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什么声音比它亲切缠绵，没有什么声音比它激情澎湃，想起它，即便在晴朗无限的炎日下，那四溅的水花，也会打湿眼眶，湿润心灵。 我的家乡坐落在两座小山坡上，村子周围群山环抱，枣树成林。小山坡下，溪水清冽，潺潺不息。 山上种粮食，溪边种蔬菜，真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以至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说，那可真是个好村子。他们说的很对，村子里的小伙子们很少有娶不上媳妇的，全仗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嘛。 打我记事起，生产队分工明确，种粮的种粮，种菜的种菜。我的三姑那时就是种菜的姑娘，他们的种菜队伍称“水利队”，水利队里有一群年轻人，二十多岁，男男女女，干起活来有的是力气，干干脆脆，朝气勃勃，真有“人定胜天”的豪迈。 菜地就在村子前面的沟道旁，平展展一大片，里面种着西红柿，茄子，南瓜，韭菜，菠菜……，要啥有啥。浇菜的水是水车绞上来的，小溪边挖一条长长的水道，水便流进菜地下面的大坑，大坑上面的菜地旁置一架大水车。 我们那里一到夏天少雨多旱，蔬菜离了水一天也不行。于是，咯吱咯吱的水车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水车是木头的，上面有无无数数扁圆大铁钉，水车身子大，如大碾盘，长长的木棍穿在其正中。这样，至少要两个人推，像推石磨那样，不停地转圈。推的快，绞上来的水流得哗啦啦，推的慢，水流得咕噜噜。年轻人们推起来不惜力气，像疯了似地跑，跑一会，气喘吁吁，变跑成走，走得欢欢。旁边的人呲哇呲哇：下来吧！看我的。累了的歇，不累的上，真是比看大戏还红火。那时，我还没上学，只要这些人绞水车，我就去看。他们有时还嫌不红火，让我唱《东方红》，我就唱，咯吱咯吱的水车声，伴奏《东方红》，那情形别有味。 水车咯吱吱，水流哗啦啦，清清冽冽的水流进每一畦菜地，菜地旁有枣树，枣树因菜地便水源丰富，长得就格外起劲，比山上的枣树枝条鲜嫩，叶儿亮堂，枣子也结得大。水车旁有几棵大枣树，树身粗如大面盆，枝叶繁茂，年轻人们在巨大的凉荫下推水车，真是凉凉爽爽的。干活也成一种享受，难怪他们抢着推。 每过几天的傍晚，就在唱大戏的庙上分一次菜，只要分菜的站在那一喊：分菜喽！村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提筐的提筐，挎篮的挎篮，都笑滋滋地去分菜。每人几斤，不论年纪大小，一同对待。小孩子多的人家可就能分一大堆，没小孩的老头老婆婆分一小筐，没人嫌多，没人嫌少，平均主义嘛，公公道道。那时，我家七口人，一到分菜的下午，我和姐姐弟弟们就提着筐子去分。 能分着吃菜，全得于水利队员的功劳，水车的功劳。没有水车，便没有这么鲜嫩的菜。水车真是社员群众的宝贝，村子里的人都对水车感激万分。没有水车，挑一担担水浇，怎么也浇不过太阳的毒晒，也供不上一个村子的吃嘴，四，五百口人，吃嘴不小呀！
这是七十年代水车浇菜地的记忆。后来，有了铁圪垯抽水机，烧柴油，十二马力的，二十四马力的，一发动，嗒嗒嗒，震天价响，人们再也不推水车了，也听不到那咯吱咯吱的声音了。水车被人彻底遗忘了。 现在的孩子，对水车模样大多陌生，除了电视电影书画上能看到，生活中很少能见着了。
水车，忘不了的记忆，那么亲切缠绵，激情澎湃。想起它，即便是晴朗无比的炎热下，那四溅的水花，也会打湿眼眶，湿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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