霞客游记》。 （6）《新唐书·南诏传》。 （7）《桂海虞衡志》。 （8）李缵绪、杨应新主编：《白族文化大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9） 樊绰：《蛮书》卷5。 （10）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11）胡曾：《代高骈回云南牒》。
（来源：《白族文化通讯》；原载《白族文化研究（2002）》，北京，民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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