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市东关的温凉河畔，坐南朝北的医圣祠显得十分醒目。这是为纪念东汉名医张仲景而建的，匾额题字出于郭沫若的墨宝（早在1952年就写出来了），凡是看到“医圣祠”三个大字的人便会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和冲动。 张仲景是南阳人。他出生于东汉桓帝刘志时期，那时，中原大地正悄悄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疫病，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医生像过去那样治疗发热用了石膏、大黄诸味寒凉药，但是却不见效，甚至适得其反，很多病人不治而亡。单是张仲景的家族中，两百多口人就有一半是死于这种疫病，一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这种疫病到灵帝刘宏坐朝时爆发得最厉害，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得住。最早有人认为这种病是由于身体受了寒气的伤害而传染的，所以就叫做“伤寒”。不过中医所说的“伤寒”与西医所说的一种由伤寒杆菌所导致的肠道传染病（也叫做“伤寒”）是不一样的。这种病最后被张仲景给破解了，他认为发病的因素很多，主要还是体质的下降，使得体内的正气不能抵御寒邪对肌肤的直接侵入，并因此形成气机阻碍而出现高热和各种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与内热为主的感冒大不相同，所以不能使用寒凉的药。张仲景在这里采用的是辨证论治，即“热病”用温热药治，促其发汗解表，使其郁积于体内的寒邪随汗散发出来。这种治疗方法使病人马上出现了转机，后来，连老百姓都知道“发汗”能治病。 张仲景拜师张伯祖，尽得医道真传。他潜心研究疫病，广采名家单、验方，并结合自己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医治伤寒杂病的理论，写出了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他在书中集前代医学之大成，提出用望、闻、问、切等“四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那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八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这部专著后来成为历代医学家必读的书目，其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在疫病治疗及临床应用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伤寒杂病论》后来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人们把这两部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 
在中国医学史上，历代名医如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叶天士等，都有着不凡的经历。但能称得上“医圣”的，大概只有东汉的张仲景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写的《伤寒杂病论》太伟大了。这部书是中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张仲景在书中“借一病为万病立法”，创建了中医药学的基本规范和框架。他提出的“六经分证，八钢辩证”的辨证论治，至今仍是中医的支柱性理论，是中医在西医面前足以自傲的核心优势。“医圣”不是谁都能封的，是历史对张仲景的认可。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他的书被尊为“医经”，他的药方也被尊为“经方”。 
故事两则：其一，张仲景从南阳来洛阳行医，一眼看见了“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说王粲身上得了一种怪病——“疠疾”，要他及时服用五石汤，否则四十岁以后就会眉毛脱落，然后死去。王粲不信，没有服药。过了20年，王粲的眉毛果然慢慢脱落，此时他想求医已经来不及了，不到半年就死了。 
故事二，在张仲景的老家南阳，曾经流传一个“冬至吃饺子不会冻耳朵”的说法。有一年冬天南阳特别冷，张仲景在白河岸边看到很多穷人的耳朵被冻烂了，非常痛苦，于是他就叫弟子在东关一处空地上搭起一座大棚，架起一口大锅，弄来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的药材放在锅里煮，然后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名为“娇耳”。然后下锅煮熟，每人盛两只娇耳一碗汤——娇耳祛寒汤。这些穷人的耳朵很快就好了。于是冬至吃饺子成为风俗。 
张仲景的中医学理论也传到了日本···经常有日本人来朝拜。 医圣祠建于明嘉庆年间，后来经过多次重修。现在看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重建的。 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后来辞官专职行医），据说这位“长沙市长”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衙门大开，张仲景坐在大堂上为排队的百姓看病诊治，颇像现在的“专家义诊”。这个“坐堂医生”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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