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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一点感恩精神的，否则，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将无所依傍。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恩师，他给予了父母无法向子女遗传和复制的知识。他使你时刻感觉他的存在，他仿佛伴随你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可以说，在生命的每个精彩瞬间，大致都可以读出恩师奉献给学生的DNA片断。 上世纪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盛行、英雄模范辈出，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求援，请厦门大学支援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山西来做中学教师。于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从富庶的闽南跨长江过黄河来到贫瘠的山西，在黄土高原上播撒知识的种子。我的初中班主任、语文教师黄永盛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其时是1965年的秋天，共和国的天空，飘浮着堕入漫漫长夜之前的短暂而绚丽的晚霞。我在太原十七中刚上初一，我和同学们被语文课迷住了。黄老师把语文和历史、语文和社会、语文和人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讲陆定一反映红军长征的作品《老山界》，从“四一二”大屠杀讲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山斗争讲到战略大转移；先是一部历史宽银幕，然后是局部特写，使学生身临其境，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他讲杨朔的作品《荔枝蜜》，让同学们直流口水。那时的北方，没有多少人见过荔枝，而黄老师从闽南亚热带水果之乡来，他的讲解足以让我们进行一场精神会餐了。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当时年轻的共和国，不止荔枝是甜的，生活也是甜的。他列举了诸如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国泰民安的实例。这种氛围下，自然而然地让人想成为一个酿造生活之蜜的小蜜蜂。 黄老师在工作中，寓教育于形象，颇有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味道。每周的班会上，我们都可以聆听最新版本的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黄老师给我们朗读的《雷锋之歌》《欧阳海之歌》，近四十年后，那铿铿锵锵的客家普通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1966年的2月7日，一篇新中国廉政史上的重要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就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黄老师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油墨飘香的报纸，中断了正常的语文课教学，用了整整两节课的时间，通读了这一长篇通讯。黄老师哭了，全班一片抽泣声。那时，我还不到14岁，就受到了廉政为民的启蒙教育。黄老师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共青团员。他是个语文教师，是个热血男儿，是个班主任——他只是觉得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几十年后，他的学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在种种金钱和权力的诱惑面前，每每想起他的教诲，执著地守住了那片栽满泡桐树的精神家园，这大概是黄老师所始料不及的吧！ 黄老师不是预言家，但他刚刚讲完高尔基的《海燕》，暴风雨就真的来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海燕》时的情景：他的个子很高，大约有一米八左右，手臂修长，伸展开来，就像一对翅膀。他站在讲台上，有节奏地摆动双臂，仿佛眼前就是汹涌的大海，头顶就是电闪雷鸣般的暴风雨，他像高尔基一样大声疾呼：“暴风雨就要来啦！”“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其时是1966年6月2日，这是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课。随后，我和黄老师以及我们的整个国家都被无情地卷进了那场政治风暴当中。 当我再一次做学生，考入南开大学，已经是雨过天晴后的1978年春天。我在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遇过很多国内外名师，也都得到过很深的教益。但是，在我个人的名师排行榜中，黄老师始终名列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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