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大疫在大地上无声无息地蔓延，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然后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其症状与现代典型流行病近似。那是东汉末年，史书的记载是这样的：“东汉末年，疫疬横行，万户萧瑟。”当时很多地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其时，南阳、洛阳等地是重灾区。
南阳人张仲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他的家族有２００多人，大约有一半人在这次被称为“伤寒”的大疫中死于非命。看着亲人们痛苦地死去，自己却没有办法挽救他们的生命，悲愤的张仲景遂开始潜心医术，四处行医救人。张仲景与瘟疫的抗争不但使得无数人得救，而且成就了一部凝聚着中国人智慧的伟大医书 ———《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这部书“借一病为万病立法”，创建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时间让人们认识到了张仲景的价值，他的书千百年来流传不绝，被称为“医经”，他本人被尊为医圣。后人在他的家乡南阳建起了医圣祠，四季祭祀这个中国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走进中医的圣地
医圣祠位于南阳市东关的温凉河畔，坐南朝北。祠的大门是汉代建筑风格，门口双阙对峙，古朴优雅。大门上方郭沫若先生于１９５２年题写的“医圣祠”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进了院门，看到的倒是清代建筑风格的房屋。这些房屋不高大也不华美，但满院草木茂密，举目皆是茂盛的绿树繁花。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阴，斑斑驳驳地洒在院子中的古代医学家塑像群上。南阳张仲景博物馆（即医圣祠）副馆长张兼维告诉我，中间的塑像是医圣张仲景，四周分别是医和、华佗、王叔和、李时珍这四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医学家。
张兼维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浸润于中国古文化的知识分子，他长得高高瘦瘦的，眼神沉静多思，走起路来每一步都让脚轻轻缓缓地在地面上舒展开，让人感觉他心里很安适，那显然不是浮躁的文化所能陶冶出来的神态。他带着我在医圣祠漫步，走过山门、张仲景墓冢、过殿和正殿。他告诉我，这祠堂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屡有重修，可惜后来毁于战乱，现在的建筑多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修复的。张仲景墓比祠要早，但世事如烟，已经没人知道墓冢始建的年代了。
张兼维习惯称张仲景为“医圣爷”，他说老百姓都这么叫，他们是把张仲景当成神来敬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历史上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一种肯定，也是民心民意的反映。相传正月十八是医圣爷的生日，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万人自发地来祭祀张仲景。在正月十八那天，这院子里里外外都是人，大家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都是满脸的虔诚。今年正月十八，张兼维在祭祀的人群中看到一位９０多岁的老太太，小脚，腰都直不起来了。张兼维怕她摔倒，上前搀扶，和她攀谈起来，问：“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呀？”老人一脸的安详：“医圣爷功德大。我不图啥，只望他保佑老百姓平平安安！”那种发自内心的景仰，让整天在医圣祠工作的张兼维心里一阵温暖。
在学术界，张仲景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他辨证论治的理论，至今也是中医在西医面前足以自傲的核心理论。医圣的称号不是谁封的，是历史对张仲景的认可。据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任领导上任后，都要来南阳，来医圣祠。当世中医大家，也无不视医圣祠为中医的圣地，很多人在这里写下景仰的留言。这几年，南阳宛西制药厂和医圣祠举办“张仲景经方研讨会”，中医大家也是有请必到，给足了面子。
张兼维说，张仲景于东汉末年在南阳出现不是偶然的，那是中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青春期，当时的中国文明生机勃勃，兴趣广泛，热情四溢，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时有新奇的发现。就像年轻人谈恋爱，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各种风采姿态都要展示出来。汉代就好像一个人恋爱成功，成家立业了，是中国文化定型、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样是中医学建立理论框架的时期。南阳在汉代人文荟萃，医药文化发达，历史选择这里成就中国医圣自有道理。但中医走向成熟的过程却伴随着极大的痛苦，那是一场造成极大灾难的疫病催生的。
大疫横行万民哀
东汉末年，一场可怕的大疫在中国蔓延开来，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症状与现代典型流行病近似。这种病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普通发热性疾病。以往医生们见到发热就用石膏、大黄这样的寒凉药，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但在这种病的治疗当中却适得其反。天下医生束手无策，无数病人不治而亡。
当时的卫生和医疗条件难以控制疫病的流行，一次疫情稍稍平息，但不久另一次疫情就悄然而至。恐慌的情绪在全社会弥漫，这时候，一个叫张角的人出现了（这场可怕的疫病好像给了姓张的人充分表现的机会），宣称自己可以用符水“治病”。在纸上画符，再将这纸烧成灰，投入清水中，这水就成了符水。张角声称，把符水喝下去，病就会好了。张角建立太平道，用“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很多无助的病人求助于符水，其中身体抵抗力弱的死掉了，而自身免疫力强的活了下来。死去的没人注意，而活下来的被到处传扬，于是太平道大行其道。张角分遣弟子八人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信徒多至数十万”。
逐渐地，张角的太平道成为一种可以与国家政权抗衡的强大势力。处心积虑的张角以此为资本，命令徒众头裹黄巾起事。张角最终失败了，但中国因此元气大伤，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汉王朝的覆灭。疫情影响了国家政治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可见其严重程度。此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不得温饱，疫情更加严重。繁华数百年的天下变得凄惨无比，历史留下了著名诗人王粲悲凉的歌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那个时代，很多重要历史事件中都有疫病的鬼影在晃动。靠镇压黄巾军起家、在军阀混战中平定北方的曹操立志再度统一中国。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公元２０８年）十二月，曹操率兵南下，试图一战功成。他的８０多万大军本来占有绝对的优势，刘备被打得落荒而逃，刘表的儿子率众投降，孙权那边也商议着投降。对于曹操来说，当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疫情出来捣乱，“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这导致曹军与孙权部队在赤壁的初次交战中失利，挫了锐气。曹军退驻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后来的故事就很著名了：周瑜派黄盖向曹操诈降，用火船顺风猛冲曹军水寨，延及岸上营垒。随后，周瑜和刘备的军队水陆并进，大败曹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战后中国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唐朝人写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其实曹操没能赢得二乔归，恐怕他恨的不只是东风，还有疫灾。
魏晋时期，曾因疫病而“废朝”，即因传染病流行而导致朝廷停止办公。当时还为此立有规矩：“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更有很多名人染病弃世，曹丕给元城令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干）、陈（琳）、应（）、刘（桢）一时俱逝。”“建安七子”中的这四位作家，竟在同一次疫情中死去。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比一般人好，也没逃过这场疫灾，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不仅是由于战争，更由于大疫作乱。
长期受到疫病困扰的人们一直在寻找疫病的原因，有人推测是什么病原引起了疫病，引起了疫病的流行。较早的时候，人们认为疫病的发生是由于身体受了寒气的伤害，所以古代中国人将疫病统称为“伤寒”。后来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时，一种由细菌所致的肠道传染病被译为“伤寒”，导致这种肠道传染病的细菌就是伤寒杆菌。所以古代中医所说的伤寒与西医的伤寒是不同的。
在这场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劫难中，一位南阳人挺身而出。这是一位医学奇才，他的出现，让那段阴暗的日子有了一抹亮色。他就是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公元１５０年，他出生于南阳郡涅阳（今镇平，一说邓州）的一个望族。南阳是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当时称帝乡、南都，这里自古山清水秀，物产富庶，人文荟萃。但大疫来临，山河变色，繁华的南阳一时成为疫情重灾区。
当时，南阳一带“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有２００多人，其中大约有一半人都死于“伤寒”。经历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悲愤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
长时间的摸索后，张仲景认为这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体质下降，外界寒邪偏重，正气不能抵御，寒邪直接侵入肌肤，阻遏了气机而出现高热和各种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与以内热为主的感冒发热是大不相同的，不能使用寒凉药。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使用温热药来治疗“热病”的方法，用辛温发散的药品发汗解表，使郁闭于内的寒邪随汗而出。这种辨证论治的思路，使伤寒病的诊治出现转机，而后来“发汗”也就成为中国人都知道的法儿。
与中医差不多同期产生的传统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等相继失传，主要原因就是它们都停留在经验医学的状态，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充分的生存空间，近年来在国际上更是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其原因就是中医在古朴深邃的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创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还是中医在西医面前的优势。而中医辨证论治理论框架的创建者就是张仲景。
人们说，“医门之仲景，犹儒家之孔子”，“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他被尊为医圣，他的书被尊为医经，他的药方被尊为经方。
医圣祠内，张仲景的墓亭飞檐翘角，万世医宗就长眠在亭下的陵墓之内。站在亭前“东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先生之墓”的石碑旁，怎能不让人怀念先贤……
医圣差点错过中医
东汉末年的大疫最早大约爆发于公元１７１年前后，这时候张仲景２０多岁，已经是学有所成的医生了。但在这以前，他学医的兴趣和愿望差点让他的父母扼杀。
张仲景自幼就在诗书的熏陶下成长，他天资聪颖，好学深思，博通群书。司马迁《史记》里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使他着迷，特别是《扁鹊仓公列传》所记神医妙手回春的故事让这个少年为之倾倒，“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偷偷寻阅各种医籍，以学习医道为乐趣，憧憬着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良医。
但张仲景的父母认为儿子误入了歧途。当时医术和巫术界线不清楚，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甚至被视为贱业，人们以追逐名利、攀附权贵为荣，而耻于学习医术。望子成龙的父母不希望张仲景成为一个医生，坚决不让他学医。
这孩子将来能干什么？当张仲景１６岁时，焦急的父亲带他去拜访南阳名士何颙。何颙以善于识人而闻名天下，一番交谈后，他对张仲景做出了判断：“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张仲景的父亲听得目瞪口呆，但后来也只好顺其自然，同意张仲景学医了。这是史书上有关张仲景的为数不多的记载之一。
当时在南阳张氏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思维敏捷，辨析能力特别强，又刻苦好学，是学医的好材料，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张仲景尽得其传，医术很快超过老师，当时人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大疫爆发后，张仲景发愤潜心研究疫病。中国古代重视历史记录，对疫病的记载和研究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之一。翻开历史的画卷，距今３０００多年前，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虫”、“蛊”、“疟疾”等疾病的记载；《史记》中已用“疫”、“大疫”表示传染病的流行。这些也许可以看做是古代中国人对传染病认识的“萌芽”。在和疫病的抗争中，古人留下了不少医学文献。《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张仲景认真钻研这些文献和《素问》、《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学著作，又向各地名医博采单方、验方，并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一整套治疗伤寒和杂病的理论、方药。他几乎耗尽全部心血，写下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在总结大量治疗传染病经验的基础上，对发病因素、临床病候表现、治疗过程等共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书中条分缕析，对疫病传播过程中的征候、脉象，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以及给方、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的论述。
《伤寒杂病论》后来成为历代医学家所必读之物，为疫病治疗开创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后来中国又曾发生多次大疫。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中国在南北朝时期有１７次疫病流行的记载，隋唐五代时期１７次，两宋金元时期３２次，明代６４次，清朝７４次，民国６次。古人说“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所有疾病中，疫病是最迫切的问题。
围绕着对《伤寒杂病论》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流派———伤寒学派，而在明、清发展壮大起来的瘟病学派是伤寒学派的一个分支。这就是中国医学抗击疫病的主力军。《伤寒杂病论》在疫病临床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仲景奠定中医之基
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惟一、李时珍、叶天士……
数千年中国史上的上百位名医齐聚一条长廊，他们或长须拂胸，慈眉善目，或清癯冷隽，灵秀聪睿。记者漫步长廊，端详着这些仙风道骨的石刻画像，阅读着他们不凡的经历，心情由好奇到佩服再到感动：他们是座座令人仰视的高山，贯通古今，连绵数千年。历史上，疫病曾无数次疯狂袭击我们这个民族，试图阻挡中华文明前进的脚步。正是这些人一次次“扶正祛邪”，护卫着我们的祖先将灾难踩在脚下，一路走过数千年沧桑曲折而又辉煌壮丽的岁月。注视着他们的画像，一部别样的中国古代史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古老的中医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
这是南阳医圣祠的一座长廊，镶嵌着自伏羲以来１１７位历代名医的石刻画像，据说这是我国目前最大容量的名医画像宝库。记者流连在那些画像前，久久不愿离去。这１１７个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个个都名震天下、活人无数，是不同时期生命和健康的最智慧的守护者；而故去以后，他们化为中国医学天空闪烁的繁星，光耀后世。
在这么多杰出人物中，张仲景为什么会被独尊为医圣，被视为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听到记者的问题，张仲景博物馆（即医圣祠）副馆长张兼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因为他的《伤寒杂病论》太伟大了！这部书提出了中医的核心理论，创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很多内容是终极性的，永远不可超越。张仲景创建了中医的‘Ｗｉｎｄｏｗｓ平台’，后世的中医研究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的。他对于中医学的贡献，相当于孔子对儒家，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
中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过程。古人传说神农尝百草、黄帝著内经，把神农、黄帝两位始祖分别塑造成药祖和医祖，把中医的产生与中华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其实，《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都不是在传说时代，掌握百草的药性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黄帝内经》也会聚了从战国到西汉末年众多医者的智慧。中国人喜欢把神农、黄帝两位始祖分别塑造成药祖和医祖，把中医的产生与中华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显示出古代文明对医疗的极端看重。一个民族的生存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生产和健康。这两个要素是一切文化和科学的基础。越是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恶劣，医疗对生命就越重要。
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中医学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应用古朴深邃的哲学思想，总结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创建了一套以中草药、针灸、按摩、导引等为主要手段的综合自然疗法。张仲景集前代医学之大成，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４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８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他所提出的“六经分证，八纲辨证”的辨证论治理论，为中医学建立了基本规范和框架。１８００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中医的支柱性理论。
后来，《伤寒杂病论》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张仲景的价值，他的书从众多医书中脱颖而出，人们把这两部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人们更把《伤寒论》与《论语》相比，尊之为“医经”，认为“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即《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人们把张仲景与孔子相比，尊为“医圣”，认为“医门之仲景，犹儒家之孔子”。《伤寒论》中的１１３个处方，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医方之祖”。清代所编的《医宗金鉴》评价《伤寒论》说：“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诚医门之圣书。”
从晋朝到现在，中外学者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进行整理、注释、研究、发展而写成的书已超过１７００余部，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据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就足以使张仲景成为万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与中医差不多同期产生的传统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阿拉伯医学等均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相继失传。而由于张仲景的出现，中医具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才得以流传至今，并且近年来在全世界有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张仲景被尊为“万世医宗”，但他的生平却是解不开的谜。这似乎不可思议，无奈却是事实。《后汉书》、《三国志》中没一个字提到这位伟大的医者，直到唐代有人写《名医录》，才为他立传。
汉末到三国时期英雄辈出，曹操、刘备、关羽、孙权等青史留名。对于这些长于征战杀伐的豪杰，对于那些血流漂杵的场面，中国的史书向来不惜笔墨大肆渲染，但对于“活人无数”、泽被后世苍生的医圣，史学家却吝啬到不著一字的程度，这是为什么？！
坐堂医生是太守？
医圣祠的心脏无疑是张仲景墓。这是座砖砌方形墓，３米来高，一间房子大小，上有挑檐高亭。如果历史没有出错，张仲景在这下面已经长眠了近１８００年。墓的四角各有一个石雕羊头，每个羊头和弯弯的双角被人抚摩得光滑圆润。张仲景博物馆副馆长张兼维说，在中国古代，“羊”和“祥”是同音、同义的两个字，象征着吉祥，所以游人喜欢抚摩石雕羊头以祈福。民间的说法是“摸摸羊头，百病没有”，据说以此为父母祈福最灵。记者忍不住闭目挨个抚摩羊头，讨个吉利吧，什么能比没病没灾重要呢？
张仲景墓前，有一块立于清顺治十三年?穴公元１６５６年?雪的石碑，上书“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墓西侧有一座房子，陈列着张仲景为人把脉的塑像。张兼维说，这展示的是张仲景担任“长沙市长”期间，在自己办公室为百姓看病的情形。“坐堂医生”这个称呼，就是从张仲景那儿来的。
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期间，当地疫病流行，他心里很着急，想为百姓把脉诊治。但当时的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张仲景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后世医生怀念张仲景济世救民的胸怀，就把在药铺里看病称为“坐堂”，人们称药铺里的医生为“坐堂医生”。很多药铺也给自己起名为“某某堂”。
张兼维说，关于医圣的这个传说流传甚广，但一直以来，大家对张仲景的生平都存在争议，对于他做没做过长沙太守都还没弄清楚。有人认为张仲景没做过长沙太守，这个身份是后世出于对张仲景的尊敬编造的，因为根据史书记载，汉末长沙先后有１８个太守，其中没有叫张仲景或者张机（张仲景名机，字仲景）的；也有人认为汉末天下大乱，史书记载不详尽，１８个太守的任期有缺环，坚持认为张仲景担任过长沙太守。由于文献不足，双方相持不下。
张仲景墓碑上的“太守”二字到底是真是假？张兼维和宛西制药厂常务副总李明黎为此曾专门前往长沙寻找遗迹。在长沙，他们找到了湖南中医学院教授周贻谋。周教授告诉他们，张仲景的药方医术在长沙以至湖南地区广泛施行与传播，对湖南医药的发展影响深远。湖南的历代医家大都信奉张仲景的理论，有的还著书对张仲景的理论进行阐述，如清代长沙陈贤书的《伤寒论笺》，宁乡黄载鼎的《伤寒秘要》、周世教的《金匮发明》，零陵陈德懋的《编次注解伤寒论》等。长沙本地关于张仲景的传说很多，张仲景的医方过去都称为“长沙方”，学医叫做“问道长沙”，这里的长沙都指张仲景。旧时湖南各地中医师收徒弟，都必行“拜仲景先师礼”。长沙以前建有张仲景祠，以示对医圣的追念敬仰之情，抗战时期，该祠毁于战火。张仲景祠所在的地方现在是湖南省中医学院二附院，如今那里还有纪念性石碑。早几年，长沙市中医院改名为长沙市张仲景医院，表达了长沙人对医圣的怀念。但对于医圣的太守身份，长沙也没有直接的史料，李明黎和张兼维只好抱憾而归。
张兼维说，对于医圣来说，当没当过太守并不重要，但弄不清楚他的生平总是件憾事。医圣的身世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没有为他立传。伟大如医圣者，怎么竟会在正史上无立锥之地？
历史在嘲弄医圣？
当年，张仲景学医有成，在家乡南阳名声渐大。为了开阔眼界，他到繁华的都城洛阳行医，在那里他邂逅了文学天才、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４０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半年后，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也很不以为然，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样。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２０年后，他的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到处求医却为时已晚，半年后就死了。这是撰写著名史书《帝王世纪》和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的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写下的故事。皇甫谧生于汉末，和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接近，他的这段记载和《何颙别传》中关于少年张仲景的记载，是古书中最早的有关张仲景的两个片段。这成为人们推测张仲景生卒年月的重要依据。
直到唐朝，甘伯宗撰写《名医录》，才为张仲景立传，称他为汉长沙太守。张兼维说，这就像现代人为元代人立传，很多事情已经说不清楚了。其后，为医圣补传的不乏其人，而以章太炎的《张仲景事状考》、陆九芝的《补后汉书张机传》、黄竹斋的《医圣张仲景传》等尤为著名。但这些传记只能根据历史记载的片言只语进行考证，并不能有很大进展。
医圣这样的人物，正史为什么无传？一般认为是由于古代儒家传统文化鄙薄方技，不管你贡献多大，人家看不见。和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之所以有传记，是因为他为关羽“刮骨疗毒”，为曹操治疗头疼，后来又死于曹操之手。有意无意地与政治人物联系在一起，才使华佗得以在正史中有传。
其实正史没有传记和是不是长沙太守的争议，都是对张仲景的嘲弄。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对于当医生还是当官，张仲景观点鲜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序言中，张仲景对于当时人为什么都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表示奇怪。“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学没人爱学，大家的才能和精力都用在追逐名利、攀附权贵上面，张仲景认为这种情况是“举世昏迷，莫能觉悟”。
张仲景与“主流社会”的“主流观念”背道而驰，怎么可以青史留名？直到他确实无法超越、被后人追捧为医圣，还得靠戴上长沙太守的帽子来抬高身价。墓中的张仲景倘若有知，是否会觉得自己当初说“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有点自作聪明？在史学极为发达的中国，医圣竟然无传，生平不详，真不知道这是因为张仲景不识时务，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存在天生的缺憾。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有三点：张仲景是南阳人；他肯定生活在东汉末年；他写了一部伟大的《伤寒杂病论》。其余的一切都若真若幻、似有似无。
将近两千年过去了，大地山川都变了模样，可中国的官本位不但没变，似乎还无处不在。
医者仁心留美名
南阳一带有一种说法：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记者从小就知道这种说法，但却不知其所以然。采访医圣祠时，无意中听到这种说法的原委。
东汉末年，南阳一带疫病严重，张仲景常架起大锅，熬药救人。有年冬天特别寒冷，张仲景在白河岸边看到很多忍饥受寒的穷人耳朵都冻烂了，那情形痛苦不堪。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回到家，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免费向穷人提供药物。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娇耳”、喝下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
张仲景的救治行动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为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照“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扁食”。后来，饺子逐渐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食品。这“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南阳民间流传，为了纪念张仲景的仁德，人们相约在冬至和大年初一这两天必须吃饺子，后来就成了风俗习惯，于是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张兼维说，民间传说反映的是老百姓记忆中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医圣爷活在老百姓的心中，这比正史的记载重要得多。千百年来一直被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医圣爷足可以含笑九泉了。
民间传说显示了医圣爷有一颗仁德之心，这是古代大多数名医具备的品质。后世的药王孙思邈把自己的书叫做《千金要方》，因为“人命至贵，有过千金”。从神农尝百草，到张仲景一辈子跟传染病打交道，再到孙思邈一辈子行医民间，不接受皇帝的征召，历朝历代的名医都展示了传统中医一种难能可贵的理念：不图名利，爱惜百姓，珍视生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张仲景，但老百姓记住了张仲景。从张仲景留下的药方来看，都是在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单，有的药方只有几味药，既能治病又让患者省钱。撇开医术不说，就这一点，也足以让现在那些为多挣钱动辄开大药方的医生感到羞愧。
在被曹操处死的前一天，发明了“麻沸散”、世界上第一个应用全身麻醉技术的华佗拿出一本书，递给看管他的狱卒说：“此为活人书。”狱卒怕惹祸上身不敢接，华佗也不强求，要来火种，惨然一笑，将书点燃了。
华佗在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方面都很精通，外科技术尤其高超，可惜他的毕生心血最终都化为了灰烬。要知道华佗曾经达到的高度，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医学。在现代外科之父巴雷之前，欧洲医生做手术时，都是先用棍子把人打晕，或者给人放血至昏迷，再用烧红的烙铁烧灼血管止血，往往是手术还没完，病人就给折腾得差不多了。
所幸那个年代的中国有两个集大成的医学奇才，而且另一个医学奇才张仲景的书流传了下来。
张仲景的书也多次险些失传。那个年代没有激光打印，没有电子排版，没有印刷术，甚至纸张都很少，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文化传承之难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唐代药王孙思邈遗憾地说，医生得到《伤寒杂病论》，就像武林中人得到绝世秘籍一样，得到就成为高手，得到就绝不外传。
宋代出现的印刷术，给文明插上了翱翔云天的翅膀。此后，张仲景的光芒再也难以遮掩，他的学说逐渐占据了中医临床学的统治地位。人们尊他为医圣，大约就在这之后。
到了明代，不为医圣建个祠堂祭祀似乎就成了说不过去的事。于是，南阳温凉河畔的医圣祠以一个人的怪梦为由头建了起来。数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医圣祠历经沧桑，折射出中医的兴衰冷暖。
旷世奇书惊险旅程
大约在公元２１９年，年约七旬的张仲景告别了这个世界，也告别了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伤寒杂病论》。如果搁在现在，这本书要是得个诺贝尔奖什么的，那是给诺贝尔面子，张仲景的版权、稿费什么的也是大把大把的。但当时是一个不能成千上万地复制信息的年代，一个人或一本书都不可能一夜间红透半边天。１０多万字的书只能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竹简上传播。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没有了张仲景的庇护，这部伟大的著作只能靠片片的竹简载着，漂泊在茫茫无边、风高浪险的时间河流中。今天我站在医圣祠回望千年，仍觉得那实在是一段惊险的旅程。
张仲景去世那一年，山西高平一个叫王叔和的孩子年近１０岁，此人长大后博学多才，医术高明，当上了晋朝的太医令。王叔和偶然看到一部医书，见解独到，论述精辟，令人如拨开云雾见青天。可惜这本书已经是断简残章，连接竹简的绳子也断了不少，书的顺序也错乱了。整理之后，王叔和才知道这是张仲景几十年前写下的《伤寒杂病论》。读着这部断断续续的旷世奇书，王叔和如同武林高手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绝世秘籍，既兴奋又着急。
利用太医令的身份，王叔和决心搜集仲景旧论。他到各地寻找《伤寒杂病论》的其他抄本，终于成功地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共１０卷，记述了３９７条治法和１１３个医方，总计５万余字。之后，《伤寒论》逐渐在民间流传开了。但《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此后《伤寒论》仍是在民间口诵手抄。由于中医传统的家族传承方式，这本书的传播受到很大局限。唐初名医、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就曾经为张仲景的书难得一见大发感慨：“江南诸师得仲景方秘而不传。”
张仲景去世８００年后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文化成果的时期，国家政权出面对有价值的古书进行了校订和发行。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就是被虫蛀了的竹简，叫《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同，另外还有一些内容，是论述杂病的文句，当时尚未有人见过，但其文风与《伤寒论》极为相似。名医林亿等人考证后认为，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较全的抄本，于是将伤寒部分的内容删去，将杂病部分整理出版，取名《金匮要略》。一般认为，这只是一个摘抄本，并非完整的内容，但其内容已经为后世医家处理棘手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金匮要略》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技术，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浸足等等。该书记载了对自缢者的抢救方法，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的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
在宋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宋代的校订本。除去重复的，这两本书共载方２６９个，使用药物２１４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世代医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把这两本书尊为“医方之祖”。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北宋印刷术的发展，使那些被校订的古书广为传播，张仲景的杰作就此结束了危险的旅程，走上了广泛传播的坦途。此后，张仲景的学说大行其道。在对张仲景学说的阐释、研究、争论中，伤寒学派发展壮大，出现了许多分支，蔚然而成大观。
修建祠堂缘于怪梦
明朝崇祯年间，兰考廪生冯应鳌染上了伤寒，病情沉重，几乎不治。一天午夜，突然有一黄衣金冠的神人来到病床前，以手抚摩冯应鳌，冯“百节俱活”。于是他问是哪位神人救了自己，神人告诉他：我是汉长沙太守南阳张仲景，我救活你是千古奇事；我也有千古憾事，你可以为我弥补。南阳府东四里许有祠，祠后七十七步有冢，岁久湮没，荡为平地，重起墓冢就靠你了。说完神人就不见了。
冯应鳌并不知道张仲景是谁，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医门的圣人。他病愈后不远千里从兰考赶到南阳，在城东果然看到一座庙，庙内的十代名医像中有一个宛然就是他梦中见到的神人，拂去尘土，看到画像下是张仲景的名字。冯应鳌向父老询问，得知庙后原来确实有古冢和石碑，相传明初指挥使郭云修建府邸时推倒了石碑，后来这里就成了菜地。冯找到这块地的主人祝家说明情况，要求买原墓冢附近的地。但祝家觉得他的说法太荒诞，很生气，坚决不答应，说：“要买我的地你就全买了！买绸缎有挑中间一小块买的吗？”冯应鳌没办法，就刻了块“灵应碑”记述他的故事（这碑现存医圣祠），然后离开了南阳。
几年后，祝家打井时挖出来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字样（碑存），打井时还出现了种种怪异的事情。于是这事的前前后后就传开了，人们都相信了冯应鳌的说法。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１６５６年），南阳府丞张三异募捐建造医圣祠，而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叶县训导的冯应鳌也再度来拜，重刻灵应碑。
以上这个故事，是记者能找到的关于医圣祠始建过程的资料。我不打算相信这个故事。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呢？翻阅了医圣祠数百年来建造和修缮的记录，我大约明白了个中原因。医圣祠的修建和解放前的十多次修缮，没有花官方一文钱，都是由医生、地方名人出面集资，即便有官府中人参与，也是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为一个不相干的古人出钱修建祠堂是很难的，而有了这些灵异的故事，事情就会容易得多。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是谁导演了这些故事，但他的动机应该是很清楚的。
写到这里，记者不禁为医圣感到双重的悲哀：与堂皇的孔庙相比，堂堂医圣在传统文化中寒酸的地位令人悲哀；张仲景把医术从巫术中解放了出来，而１４００多年后还得借助神鬼故事建起他的祠堂，同样令人悲哀。
近百年来，医圣祠数毁数建，几乎成了中医兴衰的晴雨表。
上个世纪初，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基础上的西医传入中国。此后，西医越来越受到追捧，中医则陷入了痛苦与屈辱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跌到了最低谷。１９２９年，民国政府通过了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国中医药界为此群情激愤，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医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虽然提案最终被废止，但排斥和轻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观。
“五千年文化，忽有一落千丈之势……无论杀人之利器、养生之妙诀均以西人为长，中国为短，几欲一扫而空之。”这是１９３５年南阳一位中医在《南阳医圣祠墓志发刊辞》中表露的愤慨之情。此时的医圣祠房倒屋颓，一片荒芜。１９２８年，军阀石友三的部队驻军南阳时拆毁了医林会馆，将医圣祠开成了菜地。石友三的部队撤走后，倔强的南阳中医界人士先后于１９３４年、１９４０年两度修缮了医圣祠。
解放后，衣衫褴褛、长袍马褂的中医没有受到礼遇和重视，相反却被称为“封建社会封建医”，迎来的是一系列被限制、被取缔的措施。十年浩劫中，中医受到严酷的摧残，中医机构被裁并，老中医被纷纷下放。
直到１９８２年，形势才出现了转机———发展传统医药被列入宪法，中医终于在自己的故乡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拨专款发展中医，中医药事业出现生机。同年，国家拨款对医圣祠进行了修复。
目前，中医药的优势在国际社会日益得到认可。中医可以扶正祛邪，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功能，有助于调整身体正常功能，这些观点得到了不少国际研究机构的认可。
然而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在绊着中医药的腿脚。如今，国际中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了１６０亿美元，并且以每年１０％～２０％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仅占国际市场份额的３％。有人在问：中药今后还姓“中”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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