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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晚报 曹树钧 2018年08月12日09:21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汉族，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曹禺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笔名的来源是因为本姓“万”，繁体为草字头下一个禺。于是他将万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取谐音字‘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戏剧教育家，历任中国文联常委委员、执行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1934年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先生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曹禺（左）与巴金
曹禺故居纪念馆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转眼之间，中国话剧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征程。回顾百余年历史，如果要举出中国话剧创作艺术成就最高的剧作家，那就是中外人士一致公认的戏剧大师曹禺。
曹禺的杰出成就令不少文学前辈、同行看重，也让无数文学青年敬佩。有人不禁发问：曹禺是不是早熟的天才？他光彩夺目的累累硕果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历史现场，沿着曹禺青少年时代的足迹，看看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一
1910年9月24日，曹禺诞生于天津。出生之时，父亲万德尊兴奋地连夜派人给湖北潜江老家的百岁老母拍了电报，并请老太太给小孙儿取名。第二天，就收到来自湖北的电报，老太太为孙儿取名家宝，小名是请阴阳先生起的，定为添甲，取独占鳌头之意。
不料，曹禺的母亲薛夫人产后虚弱，高烧一直不退。她患的是产褥热病，三天之后便撒手人寰。
万德尊请薛夫人的孪生妹妹薛咏南从汉口来到天津，照看曹禺。刚刚懂事的曹禺是个机灵聪明的孩子，养母（后为继母）常常教他一些日常用语与称呼，他都接受很快。平时也从不吵闹，爱听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和戏曲。每当他哭闹，只要继母一放留声机，曹禺立刻安静了。
三四岁的孩子天真无邪，在曹禺的眼里，世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以依赖的。为了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父亲和继母都将曹禺出生三天就丧母这件事瞒着他，等他长大成人后再告诉他。
不料没多久，万德尊（曾任民国初年中将）一个随身马弁刘门君的妻子，因受到薛咏南的教训，怀恨在心。一天，将曹禺生母去世的情况，一五一十全告诉了他。
这时，曹禺才五六岁。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是个没妈的苦命儿，但又不能不信。他一下子似乎觉得继母变得生疏了，离自己远了。
自幼丧母，对曹禺的童年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成人后每当他同别人谈起自己生下三天便丧母这件事，便极其悲痛。他说：“我从小失去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直到他七十多岁的晚年，一提到生母仍然有无限的怀念与伤痛。一次，我访问曹禺谈起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此片于1988年摄成，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问他有没有生母的照片，他忽然中断话头，陷入深思之中。生母的过早去世，是造成曹禺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他常常一个人独坐沉思，有时一个人跑到河北宣化府城墙上倾听军号的低咽。
继母薛咏南从湖北来到天津，最大的爱好是听戏。自从她发现曹禺常常一个人抱着小脑袋沉思默想后，便经常有意带他一起上戏院看戏，让他高兴高兴。天津本是华北的文化荟萃之地，这里的剧种丰富多彩，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还有文明戏，各种演出应有尽有，让曹禺看得如醉如痴。
从此，曹禺和继母几乎每天晚上成了天津戏院里的常客。让他后来感到十分幸运的是：他幼年观看的许多戏都是由当时一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演出的。他们的唱腔是那样有韵味，配合是那样默契，使曹禺对戏曲兴趣盎然。
曹禺沉浸在艺术美的海洋里。在看戏的时候，继母做他艺术欣赏的导师和“顾问”。看完戏之后，曹禺又迷上了家里的《戏考》，这里面精选的折子戏，他一折一折反复看，唱词也拿来背，整段整段都能背出来，还能唱出来。继母听他唱得有板有眼，夸不绝口。到后来，一本一本的《戏考》都翻烂了……从这些戏曲中，少年曹禺潜移默化地学到了描写性格的本领。
出神入化的戏曲艺术，让曹禺不禁感叹：“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
二
1922年，万家宝进入南开中学学习，在这所学校初中、高中部，他先后学习了六年。
南开的校长张伯苓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将话剧视为“社会教育之利器”，实施“快乐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演剧活动，认为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有时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还要强得多。正是在这种远见卓识的倡导下，自1909年起，南开中学一直坚持学校演剧活动，1914年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这个剧团的活动有五个“固定”：
一、演出的时间固定：每年校庆，毕业典礼演出。
二、演出场地固定：南开中学瑞廷礼堂。
三、指导教师固定：美国留学回来的张彭春先生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
四、观众固定：全校师生、教职工家属、学生家长和校友。
五、宣传阵地固定：《南开双周》校刊。在这个刊物上可以发表学生的习作、改编的剧本，也可以刊登校内演出的剧评和戏剧通讯。
南开新剧团由师生联合组成，是南开中学影响最大的一个课外活动团体。1925年曹禺成为该团一名新成员。
南开新剧团有如此优越的演出条件，不仅为当时一般的学校剧团所罕见，连后来的职业剧团也望尘莫及。作为南开新剧团的成员之一，曹禺就是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戏剧的兴趣。这样的环境和机会，在中国众多的剧作家成长史中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也是曹禺戏剧才能形成、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从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到1933年《雷雨》诞生，这八年间，曹禺不间断地从事舞台演出实践，先后演出过《织工》《新村正》《娜拉》《国民公敌》《马百计》《走雪山》《打棍出箱》《打渔杀家》（后三个均为京剧）等数十个剧目。这些演出对曹禺进步人生观的确立、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艺术构思能力的培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悍然向反帝示威游行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群众十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曹禺参加了配合五卅斗争的一系列演出，尤其是大戏《织工》的演出。这个戏是19世纪剧作家霍普曼创作的描写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剥削的重要剧作。剧中，工人们组成浩浩荡荡的数千人队伍涌向邻村，同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英勇的搏斗。由于曹禺刚参加南开新剧团不久，还是个初中生，在这次演出中，他扮演的是一个戏并不多的角色。虽然如此，这个戏的演出却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最后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希尔塞被流弹打死，织工们终于击退了敌人、热烈欢呼胜利的结尾，久久地在他脑中回荡。联想起现实生活中上海工人的壮烈斗争，使他对工人群众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深感敬佩。这个戏的演出，对曹禺进步人生观的确立以及以后《雷雨》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在南开新剧团，曹禺不仅参加了许多话剧的演出，还多次参加戏曲剧目的演出，先后演出过《走雪山》《打棍出箱》《打渔杀家》等剧，这都是余派的代表剧目。
《走雪山》是全本京剧《南天门》中的一折，这一折却是全剧的高潮，描写的是义仆曹福冒死搭救忠臣之女的故事。曹禺演义仆曹福，同班同学常家骥演小姐。公演时，张伯苓校长及许多老师、同学都来了，曹禺的继母薛咏南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开场锣一响，上千双眼睛全往大大的舞台上瞧。
毕竟是头一回上台唱京戏，曹禺觉得忐忑不安，他身穿蓝布大褂，腰中系着一条围裙，手里拿着一顶按扁的呢帽，一缕胡须嘴上挂，老觉得心突突地跳个不停。一看和他配戏的常家骥同学，扮演曹玉莲，还没有出场，额头上已经冒出汗珠来了。曹禺毕竟登过台，忙说：“家骥，别太紧张，你跟着我走就是！”
乐队过门拉过了，该曹禺出场了，他忙在暗场叫了一声：“小姐哇！走哇！”就走出上场门。刚走几步，他十分干净利索地来了个腾空滚跳的动作，表现行走的艰难，获得观众一片掌声。接着就在音乐的伴奏声中扶着随后而来的小姐玉莲。不料，常家骥人太胖，身子很重，曹禺人瘦小，身子又弱。小常步伐又走错了，脚踩在曹禺脚上，差一点和曹禺一起摔一跤，曹禺只得就势跌坐在地。台下一看，胖小姐把一个娃娃脸扮的老仆撞倒了，一下子大笑起来。常家骥忙扶起曹禺，忍不住也要笑起来。曹禺一边沉着地掸一掸身上的灰，一边乘人不注意的时候，瞪了小常一眼，暗示千万不能笑场。小常忙收敛笑容，进入剧情之中。
戏演到高潮，风雪交加，曹福不顾自己安危，脱下唯一的一件外衣，给小姐取暖，自己浑身冻得直打哆嗦，昏死过去。被小姐唤醒之后，接着是一段西皮导板转二六的唱：“耳边厢又听得有人呼唤，咳，小姐啊！（二六）尊一声小姑娘细听我言，实指望使姑娘脱离大难，有谁知行至中途不能周全。倘若是到了大同地面，似这等数九寒天，大雪纷飞，闪得你甚是可怜。我的小姑娘啊！”
曹福在大雪纷飞中冻倒在雪地上，这段唱是他临死之前对小姐的嘱咐。曹禺紧紧把握住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唱得悲凉真切，十分动人，博得全场喝彩叫好。曹禺此时感觉自己仿佛真是那个倒在雪地上的老人了，眼中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
《打渔杀家》原名《庆顶珠》，原剧很长，有几十折。戏中有颗宝珠，顶在头上入水，可以避水开路，故名叫“顶珠”，是梁山老英雄萧恩（阮小七）的女儿萧桂英与花荣之子花逢春的定亲“信物”，也是贯穿全剧的一条线索。故事取材于《水浒后传》，全本《庆顶珠》很少有人演，但《打渔》《杀家》两折则一直在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并且几乎所有著名的京剧老生与花旦都会演这两折。久而久之，这两折戏并成了一折，就叫《打渔杀家》。
这出渔家父女杀了渔霸全家的故事，曹禺也在剧场里看过多次。然而，百看不如一演。排演的时候，经张彭春老师一分析，曹禺似乎有豁然开朗之感。曹禺爱好老生戏，这次自然由他主演萧恩，张彭春老师让另一个男同学陈洪反串萧桂英。
两周后，京剧《打渔杀家》正式演出了。剧场里人山人海，鸦雀无声。戏演到萧恩、桂英父女驾舟过江，决定杀渔霸复仇，达到了全剧的高潮。夜间在滔滔波浪上行船，曹禺扮演的萧恩带着紧张的心情吩咐桂英：“夜晚行船比不得白昼，儿要掌稳了舵。”接着又用“西皮快板”唱：“恼恨那吕子秋做事太恶，恨不得插双翅飞渡江河，船行到半江中儿要掌稳了舵。”表现了老英雄对赃官勾结渔霸的切齿痛恨和不杀奸贼誓不罢休的决心。忽然，桂英撒了篷索，两次阻止父亲过江。萧恩一气之下准备送她回去。桂英又不肯，哭喊道：“孩儿舍不得爹爹！”这戳人肺腑、无限伤情的一呼，感动得萧恩也哭唱道：“桂英，我的儿啊！”
这里曹禺根据张彭春先生的点拨，较细腻地演出了人物感情变化的过程：萧恩由生气、无奈最后明白了女儿不愿舍弃父亲，让他一人独闯狼窝虎穴的深情，自己也忍不住失声哭了。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对老英雄的落泪，曹禺做了精心的处理，不仅哭出了真情，而且哭得有韵味。这场戏演出了老英雄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层次也清楚，唱与念，情真意切，声情并茂，台下不少观众含着眼泪鼓掌。曹禺也深深体味到戏曲艺术从生活出发，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巨大魅力。
演出结束后，继母头一个走到台前，笑嘻嘻地说：“啊呀！家宝，你真不错呀！”站在一旁的张伯苓校长伸出大拇指说：“哎呀，好得很，余派，唱得真有余派的味！”
四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部条件要对未来剧作家发生作用，还必须通过未来剧作家自身的戏剧实践。也就是说，戏剧创作能力还需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艺术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
有人称曹禺为“早熟的天才”，实际上，他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前，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有过八年（1925—1933）的戏剧学徒生活。这期间，他在编剧、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锻炼，使他的戏剧创作能力获得迅猛发展，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曹禺对名剧《少奶奶的扇子》的观摩学习和导演便是典型的一例。
1925年，南开新剧团演出的《少奶奶的扇子》，是一部对曹禺日后创作有重大影响的剧作。《少奶奶的扇子》（以下简称《少》剧）是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一部剧作。曹禺曾不止一次地观看过南开新剧团的演出，而且对此剧精湛的艺术技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同一般中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大都注重故事情节不同，他不是一目十行地看故事，而是一字一句地精读、细读，渐渐地明白了编剧技巧的奥秘。
曹禺深深记得，语文课上老师多次讲过：看一部作品不能只看故事情节，还要留心它的人物描写和艺术技巧，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曹禺琢磨《少》剧，反复思考它在艺术上的成就。这个戏引人入胜的编剧技巧让他折服。第一幕少奶奶瑜贞从陈太太那儿听说丈夫徐子明同交际花金女士有暧昧关系，心里十分不快。后来，徐子明又坚决要求今晚的生日舞会必须让金女士参加，更引起她的愤怒。徐子明不顾妻子的反对，亲自将舞会请帖寄出，今晚的舞会必有一场风波，这就引起观众朝下看的兴趣。这还不算，作者还将人物的尖锐冲突又推进一步。少奶奶见丈夫如此，就针锋相对地对丈夫说：“这把扇子，是你今天送我的生日礼物，金女士如果来，我就拿这把扇子打她，打她的嘴巴！”
这样观众便会更加兴致勃勃地等待下一幕剧情的展开，一连串的疑问在观众心头升起：徐子明为什么一定要请金女士参加生日舞会？金女士今晚会不会来？少奶奶会不会用这把扇子当众打金女士的脸？这种能引起观众无穷兴味的编剧方法，真是太巧妙了！
曹禺一边看《少》剧，一边对剧中一个道具——扇子的运用十分感兴趣。他发现，这个戏中扇子这一道具贯串全剧，用得十分巧妙，既帮助剧情层层展开，又一步一步刻画了人物。他看过很多戏曲，常常用两个字命名一场戏或一折戏。看着看着，他随手拿起一张纸，试着用两个字命名的方法概括全剧剧情的展开：第一幕银行经理送一把扇子，作为给妻子瑜贞的寿礼，这是“赠扇”；第二幕瑜贞本来要用这把扇子在舞会上打金女士，一见金女士雍容大方，不是想象中的放荡女人，失神地将手中的扇子落在地上，金女士又落落大方地从地上捡起扇子还给瑜贞，这是“拾扇”；第三幕瑜贞要与情人刘伯英私奔，为了掩护瑜贞，金女士承认扇子是她偷的，这是“认扇”；最后，金女士离开上海前夕，瑜贞将扇子作为礼品，回赠给金女士作为纪念，这是“还扇”。直到最后，瑜贞还不知道这位不惜牺牲自己名誉为她解围的金女士就是她失散二十年之久的母亲。一把小小的扇子，留给观众一连串深长的人生回味。曹禺打心眼里佩服剧作家结构剧本的精细和缜密。
《少奶奶的扇子》这个戏曹禺不仅多次看过演出，而且亲自为南开女中的同学导演过，他反复琢磨剧本，翻来覆去将剧本都看破了。《少》剧中风尘女子金女士二十年前离开丈夫。二十年后回到旧地，要求见女儿一面，女婿徐子明答应让她们一见，但相见不能相认。女儿二十年后要重蹈母亲的覆辙，金女士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力劝女儿……这样的情节启发了曹禺，影响着《雷雨》情节的构思和场面安排。同时，曹禺又据此引申：鲁妈三十年后见到的周朴园，也不是一般的资本家，正是当年抛弃过他的大少爷。周朴园也从他的利益出发，同样提出了侍萍与周萍“相见不能相认”的要求。这样的构思不仅将周鲁两家的故事紧紧地纠织在一起，情节也更加集中，而且更便于作者从历史的深度鞭挞封建制度对劳动妇女的摧残。
1933年夏，曹禺将他的这部处女作《雷雨》给了《文学季刊》。两年后，郭沫若读了这部剧作深感震惊，称赞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力作”，称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又过了一年，曹禺又向中国文坛奉献了他的第二部剧作《日出》，顿时引起文坛更大的震动。巴金将它与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并列，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英国学者谢迪克指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梁秉堃：曹禺在最后的日子里 来源：文化中国-中国网
编者按：2010年9月24日，是戏剧大师曹禺诞辰100周年。曹禺原名万家宝，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天津，1996年12月13日在北京辞世。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然惦念着中国的话剧，牵挂着北京人艺……曾经在曹禺先生手下做编剧的梁秉堃，记述了曹禺生前令人难忘的几个小故事。
最后一个月圆夜
曹禺师曾经为巴金老写过一首诗——
“文章千古事，巴金是我师。探索追沧海，真言若磐石。落笔岂随笔，剖心执火炬。
相识六十载，白头更坦直。匆匆几回聚，悠悠梦寐思。”
曹禺师19岁，刚刚进入清华大学，便一头钻进了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丰富的书籍和画册，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在五年大学生涯里，他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剧作《雷雨》。一个偶然的机会，巴金老从上海来到北平。当时，他和郑振铎、靳以在三座门14号筹办《文学季刊》。曹禺师把完成的《雷雨》稿子交给了靳以，但靳以把此事忘到了脑后。夜晚，巴金老临睡觉以前想找点东西看看，便很随意地翻到了《雷雨》的稿子。巴金老说：“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体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感动过我。”接下来，经过巴金老的热情推荐，《文学季刊》破例在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开始，《雷雨》就在日本和中国的舞台上正式演出了。自然，也就决定了曹禺师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这也成为一直传颂至今的文坛佳话。后来，在短短的6年中，曹禺师先后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而且每部作品背后都蕴藏着巴金老的辛劳和友情，他既是每部作品的最初读者，又经过他的手把作品一部部地奉献到读者面前。
等到曹禺师和巴金老晚年以后，那确乎是“相识六十载，白头更坦直。匆匆几回聚，悠悠梦寐思”了。那时，他们身体越来越差，病情也加重许多住进了医院。巴金老去不了北京，曹禺老师也来不了上海，见面几乎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1993年，一些好心人想促使他们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聚会一次，他们自己听说以后也欣喜若狂，翘首以盼。然而，由于医生的坚决反对，曹禺师万分遗憾地没有成行。那年的中秋之夜，他们通过长长的电话线进行“相会”：巴金老感慨地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曹禺师异常赞同地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谁能料到，这次通话竟成了他们的生死“诀别”。
一本100多人合写的册页本
曹禺师当了我们将近半个世纪的院长，他熟悉剧院里的每一个人，就连一位拉大幕的老工人杜广沛，在退休的时候，他也要写上一幅墨宝相送：“广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你多年的劳绩。”于是，杜广沛无比自豪地把题词挂在家里客厅的正面墙上，自己欣赏，也让客人欣赏，仿佛这是一生辛劳后得到的最好报答。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1979年《王昭君》上演，一天曹禺师早早地来到首都剧场后台，走进演员蓝天野的化妆室。他说：“天野，拜托你帮我做一件事，这可能要费你很多精力，我要准备一本册页，请北京人艺所有的伙伴们都为我留个纪念，你来为我办。”蓝天野说：“我来做。我很有兴趣做。”过了几天，曹禺师托汽车司机老史拿来一个大的册页，附着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几十年了，北京人艺许许多多伙伴的成就、贡献和友谊，都使我感动，请他们每一位都为我留下几笔以作纪念，每当我静下来，就翻开看看。我知道演员中你们几位都善于书画，一定要画，或者随意写几句话……还有舞美部门，辛纯、老韩、文冲（三位都是著名舞台美术家——引者）等，都要画。
曹禺师在信中还特别嘱咐，一定要请剧院各个部门、每一位朋友，能画就画一幅，最好写几句想说的话，或者只签个名也好。他提到：服装组的谢师傅、姜师傅，制作道具的洪师傅、小边，拉大幕的老杜，效果组的冯钦，化妆组的大李……还有许多人。也一定要请后台的老王、老姚，食堂的老李、张师傅、胡师傅、小赵，剧场的老杨、老白，以及场务员们，还有老史、小陈等好几位司机师傅，当然还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和办公室的学礼、花芳等等。他在信中和后来又曾提及的，总共有一百多人的名字。
曹禺师对这本册页格外珍视，并嘱咐蓝天野，因为要转手数百人，一定要维护好，请大家写时一定要在夹页间垫纸。如果一册用满，他将再托老史带来。
后来，蓝天野竭尽全力找到剧院的每一个人，而很多人都要认真地写或画，甚至还要费几天思索，有的人写下几十年交往，有的人表达一时一事的感触。
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蓝天野才把满满两厚本册页交给曹禺师，他立即从头到尾认真地翻看起来……
半只盐水鸭
曹禺师前后在北住了8年之久，特别是后来被诊断为“肾功能衰退症”以后，每天吃饭都只能靠着麦淀粉来充饥，日子十分难过，为此，夫人李玉茹立即同来住院，她常常是当面陪笑脸，背后又哭得死去活来。这时，不得不找来一个陕西的小伙子白世林做护工，24小时不间断地扶持着曹禺师。长期只能吃着没有一点“油水”的麦淀粉，单调无味，如嚼黄蜡，实在是一种难忍的折磨。于是，每天晚餐以后，曹禺师总要让小白陪着自己出医院走走“放放风”。一天，曹禺师让小白带路来到就在附近的崇文门菜市场里逛逛。进了菜市场以后，曹禺师径直就来到专卖熟食的摊位前，格外出神地看着摆放在玻璃柜里的南京盐水鸭。他小声对小白说：“咱们得悄悄的，买上一只！不，只能买上半只！”小白完全懂得了曹禺师的用意，赶忙照此去办理。然后，小白把用塑料口袋包好的盐水鸭，悄悄地藏在外衣里边，人不知鬼不觉地带回了医院病房。夜晚，等到医生、护士查房以后，病房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在小白的用心掩护下，曹禺师才兴奋地吃下了一口盐水鸭，并且连声称赞：“有味道，很有味道。”
小白是一个护工、秘书、晚辈等兼于一身的人，工作认真负责，而且非常辛苦。等到曹禺师到了病危阶段，曾经多次向剧院的领导人作出交代——一定要把小白吸收进人艺来，还要给他分房，帮他娶妻生子。
续写《桥》
曹禺师1981年至1983年在上海期间，正是全力拼搏续写两幕剧本《桥》的时候。这个剧本是在抗战胜利以前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因为去美国讲学就放下了。下面是他给女儿们的信中谈到的一些创作状况——
“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
“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去已逝的时间，但是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花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翻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着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趁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30周年（庆典）、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许等于不存在了。”
“我正在写作，每天夜二时或三时、四时起来不等。干上四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但总算有点进展。时常干了一个月的工夫，写好的东西，现在一看，不成样子，又把它完全划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计划与大纲，今日看来绝不能用，太浅，太俗，也太无意义，只好全部作为废纸。然而，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这一点看来站得住的东西，确实由于我这一两年下的工夫得来的。虽然这一两年的稿子终成了废稿，但没有这些废稿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再筛滤，扬弃，是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点比较站得住的东西。我觉得以往的功夫与精力，并不是白用的。”
曹禺师在198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构思《桥》。
十时许，到巴金家。巴老说：‘现在一个作家要给自己下结论的时候到了。写点东西，留给后人看。’‘写了登不出，放几年也无所谓。’
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一定要独立思索，不能随风倒，那是卑鄙、恶劣的行为。既错了，便不要再折磨自己，想起没完。让过去成为过去，让自己清醒些！今后，不再上当。少说，错误少些。
但写作却要从自己心里想写的，写下去，不说违心话。写评论，不夸张；写散文，应说真话。自己真感到的再写，更不要，为了文字漂亮，为表现虚伪的感情。那样写出后，自己看了，就会觉得丑的灵魂在自己心目中，在众人的眼睛中，表现得更丑，自己会痛苦万状。
不要为自己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缺点、失当的地方，就反复思念、后悔、痛苦得没有止境。‘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要自己常常想想。我觉得我常为文字的把戏（即俏皮、痛快淋漓、引用典故的恰当……）把自己变成一种不正确的思想的把戏。如同为了一时的光彩（极肤浅而庸俗的），宁用一尖刀在自己的心窝处，划一道口子，流血不止。
我自己一生，总感到轻浮，但非改不可！”
尔后，曹禺师整整78岁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诗和几句话：
“破晓梦醒将去身，惊闻寥落荒鸡鸣。往事如水任流去，忍堪重踏亡羊尘。
余年近79岁，回顾数十年来，如柳如萍，随风尘土，对人对己，大半谬失。怨天尤人乃庸人心理。虽行将归去，终不肯死前仍不能随心所愿，澹泊而勇于面对丑恶言行进行沉默（不是无行动）的鞭挞。尤其是针对自己的矛盾，须更重的反省，利用暮年作此认真的言与文，歧路亡羊，杨子长嗟，然回头是岸，大彻大悟，独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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