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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之
老子，很久以来被认为姓李名耳字聃，故又称老聃，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是正史中有记载的李姓的始祖，《道德经》的作者，孔子的老师，道家的创始人，又是道教的最高权威太上老君。 俗话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老子”在古籍文献的记载中却扑朔迷离，可谓是既不见首，亦不见尾，真的是比神龙还神秘。因此，历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老子”到底是谁？历史上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老子”这个人？他到底姓什么？他的身世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知道，《道德经》所蕴藏的智慧博大精深，已经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而如今在中国的学者们的引导下，人们已经把老子与《道德经》划了等号，把《道德经》与老子混为一谈。这样以来，“老子”的身世就与《道德经》捆绑在了一起，对“老子”身世的质疑也就必然会对《道德经》的价值和地位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因此，在目前中国需要坚定文化自信的社会大背景下，彻底搞清楚“老子”的身世，彻底搞清楚“老子”与《道德经》的关系，就显然尤为重要和迫切。 现在，笔者就和您一起走进尘封的历史，拨开迷雾还原真相，揭开“老子”的身世之谜。 “老子”一词最早出现的古代文献是《史记》。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了老子的身世经历以后是这样记载的：“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与孔子同时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可见，司马迁其实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对“老子”的身世并不确定，司马迁因此而慨叹：“老子，隐君子也！”这就是说，在司马迁时代，对于“老子”的说法其实存在多种版本，司马迁只是将当时收集到的三个不同版本遵循“著其明，疑者疑之”的原则如实记录了下来而已，丝毫没有让人一定要相信哪种版本的意思。或许，司马迁与我们今天一样，对“老子”的身世充满了疑问，只是他仍以客观中立的科学态度做了如实收录。其实，不管记录历史还是心理咨询，一点儿都不带有个人立场是不可能的，例如孔子修《春秋》时往往通过对某人的称呼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司马迁的这种记载方式，其实同样隐含着这样一种暗示：如果历史上确有“老子”其人，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被）隐藏起来的君子——这就是司马迁对他所记录的“老子”的立场。 由此可知，司马迁对“老子”的记载并非信史，并不可靠，这些记载只能证明“老子”一说在司马迁时代已经存在了三个不同的版本。这是“老子”身世受到质疑的最重要证据。 《道德经》一书中开始所记载的内容至少是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有引用。韩非子还写有《解老》、《喻老》两文，不过，如果把这两篇文章的题目直接解读为韩非子“解老子”、“喻老子”那就是毫无根据地预设了“老子”的存在并将《道德经》与老子混为一谈了，显然这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可以作为信史的文献中，“老子”一说直到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才出现，而且《史记》又是直到司马迁去世很多年以后才开始为人所知，并逐渐开始流行的。那么，司马迁创作《史记》前的某一段时期就有可能是“老子”一说出现的源头。这也是“老子”身世受到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老子”一说早就存在且正常流传下来，那么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版本；既然是古籍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就有多种版本，那么“老子”一说必定来源不明。既然第一次记录“老子”的司马迁又不确定，如此以来，司马迁创作《史记》之时“老子”一说才刚刚出现不久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正是因为当时有许多人在古籍文献中为“老子”寻找对号入座的对象，这才众说纷纭导致了不同版本。 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证据。据史料记载，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年仅十六岁的刘安被封为淮南王，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1年）进献于刚刚继位的汉武帝。高诱认为此书的思想内容：“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梁启超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李学勤先生则认为，作为楚文化重要内容的黄老道家兼阴阳数术的思想传统，到《淮南子》的成书，已经是殿军之作了。（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现在一般认为，该书属于道家著作。书中对道、为道者、无为等作了大量的论述，并引用了与《道德经》内容相同的句子，可谓前无古人。然而，对“老子”，却只字未提，并且明确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可见，刘安认为道、为道者、无为等所谓道家思想都假托神农、黄帝而入说，而且书中多次提到神农、黄帝、儒、墨，却只字未提“老子”；
未提“老子”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至少是刘安等人认为这些所谓的道家思想与老子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老子”一说。而《淮南子》问世二十七年后，司马迁才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创作《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完成，此时不仅有了三种不同版本的“老子”，而且认为“老子修道德”、“ 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二十七年间居然有如此大的变化，那么，所谓的“老子”很可能就是这期间才出现的。 《史记》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涉及时代背景的信息：“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宾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外戚世家》），“（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曹相国世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史料记载，窦太后是平民出身，本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女，最初以良家子身份入汉宫伺候吕太后，称为窦姬。后来，吕太后欲释放一批宫人出宫，并将她们赏赐给诸侯王，窦姬也在其中。窦姬因为自己的家乡清河郡离赵国较近，故而请求负责遣送的宦官务必将自己的名籍放到去赵国队伍的名簿中。宦官临了却忘了此事，将窦姬安排到了去代国的队伍中。名簿上奏之后，诏书应允。队伍将要出发时，窦姬才得知此事，哭泣着埋怨宦官，不想去代国，因有诏书的强制命令在，窦姬才不得不去。谁知却因祸得福，受诏去代国的五个宫女，代王刘恒唯独宠幸窦姬。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窦姬被立为皇后。在被册封为皇后之后，她的弟弟窦广国还在给别人做仆役。窦广国四五岁的时候，因为家里贫困，父亲早死，被人抢夺拐卖，家中亦不知他被卖往何处。窦广国听说当今皇后是姓窦，清河津观人，便知皇后是自己的姐姐，于是前去相认。后来，在周勃、灌婴等人的建议下，挑选品德高尚的长者及行为端正的士人与之相处，教窦氏兄弟礼仪与为人处事之道，以使其成为谦虚礼让的君子。由此可知，窦氏家境之贫困。所以，窦太后要学“黄帝、老子言”最早也得等到成为皇后之后才可能有条件、有机会。后来窦皇后因病失明，宠衰失尊。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汉文帝驾崩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尊窦皇后为皇太后。汉文帝以孝闻名于世，是二十四孝主角之一，景帝也极为尊重这位皇太后。在宫中历练了多年经历过“宠衰失尊”之痛的窦太后早已从当初的农家女变身为女政治家，自此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参与政治，这才有了“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宾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的传奇经历。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景帝去世，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窦太后的政治影响力逐步达到了顶峰。年轻的汉武帝崇尚儒家的学说，通过贤良方正的科目招纳贤士。赵绾、王臧等人靠文章博学而做官，达到公卿的高位。他们想要建议天子按古制在城南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作为朝会诸侯的地方。不料此举激怒了“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后，于是派人私下里察访赵绾等人所干的非法谋利之类的事情，对其进行传讯审查。最终，赵绾、王臧被迫自杀，一大批儒学背景的官员受到牵连，他们所建议兴办的那些事情也就废止了，黄帝、老子言再度占据了上风。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权，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了解了这段道家镇压儒家的血腥历史，再去评价倍受后世诟病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会发现，这不过就是汉武帝针对深受窦太后黄老思想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非常手段而已，绝非后世所理解的没来由地打压百家而独尊儒术，这其实是主要是针对过度抬高了的黄老思想和被严重打压的儒学而进行的。 其次，我们看到，《史记》这两处的表述明显有区别：一处为“黄帝、老子”，一处则为“黄老”。前者明显是指“老子”是黄帝之外的另一个人，而后者则无法清晰地表达出这个意思，倒更像现在我们尊称那些德高望重、资历老、年龄大的权威人士为“某老”的表达形式，如过去称郭沫若为郭老、于省吾为于老等等，显然这是指的一个人。曹参早在公元前190年便去世了，33年后窦太后才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司马迁收集到的关于曹参的资料当然比窦太后的资料要早得多。这就是说，描述曹参的“黄老术”比描述窦太后的“黄帝老子言”至少要早33年。这倒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老子”最初可能源于对“黄老”的解读——解读为一个人，就是把黄帝视若父亲而尊称为“黄老”（参见拙作《那些被误读的古籍经典系列：追根溯源之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身世揭秘》，360个人图书馆gaoxingzhi.360doc.com），这样就不会出现“老子”；解读为两个人就是“黄帝与老子”，“老子”就这样被诞生了。至于老子是谁自然容易得很，只需要从古籍文献中找一个来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古籍中被称作“老某”或“老某某”的当然不止一人，如此以来，必然会出现多个可以称为老子的古人，于是，司马迁搜集到三个版本的“老子”也就可以理解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老子”一说最早出现于西汉文帝至汉武帝所谓“独尊儒术”之前这段时期。“上好之，下必从之。”当时的文人们为了迎合窦太后讨得太后的欢心而大力发掘、开发“黄老”的内涵，有意或者无意地错误解读了“黄老”。“老子”的诞生前后经过了大约至少七八十年的时间才得以流传开来。 已经有不少学者证实，很多古籍文献都经历过篡改，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一处。那么，关于“老子”的内容，《史记》有没有被篡改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老子”的姓氏。 主流的说法是古代老与李同音，老聃即李聃，所以老子姓李。对此，古文字学家唐兰经过研究认为，老子姓李名耳的说法不确实：“据当时人普通的称谓，老聃的老字是他的氏族的名称，因为当时称子的，像孔子、有子、曾子、阳子、墨子、孟子、庄子、惠子以及其余，都是氏族下面加子字的”，“老聃在古书中丝毫没有姓李的痕迹。”（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 不过，否定了老子姓李之后，唐兰又提出了老子姓老的新观点，他明确地说明：老子并不姓李，而是姓老。郭沫若、马叙伦、陈独秀等人均认同唐兰之说。高亨对此说又有进一步的考证，他在《老子正诂·前记》中说：“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他列出四条证据：
一、先秦旧籍如《庄子》、《荀子》等，对孔、墨等人皆举其姓，称“孔子”、“墨子”，独于老子则称“老聃”而不称“李聃”；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所以“明见老子原姓老矣。”
二、“古有老姓而无李姓”。《风俗通义》：“老氏，颛顼子老童之后。”春秋时代无李姓。《史记·循吏列传》的李离，系《左传》士离之误，不作李。《战国策》中始有李悝、李牧，李姓起源甚晚。
三、古人姓氏多无本字，常假借同音字。老姓变为李姓，也是同音假借。
四、“古韵‘老’属幽部，‘李’属之部，二部音近，古或不分”。高亨从《老子》一书中引大量语句，证幽部、之部音韵通谐。最后，他说：“老、李二字其声皆属来纽（即声母为L），其韵又属一部，然则其音相同甚明，惟其音同，故由老而变为李。” 总之，依高亨的说法，李姓不是由理姓演化而来，而是源于老姓。现在，我们对高亨的四条证据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条所举证据充分证明老子不姓李。不仅如此，一来古人习惯使用倒装式表达，例如“尧帝”也称“帝尧”，“舜帝”也称“帝舜”，所以，“老聃”也可能是指“聃老”，本姓聃；“老彭”可能是指“彭老”本姓彭。二来，根据笔者考评，老，是古代对“三老”的尊称，三老，是在学堂上对天子三公的尊称；子、诸子是对职位较低、权力较小、年龄又小但影响力却较大的官员或学者的尊称。因为三公位高权重，故只能以“老”来尊称而不能称“子”。（详见拙作《那些被误读的古籍经典系列：
追根溯源之孔子说“窃比于我老彭”》，《 追根溯源话“老子”》，《 方言“老子” 最初是指什么？——“老子”原来是个虚构的历史人物》，《那些被误读的古籍经典系列： 追根溯源之 “三老”、县、乡 ——秦汉的“三老”、县、乡与周朝的“三老”、县、乡完全就是两码事儿》，《那些被误读的古籍经典系列：追根溯源之
被误读的“诸子”与“百家”》， 360个人图书馆gaoxingzhi.360doc.com）总之，古代称“老”即不称“子”，称“子”必不是“老”。因此，并不能由此确定“老聃”就姓老，所谓“明见老子原姓老矣”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在西周、东周时期及至战国时期，不可能存在老姓。周礼规定: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 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礼记·曲礼上》）在这样的礼制下，又怎么可能有人会以“老”为姓呢？ 因此，老，在古代是对“三老”的尊称。老彭、老聃、老莱、老成方，都是三老之一，所以，均以“老”尊称他们，而不用后面加“子”。根据笔者考评，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的许多带有敏感信息的字义都被作了篡改，三老制度也与西周的三老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从而导致比如
“老”、“庸”、“鼎”等包含特殊含义的字早已失去了其原意，到了西汉，人们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会误把“老”当姓，以至于人们有时会在后面加“子”以示尊敬，比如“老莱子”。这样的称呼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第二条所引《风俗通义》：“老氏，颛顼子老童之后”本身就存在问题，颛顼子本是耆童，后人同样以古代“耆”与“老”相同为理由将其写为老童，这一说法其实毫无根据。因此，由此推出来的结论“古有老姓而无李姓”不成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风俗通义》是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其论据与司马迁所搜集到的关于“老子”的说法如出一辙，是一个方式推出来的结果。因此，不可信。 第三条以“古人姓氏多无本字，常假借同音字”为由来推断老姓变为李姓，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采纳，但如果有反证，则不应该采纳。因此，有了以上的证据，所谓老姓变李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四条论证本身不存在问题，但对于已经有证据表明是西汉时人们捏造出来的“老子”显然并不适用。 既然“老子”并不存在，是西汉文景时期的文人们出于迎合当权者的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司马迁是怎么知道老子姓李名耳的呢？拙作《那些被误读的古籍经典系列：追根溯源之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身世揭秘》等文章已经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简单说，就是唐朝的文人们对《史记》、刘向的《列仙传》等关于“老子”的信息作了篡改，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其实，司马迁根本就没有说过老子姓李名耳，更不知道老子的子孙是谁。 其次，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线索。他在序中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就是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跟随黄子学习道论的。作为太史，自然与皇帝、皇宫联系比较密切，那么太史的老师自然也有可能接触到皇帝和窦太后，因此，有着话题的窦太后没有理由不与黄子交流黄老之术。司马迁没有说明窦太后的黄帝老子言从何处学来，试想，黄帝之术由黄子来传，自然正宗嫡传，无论是谁，都更愿意从师于牌子硬、名气大的学术权威。因此，窦太后也有可能学自于这位黄子。对于窦太后来说，老师黄子教授的黄帝之术，身居最高领导层的窦太后应该怎么称呼老师的老祖宗黄帝呢？又怎么表达窦太后对黄帝之术的崇拜之情呢？又怎么把黄帝与黄子区别开来呢？自然非“黄老”莫属；对于这位老师黄子来说，如何清楚地向这位最高当权者窦太后表达他所教授的不是自己的术而是老祖宗黄帝的呢？又怎么表达自己对老祖宗黄帝的尊重和避讳呢？又怎么让自己所教内容与他人所传有所不同从而显示自己才是正宗嫡传呢？既然是正宗嫡传，黄子自然应该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所以，黄子所传授的自然是远祖黄帝与他老子传下来的言论了，那当然就是“黄帝、老子之言”！这是根据线索从心理学规律上作出的判断。或许您会觉得笔者是脑洞大开了。没关系，笔者姑妄言之，您姑妄观之，相信各人心里都有一杆称，会有自己的判断。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常常看到书上或文章中说某古籍中引《老子》中的某句话，其实，在汉代以前，根本就不存在“老子”，《道德经》自然也就不会被称为《老子》，明代及明以前的版本极少有将《道德经》称为《老子》的，最接近的名称有《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老子郑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不过地均已经失传。也有可能本来就不存在，这本就是唐朝文人的杰作，目的就是为了给唐朝李氏王朝寻根用的。明清以后，特别是现在，简直把老子与《道德经》划等号了，甚至有许多老子迷崇拜到了迷信、偏执的地步，只要看到与《道德经》中相同的句子就认定一定是引自《老子》，根本不管《道德经》成书于何时，最初叫什么名字；只要看到文章中谈到虚、气、无为、道，就认定这一定是道家的著作，丝毫不顾及这些文章的年代比道家出现的早还是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了。上博简《恒先》的解读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实，就连《道德经》这个书名都有可能是唐朝人给起的。在古代，它的名字更可能与老有关，这是从韩非子的文章命名为《解老》、《喻老》得到的启示。笔者认为，称为“老经”或者“老言”或许更确切。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儿是确定的：那就是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老子”这个人！它是西汉的文人们为了迎合窦太后的爱好而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因此，研究《道德经》应该与这个虚构的“老子”撇清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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