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水涧畔 寺里古墓 调查和勘探过后，我们将试掘的地点选在了清凉寺东北侧。当时这里的地形分为三个高低不同的台阶，每一个台地的地势都比较平坦。我们从西到东一字排开布下5×5米的10个探方，横跨三个台地。这三块平地都是近年村民们平整土地的结果，已经不是原来的地貌，除少数几个探方外，其余区域的覆盖层均很薄，有的地方揭去耕土层就有可能破坏下面的遗迹。基于这一特殊情况，刚开始时，发掘工作带有十分明显的试探性质，队员们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原来的堆积层位。揭去覆盖层后不久，中部区域就露出了小型墓口，证明这里确实是一个墓地，而且墓葬未被平整土地破坏，这让我们所有的发掘队员都松了一口气。
在这个冬天，我们清理了10个探方中出露的30座墓葬，发现了20余件玉石器和其它一些共存的遗物，长期以来迷雾重重的清凉寺墓地终于撩开了其面纱的一角。第二年和第三年，我们又连续对清凉寺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并且聘请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院校考古、文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出土玉器、人骨等遗存进行研究；在西侧的山梁上对墓地全貌作了高地录像、摄影；采用氢气球升空的方式进行了高空全景摄影；还用全站仪测绘了墓葬分布图。
考古人员对墓地进行拍摄 从2003年深秋到2005年冬季，整个清凉寺墓地共清理墓葬355座，基本搞清了清凉寺墓地的范围、形成前的地形、地势和其它一些情况。
墓地的范围局限在清凉寺后面山梁下的缓平坡地内，现存区域南北最长处约100米，东西宽约30—90米，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
根据对发掘资料的分析，我们确认在墓地启用前，其附近的地形为一个相对平缓的小坡地，西部的山梁范围较现存部分宽大一些，山前的区域较小，坡地的西北部较高，由此向东、南方向逐渐降低，高差超过5米。东部和南部向外伸展的区域比现存范围要大一些，长期的雨水冲刷已经使东部的部分地面坍塌，历代人为的破坏则使南部缺损，墓地的西南部接近清凉寺的后墙，因此被起建和维修该寺院时破坏，西、北两侧基本完整。
从发掘区的层位情况来看，坡地最初并不是被作为墓地的。该区域内最早的文化遗存属于距今近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枣园文化。我们还先后发现了属于枣园文化的房址、灶坑、灰坑、瓮棺和墓葬等遗迹，当时这里只是一个居住人口很少的小型聚落。
这块坡地被选择为专用墓地时，基本保留着枣园文化时期已经使用的地面，所有墓葬全部打破了枣园文化的遗迹。从墓地的选择来看，至晚到这一时期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们已经有了对“风水”概念的认识。按照传统的解释，“风水”一词因“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而得名。清凉寺墓地周围地势封闭，后面靠山可以聚风不散，前面有汩汩泉水汇成的恭水涧，水界此则止，“聚风得水”的天然地势弥补了区域狭窄的不足。他们认为理想的风和水等条件可以使入葬者安息，也能使后人永得福祉。在寺里—坡头遗址的周围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并不多，也许这正是这里几度被作为墓地的根本原因。
迄今为止，清凉寺墓地共发掘355座墓葬，可分为四个时期，除了第一期的少数墓葬年代较早，可能属于枣园文化外，第二到第四期的墓葬基本是先后连续的，一些墓葬的形制和其所反映的葬俗耐人寻味。其中第二期的都是小型墓，有的墓内仅有墓主人的尸骨，另外一些墓中发现有玉器随葬，虽然精致程度并不高，但却显示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分化，而且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随葬玉器的墓葬。第三、四期墓葬与这些小型墓不可同日而语，其葬制与第二期有了较大的改变，反映了不同时期和职业之间死者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分期是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和部分墓葬中随葬品的分析得出来的。  精致的玉器与彩绘陶器 虎头玉饰 玉器是清凉寺墓地的主要发现之一。最早发现的玉器是在2003年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的随葬品，累计多达12件之多，玉器的种类主要是玉璧、玉环和石刀、玉钺、小玉饰等，让我们吃惊的是在死者右臂上竟然有4件玉璧、环套在一起，玉石器质地和制作精细程度虽然并不好，但器物特点十分明确，比以前入藏两个博物馆的玉器多了石钺，显示了墓主人具有较大的权力。
玉琮 第三期墓葬发现的玉器质量精美，而且造型特别，构思精巧，其中发现了两个憨态可鞠的虎头状小饰品，器物惟妙惟肖，小巧精致，遍体洁白，雕刻手法细腻，它们散置于经扰乱过的墓室底部，已经失去判断佩带方式的条件，可能是一种精致的玉器与彩绘陶器玉器是清凉寺墓地的主要发现之一。最早发现的玉器是在2003年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的随葬品，累计多达12件之多，玉器的种类主要是玉璧、玉环和石刀、玉钺、小玉饰等，让我们吃惊的是在死者右臂上竟然有4件玉璧、环套在一起，玉石器质地和制作精细程度虽然并不好，但器物特点十分明确，比以前入藏两个博物馆的玉器多了石钺，显示了墓主人具有较大的权力。第三期墓葬发现的玉器质量精美，而且造型特别，构思精巧，其中发现了两个憨态可鞠的虎头状小饰品，器物惟妙惟肖，小巧精致，遍体洁白，雕刻手法细腻，它们散置于经扰乱过的墓室底部，已经失去判断佩带方式的条件，可能是一种饰物。也许是由于其体积较小，在墓葬被盗扰时幸免于难，让我们今天得以目睹数千年前能工巧匠的得意之作。还有一座墓虽然经盗扰，但是盗洞挖在西壁正中未向墓室内延伸，墓主人和随葬器物基本未经扰乱，死者的骨胳已经全部朽坏，只能看出一个大致轮廓，但出土器物却比较精致，而且基本保持在原位。两臂近腕部是套叠在一起的各种玉璧、环，胸部曾挂有一个镶嵌着绿松石的多联璧，颈部还有管状的玉饰件，头部则斜放着一块长方形的玉器。值得注意的是其左臂上套叠于中间的一件牙璧，这是该墓地发现唯一的一件完整牙璧，形制比较特殊，外表晶莹光洁，质地特别细腻，制作十分精良，中部保存较好之处温润碧绿，周边稍稍有些发白，器体上沁入植物根系的线状痕迹，让人爱不释手。
出土的彩陶 陶器是确定文化归属的主要研究标本，但墓葬中出土很少，这一直是我们心中的难言之隐。2004年9月，为了弄清清凉寺起建和维修时对墓地的破坏程度，我们决定将发掘范围向南扩充2米，没有想到这次扩展却让我们发现了部分彩绘陶器。9月21日，在濒临建庙取土破坏区域的西南部，清理了仅存约三分之二的另一座墓。墓主人为仰身直肢，但上半身已经被取土破坏，仅存下肢；其东部、东北部散布着数具人骨，有的俯身，有的侧身，还有的呈不规则状弃置，只有北侧的一个死者怀里抱着一件玉钺，身份可能略高，或为近侍，他们的身份显然是陪葬或殉葬者。在这些人骨之下或旁边发现有彩绘陶瓶、兽牙、石钺、异形臂饰等器物。其中的彩绘陶瓶形制独特，敞口高领，圆鼓腹，小平底，器表红、黑、白、绿等颜色相间装饰，相互映衬，鲜艳夺目。我们知道在仰韶时期，陕晋豫交界地区彩陶曾经盛行一时，进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以后已经基本绝迹，这里发现的彩绘器物与仰韶时期的彩陶显然不同，花纹可能蕴含着生者对死者的祝福，有着异乎寻常的想象力，是同类器物中的上等精品。
中国古代赋予某种玉器以特殊的功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认为璧和琮具有沟通天地人神的功能，玉璧和玉琮成为拜祭天地的器物，清凉寺墓地大量玉璧和少量玉琮的发现表明这些玉器当时应当已经具有了礼器的含义。钺在古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个别墓葬中玉钺的发现突显清凉寺墓地的阶层分化状态。而只在第二期存在的多孔石刀则是清凉寺墓地的典型玉器，这些现象是当时整个中原地区不多见的。虽然第二期墓葬发现的玉器质地普遍不好，且因为长年埋在潮湿的地下受到腐蚀，但本身反映着一种特殊习俗的出现。清凉寺人为什么对玉器情有独钟？随葬玉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是和后代的玉器一样，具有礼器的功能还是另有其他的社会含义？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的课题。 撩起文明面纱 远古时期人们有根深蒂固的“事死如生”观念，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部分再现。清凉寺墓地中展示出来的暴力色彩、等级区分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折射出来的信息是全方位的，而且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社会制度也有较大的差别。
第二期的小墓遍布中西部发掘区，较稠密，虽然相互之间也有打破关系，但绝大部分的排列还比较规整，而且部分墓葬中还随葬有种类较齐全的玉石器，这是继第一期少数墓葬数千年之后较大规模入葬该坡地的一批死者。这是该墓地发现出土玉石器最多的阶段，也是我们认识墓地代表时代特点的重要资料。
第三期的墓葬规模相对较大。相互之间也有区别，中部的规模最大，向东逐渐变小，它们分布在墓地的中、东部，排列顺序规范，南北成行，东西并列，间距相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墓葬打破了第二期的小型墓葬，这类墓葬埋葬的成员应当与前述小墓不同，是另一个集团的人群留下的墓葬，这一时期，许多墓葬出现了殉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已经十分尖锐，是早期礼制形成的代表阶段。
第四期是指东部区域的大型墓，其中部分墓葬打破了第三期的大型墓，除个别墓随葬玉器外，一般仅有人骨，已经不再有第三期的辉煌和权威。
墓葬绝对年代的跨度是对该墓地定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变化最快、特征最明显、断代研究中最重要的陶器在墓葬中出土很少，使我们的年代学研究很难做到准确和全面。所幸发现的少量陶器特征还比较明确，小口高领陶罐、侈口深腹盆两类器物在此前山西运城附近的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时代特色较突出。对比其它遗址的资料，我们认为清凉寺第二期的年代应该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和山西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早期和临汾下靳墓地部分墓葬的年代比较接近；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墓葬在其它地区也曾发现过，但都是零星或小型的墓葬，像清凉寺这样的大型的墓地还是首次发现并进行正式发掘，因此，这批资料对诠释中原地区的文明历程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年代的范围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与陶寺墓地的中、晚期墓葬基本同时。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带领的专业人员对墓地人骨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我们得出对清凉寺墓地的年代认识，清凉寺墓地第二至第四期的日历年代范围应在前2300年至前1800年之间。
带孔石刀 阶层的分化和阶级的对立是古代文明开始的标志之一。清凉寺墓地的资料显示：第二期已经表现出明确的阶层区分，这一时期虽然都是小型墓葬，但有的随葬了此前在中原地区罕见的玉石器，并在随葬品中占有较大的比例，种类虽然较少，但其中的环、璧、钺、带孔石刀等器物应该属于礼器的范畴。礼器是用来明贵贱、定身份的标志性器物，拥有这些器物的墓主人显然具有较高的身份或财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部分墓主人身无长物，这些墓葬埋葬的可能是普通或贫穷的部族成员。第三期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有陪葬者或殉人，拥有较精致的玉石器随葬，这些无不为我们讲述着其所属主人的高贵。而那些大墓中的陪葬者和殉葬者，他们的地位显然与墓主人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应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些情况将不同死者的身份差别表现得淋漓尽致，清晰地说明了礼制的基本内容，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推崇的礼仪和礼制至晚在该墓地代表的时期已经形成，其晚期有可能已经比较成熟了。
清凉寺所在的地区位于陕晋豫交界的地方，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地区文化发达，对外影响力巨大，是整个中华大地的一颗耀眼明珠。但是在仰韶晚期这里却衰落了，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以及西北的马家窑文化的光芒完全遮盖了它。直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开始，这里开始了文化复兴，再次成为我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芮城清凉寺墓地所在的寺里—坡头遗址本身便具有整个中原地区从前仰韶时期到夏时期的全部文化遗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墓地罕见的发现又一次见证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的坎坷。清凉寺第二期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是中原地区在墓葬中大量随葬玉器年代最早的墓地之一，从那时开始，中国古代文化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期是我国迄今发现史前时期殉人数量最多的实例，等级森严，冷酷惨烈。整个墓地表现的是这一区域内礼制的形成历程，也就是文明起源的曲折过程。特殊的葬制和并非本地传统的厚葬习俗，表明当时周边各种文化因素和理念在这里汇聚，吸收了周边因素的中原文化无疑成为文明起源这一重要事件的重要源头。第三、四期墓葬被盗扰的现象也说明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在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革。
清凉寺史前墓地的发现和发掘还让我们对以前的一些认识重新思考和定位。与清凉寺墓地仅一山之隔的是在历史时期曾经十分辉煌的运城盐湖，盐湖所产的盐主要向周边地区销售，运城一名就缘于向外运盐。墓地北距盐湖的距离大约二十余公里，南至黄河渡口的距离也近二十公里，作为盐湖与黄河渡口之间的中转站是可以的。清凉寺墓地第二期开始可能有人已经从事运盐，而第三、四期时坡头一带就是当时解盐外销机构的驻守之地，墓葬埋葬的就是该机构的成员。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就是国家的起源，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是阶层分化、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最初的国家是建立在人们能够认同的礼制之上的。清凉寺墓地的重要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殉人与墓主人身份的差别、汇聚了各种先进因素和理念的玉器等物证，将从阶层分化到阶级对立的发展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各阶层成员社会地位的差别昭然若揭，以此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演绎了一段我们目前认识还不十分清晰的历史，反映了远古时期一段由动荡到规范的阵痛历程，这是文明起源过程的一种曲折反映，我们将以此为线索撩起长期蒙在中原地区古文化之上的神秘面纱，并最终找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源头，解释初期文明的发展机制、过程和规律，接近历史的真实。   文章来源：《文史月刊》2016年05期 |
|
|
来自： 汐钰文艺范 > 《东亚史研究中国民族史、地方史志、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