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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文化的源与流
马 中华文明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文明一词既是指文化，又是指与“野蛮”相对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周围地区在云南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海门口为标志的殷末洱海文化向东发展形成以石寨山为标志的战国到西汉的滇文化。在滇文化基础上吸收东来的汉文化，又形成滇中和滇东的西爨文化。隋唐以后爨文化又西移洱海地区，形成南诏文化和大理文化。以上几种文化是云南文化的主流。它们之间有着纵向传承和横向交流的关系。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三千年来大理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周围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 人类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中国文明的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在史前文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在云南延续时间最为长久。云南旧石器文化的超前与滞后，可以从1965年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距今170万年或50万～60万年的元谋人[①] 和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保山地区文物管理所、保山市博物馆人员在保山县蒲缥河北岸塘子沟发现距今7000年旧石器晚期遗址得到说明。这是同云南处于过渡地带的地理环境和生态因子多而复杂的特殊条件分不开的。越是早期，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性越大。在新石器时代，文明是多中心的，往后黄河流域逐渐趋于领先地位，中华文明从多中心逐渐变成单中心，又向四周辐射。离中心愈远，影响越弱。在云南，古代文明是从洱海周围向滇池地区发展的。1973～1974年在洱海东部宾川县宾居镇白羊村发掘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稻作聚落，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和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同类遗址在大理、祥云、洱源、云龙、剑川、鹤庆等地都有发现[②]。早在1939～1941年，吴金鼎等曾对洱海西岸的佛顶、马龙等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在洱海东岸金梭岛、鹿鹅山、大墓坪和五里桥等地发现了新石器和陶片。稍后于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约3500年到4000年。而滇池周围晋宁、昆明官渡等地的新石器遗址，其绝对年代上限不超过3500年。从白羊村、大墩子到昆明周围的新石器文化，都是以发育稻作的河谷和湖滨盆地为经济中心的文化，彼此之间有着共同性和连续性。 以黄帝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通过涵盖大部分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大溪文化进入云南。司马迁在《史纪·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长子青阳降居江水（长江上游），次子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今云南、四川藏缅语各族均盛行幼子继承制，不可能与此无关。考古发掘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西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已南下经过巴蜀到达今云南腹心地区。大理马龙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与甘肃马家窑和西安半坡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平地起建的土木结构房屋，甚至与陕西庙底沟和河南洛阳王家湾遗址接近，大理马龙遗址的陶器刻符与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寺洼文化类似；白羊村出土的带耳、带流、高颈的陶器属于齐家文化类型。在马龙峰下还发现华夏文化标志的陶鼎残足。与此同时，司马迁也注意到古越文化溯西江而上到达夜郎以西的滇东南以至滇西的情况，《史纪·西南夷列传》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同师”在今保山地区。从1986年在保山塘子沟发掘出距今7000年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来看，云南与东南沿海以至东南亚的文化联系已经很早了。 海门口到石寨山——滇文化的形成 真正的“文明”一词表示人类社会从氏族制度解体，进入阶级社会组织的历史阶段，也就是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云南，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出现了文明的萌芽。1957年在洱海北部剑川县海门口发现距今约3000年的青铜文化遗址，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出土铜器有14件，其中9件是青铜器，有铜钺、斧、镰、钩、凿、锥、针、镯等。还有人工栽培的粳稻。出土石器农业生产工具达150件之多。海门口遗址标志着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向青铜器文化的过渡，由原始公社跨进了阶级社会的大门。在以后发掘的剑川沙溪东周墓葬中，也出土一些青铜器，可见滇西一带是云南古代制造铜器较早的地区。1963年，在祥云县云南驿大波那发现战国中期距今约2350年的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内有巨木叠组的井干式结构的椁室，椁内有一具长达 2米由7块铜板组成的铜棺。棺内铜器有锄、锛等农具和一些纺织工具；兵器有矛、剑、啄、钺、鐏等；生活用具有釜、杯、尊、勺、豆、匕、箸等；乐器有铜鼓、葫芦笙、钟等。棺内有一面象征权力的铜鼓和一根铜权杖，推断墓主人不仅是一个奴隶主，而且是当地农耕民族的政治领袖[④]。 1955～1960年，在晋宁石寨山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文物4 000余件，其中青铜器2 000件以上，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等；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发掘和清理古墓27座，出土文物1 300余件，与石寨山遗址属于同一类型。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称的“滇僰”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使用青铜的镰、锄、斧等农具，主要劳动力是妇女，种植稻谷，不知牛耕，生产上处于锄耕农业阶段。畜牧业也较发达，家畜有牛、马、猪、犬、山羊、绵羊，牛的数量最多，还从事捕鱼，捞螺蛳和狩猎。手工业能制造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皮革、纺织品和陶器，青铜冶铸业最为发达，铜锡配合比例恰当，工艺水平很高，青铜器表面的鎏金、错金、镀锡或镶嵌玉石，十分精致和美观。一些兵器及其他器物上附饰有立体或半立体的人物和动物形象。七件贮贝器上塑铸有复杂的人物活动场面，表现人们从事战争、祭祀等活动。人们盛行集市贸易，并与四川等地交往，输入丝织品、铜镜、弩机等，输出牲畜和畜产品，卖出奴隶“滇僮”、“僰僮”[⑤]。作为货币的家畜是牛，从南海传入的外来交换品则是海贝，有大批海贝放置贮贝器中作为随葬品。青铜器上的人物图像表明，滇池地区已进入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出现奴隶主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级。奴隶主不劳动，指挥战争和祭祀，平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是生产和贡赋的主要承担者。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虏。一件贮贝器上铸有十几个女奴在一个女奴隶主监视下进行纺织。三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青铜器，铸有以人为祭，有一次共杀4人[⑥]。以石寨山为代表的青铜文物，外形对称匀整，花纹精致繁褥，表明云南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从海门口到石寨山，贯穿着一条从初期青铜器文化逐步发展到成熟的青铜文化的内在联系，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例如，刃部稍宽大的青铜斧与平面呈梯形的石斧形状相类似；青铜圆刃钺可以追溯到海门口的红铜钺，等等。不论以母系社会为标志的云南新石器文化或继起的以奴隶社会为标志的云南青铜器文化，都显示出一条从洱海周围经楚雄地区向滇池地区发展的线索。所有上述新石器和青铜器都分布于湖滨河谷平坝地区，这种文化的主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靡莫”[⑦] 或“靡莫之属”[⑧]。 石寨山青铜器文化的上限为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史载庄率领楚国农民起义军数千人到达滇池，已是战国末年[⑨]。是时滇池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发展，“靡莫之属”的“滇僰”人已在滇池周围坝区开垦出“肥饶数千里”的土地。庄蹻及其从人带来了先进的荆楚文化，但他们不能用暴力改变滇池地区正在上升的奴隶制度，而只能“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虽然如此，云南青铜文化中已有不少器物如靴形铜斧、宽刃短铜剑等在湖北都有出土。《楚辞·天问》中“水滨之木，得彼小子”与《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见《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九隆神话”相类似。庄势力向滇西发展，故有“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之裔”的说法[⑩]。今之楚雄亦称“威楚”，当与楚人西迁有关。唐代宗大历元年立的《南诏德化碑》说，阁罗凤之弟“诚节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蛮书》卷五说，长沙指白崖城南20里的“蛮子城”。碑文又说：“候隙省方，驾憇于洞庭之野”，洞庭实指滇池。这都说明滇楚关系是很密切的。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击灭与滇王“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在云南设立益州郡，“以其故俗治”，令滇王复长其民，因而以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在西汉时期得以继续发展。但是，随着郡县制度的加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四川铁器大量进入云南。早在大波那和万家坝遗址中，就出现豆、匕、箸和编钟等中原器物。石寨山遗址中除了西南民族固有的乐器如铜鼓、葫芦笙、铜锣等外，还有从巴蜀传来的钅享于和编钟（共6枚，大小递减）。青铜器图像所表现的舞蹈丰富多彩，有类似今天滇西北彝、白等族的“锅庄舞”，也有类似今天傣族的孔雀舞，还有羽舞、盾牌舞等。遗址中纯汉式的器物也不少，如铜镜、弩机、鐎斗、钟、鍪、熏炉、各种钱币和汉印，除著名的“滇王之印”外，还发现“胜西印”和“王牢（？）私印”。江川李家山也发现“李德”、“黄义印”、“寿之人”汉印三方。经过新莽时滇池地区僰人大起义和文齐的治理，东汉时期汉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明帝时益州太守王阜在滇池地区“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昭通地区发现的《孟孝琚碑》记载：“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今昭通地区“其民好学，多士人”。当时汉文化主要是通过宜宾到昭通进入云南的。如朱提（昭通）、堂狼（会泽、巧家）洗常以双鱼为图案，《孟孝琚碑》上端残缺，周围有龙纹及鱼纹，与内陆常见的“四神”图案中的龙龟书法一样。“梁堆”出土的花砖和一些雕刻，都属于内陆风俗。总之，到了东汉时期，以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除铜鼓外，几乎荡然无存了。滇文化的断裂和滇王国的消亡是和石寨山青铜文化的衰落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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