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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几天，写了篇谈苦日子的文章（详见链接：苦日子如果真的来临，我将这样活下去）。 有朋友留言批评：你说苦日子如果真的来临，就好像你现在过的是好日子似的。这话让人菊花一紧，如同被榨出了皮袍下的小。 天地良心，与那些坐拥亿万，房子和女人都用十位数来计算的贪官或大款比，我过的确实只能算苦日子； 但与从前那些真正的苦日子或是全世界还在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相比，如今，想喝酒就喝，想买书就买，想到哪里去基本也就到哪里去，对我这种缺少远大理想的人来说，这就是好日子。 为了表达对好日子的热爱，这篇短文，准备回顾一下我亲历的苦日子——当然，余生也晚，与所谓自然灾害时期的民众相比，我的苦日子即便是苦水，浓度也要淡得多。 2、 几代人以来，我家都生活在川南富顺。肥沃的紫色土，本是精耕细作的好地方，可难以置信的是，农民一年忙到头，竟然填不饱肚子。 紫色土最宜种植水稻和红苕。水稻收获后，稻谷大抵要作为公粮上交，农民分得极少；红苕不用上交，便成为农民的主粮。 每年秋雨绵绵时，收红苕的季节到了，也就意味着一年里可以敞开肚皮的好日子终于来临。 记忆中，每次分红苕都是夜晚。山坡上，亮着油灯、电筒，全生产队几乎倾巢出动，围挤在寒风吹拂的山岗，听队长宣布每家每户分多少。 分到红苕后，上至七八十岁的长者，下到六七岁的孩子，只要走得动的，都会带了各种器具运红苕。小路泥泞，天空乌黑，走着走着，有人扑通一声摔进水田。 若是大人，骂一句日你妈起来继续走； 若是小孩，免不了挨一记耳光：你狗日的杂个走路嘛，你以为你是公社刘书记啊，走路眼睛都搁在额头上。 回到家，已是深夜十点，却无人有一丝睡意。一灯如豆，母亲们在灯下麻利地洗红苕、削红苕、煮红苕。 半个小时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红苕端上桌子，一群悲伤的胃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没人说话，只听见一片此起彼伏的咀嚼声。 后来，终于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幺儿吔，慢点吃，不要噎着了，你未必是饿死鬼投的胎嘛。 3、 那时候，有红苕吃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大多时候连红苕也没吃。 春荒季节，地里疯长的牛皮菜（成都人把它称作厚皮菜，在乡下，原是喂猪的），喂牛的紫云英，去年余下的沤烂了的红苕（这种红苕还有一大用处：酿酒。烂红苕酿出的酒，老远就有一股呛人的腐烂味。如同逝去的岁月）。 既然是春荒，它们也都摇身一变，升级为赖以果腹的盘中餐。 生产队开始种麦子，饥饿难奈的农民偷偷把麦粒揣进衣服，队长只好在下工时挨个搜身。后来，一些人干脆一边播种一边生吃。田野里，回荡着牙齿咬粹麦粒发出的脆响。 队长气极败坏，把麦种全都拌上农药。数天后，麦地里躺着一群麻雀渺小而僵硬的尸体。 同样拌上农药的，还有花生。花生诱惑实在太大，邻村几个孩子趁着夜色爬到山坡，把白天种下的花生从地里掏出来，拿到水田里略一冲洗就吃起来。 当天晚上，山路上闪动着一串火把，孩子们被连夜送往医院；大发雷霆的刘书记宣布这是什么斗争新动向…… 4、 我家因父亲在外上班，母亲是大队干部，家境要好一些。就是说，我他妈也算我们大队的高干子弟了——我的一个朋友，如今的微信名就是高干子弟。他爹当过村长呢。 这种所谓好一些，大概也就是父母到县里或公社开会时，能从嘴边省出几个干得像秤砣的馒头；或是某位邻居悄悄送来几尾刚抓到的草鱼；或是灶上的盐罐没缺过盐。如此而已。 我和兄弟先后在公社小学和初中读书，两人合伙用一个瓷碗蒸饭。饭是不够的，一人分饭，一人先挑。为了分得更公正，我差点被逼用圆规和量角器作图。 拿不出钱，就没法在学校食堂搭伙。我们的下饭菜只能是背在书包里的一瓶咸菜。晚上九、十点，条件好的老师吃夜宵——也就是一小碗放了点猪油和盐的面条——面条的味道从没封顶的房间上空飘过来，口水便如瀑布一般喷射。 我和兄弟慎重研究之后毅然决定：妈的个X哟，要奢侈大家都奢侈。我们一人来一块咸菜。 我的一个同学更惨，三年初中，他几乎每顿都是吃白饭，连泡菜也没一砣。逢年逢月，他要改善生活，就端着饭盆到学校门口的小卖铺，买一分钱豆瓣酱。 豆瓣酱盛在一口巨大的瓦缸里，颜色深厚，如同一滩反复踩踏后的黑色淤泥。旁边是一口同样大的酱油缸，老板每天从里面捞出几十条白胖得像刘书记的蛆。 5、 十岁以前，只要不是最寒冷的严冬，我都赤脚。 不是亲近自然，而是没钱买鞋。 十岁那年秋天，父母把我从大队小学转到公社小学。母亲怜我光脚，一咬牙，小心数出十个鸡蛋。 我提着鸡蛋跑到代销店，用它换了一双硬得像钢板的塑料凉鞋。 那双凉鞋一直穿到小学毕业。 秋天，川南往往一连下十来天阴雨。由于冬季未到，我和兄弟还没住校，每天往来于家里和学校。 曲折的机耕道像一方接一方的水田。赤脚行走，必须用一把谷草搓成绳子绑在脚上。否则，长达八里的上学路，摔十次也不一定到得了。 终于有一年，姑姑从大理给我寄来一双水靴，从此双脚才不与泥泞亲密接触。 顺便说，那时候，大理是我心中的天堂，或者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想，我要努力读书，长大了到大理去工作。 那时候，姑姑从大理寄回来的玉米、糖果、旧衣服，甚至还包括姑父货车上的一顶旧帐篷，一口大得像棺材的木箱，都是我们足以向每个来访者傲然推介的贵重物。 还要顺便说的是，在村小时，我每天和赵老师一同上下学。年轻的赵老师是我父亲的朋友。 那时候，除了偶尔来村里视察的刘书记，没有任何人穿皮鞋，就连赵老师也不例外。 看得出，他对皮鞋思念已久。有一天，他忽然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聂大娃啊，你现在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穿不成皮鞋日不成X哟。 话丑理端，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深刻最难忘的励志教育。 6、 童年的苦日子以外，我还有另一段为期半年的苦日子。 那是1997年。我从自贡某厂借调成都某刊，一年期满，没能正式调入，而自贡那家工厂和我结下了梁子，勒令我必须回去。 这样，我只得颜面扫地地重回工厂，地位一落千丈，从秘书贬为装配工。沉重的体力劳动不用说，关键是，工资只有三百元。 三百元如何养家，如何糊口？我记得，一个老大姐把她的房子以低于市价很多租给我，要求半年一付。我却拿不出1600元钱。 穷生奸计，只好跑回老家，找父亲要了两千块。 7、 两段苦日子的原因完全不同，一段是社会原因，一段是个人原因。 个人原因造成的苦日子，我能力有限或者谋生乏术，愿赌服输，我不怨谁； 社会原因造成的苦日子，却不是说一声生不逢时、运道不济就能弥补的。 我想，最好的时代应该是，社会原因造成苦日子的可能无限趋近于0，而个人原因造成的苦日子也还有最低的保障，不至于让苦日子里的苦人儿绝望得铤而走险。 一群饿着肚皮的孩子半夜偷吃拌了农药的花生，这样的时代，无论你把它描绘成什么艰辛探索，我还是认可之前的定论：浩劫。 8、 我把小时候吃不起饭的往事讲给儿子听，希望他珍惜粮食。 小屁孩却乐不可支，他说：你是不是吃不饱饭才跑到我们家来当爸爸的？ 虽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我真诚地希望，苦日子的记忆到我这一代为止。 我的儿子，我希望于他而言，饿肚子永远是一种遥远而荒诞的传说。 为此，我不得不睁大眼睛。 推荐几本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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