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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苏富比高清晰拍卖图片教你怎么看珐琅彩料

 天宇楼33 2018-09-15

   香港苏富比将于2018年10月3日拍卖两件珐琅彩令人瞩目,尤其乾隆御製琺瑯彩虞美人盌,纖花盛綻,石半掩、蝶縈繞,並題前人佳句,詠妍姿雅貌,盌心加綴佛手瑞果,更形清朗,私人珍藏中絕無僅有。琺瑯彩畫虞美人,除此僅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雍正盤一對,尤為難得。这些高清晰图片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鉴别资料,我们可以从中识辨丰富的珐琅彩的颜料色彩,请认真识别并记忆。

                         

1、清乾隆   御製琺瑯彩虞美人題詩盌

《乾隆年製》藍料款
「佳麗」、「翠鋪」、「霞映」印

此盌器形雅正,弧壁渾圓略撇,胎質細密,均淨如雪。從景德鎮御窰跋涉上送京師,宮中妙畫琺瑯彩,外壁寫生虞美人,黃自矜持、白怯羞緋、紅恃嬌縱、紫尚雅風,翠葉間,纖花或含蕾、或盛綻,曲莖搖曳微風中,石半掩、蝶縈繞,渲染描繪細膩如生。另一面墨題明人徐桂〈詠虞美人草〉詩二句,曰:「迎風似逐歌聲起,宿雨那經舞袖垂」,既詠虞美人隨風起舞之妍姿雅貌,又是借花懷古。詩前有「佳麗」,後添「翠鋪」與「霞映」,共紅料印三枚。盌心加綴三多瑞果,更顯清朗秀逸。足底雙方框內藍料書「乾隆年製」四字宋體款,11.8 公分,4 5/8 英寸


此盌器形雅正,弧壁渾圓略撇,胎質細密,均淨如雪。從景德鎮御窰跋涉上送京師,宮中妙畫琺瑯彩,外壁寫生虞美人,黃自矜持、白怯羞緋、紅恃嬌縱、紫尚雅風,翠葉間,纖花或含蕾、或盛綻,曲莖搖曳微風中,石半掩、蝶縈繞,渲染描繪細膩如生。另一面墨題明人徐桂〈詠虞美人草〉詩二句,曰:「迎風似逐歌聲起,宿雨那經舞袖垂」,既詠虞美人隨風起舞之妍姿雅貌,又是借花懷古。詩前有「佳麗」,後添「翠鋪」與「霞映」,共紅料印三枚。盌心加綴三多瑞果,更顯清朗秀逸。足底雙方框內藍料書「乾隆年製」四字宋體款。

來源:
傳法國私人收藏,集成於二十世紀初
香港蘇富比2003年10月26日,編號21


舞袖迎風虞美人
康蕊君

此琺瑯彩盌,上繪虞美人花淡雅雋永,墨書題寫詩文二句,流麗秀朗。芬芳背後,借花懷古,訴說歷代詩文傳頌之史,憶一代豪傑赤膽、愛侶丹心。

外壁口沿下墨題詩句:「迎風似逐歌聲起,宿雨那經舞袖垂」,藉虞美人的纖瓣嫩葉,側寫絕色佳麗。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自幼研習漢人傳統文化,熟稔詩詞、深諳史事,對此詩之以花詠史,必然瞭如指掌。

據漢朝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145至約90年)所著經典《史記.本紀.項羽本紀》,楚國名將項羽(公元前232-202年)率諸侯滅秦(公元前221-206),遂復楚國,自號西楚霸王。劉邦(公元前256-195年)稱漢王,建立漢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政權,與項羽軍事角力多年,至公元前202年垓下之戰(今安徽北部),項羽烏江自刎方止,史稱楚漢相爭。司馬遷寫道:「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司馬遷錄下一代英雄霸王,窮途末路,忽聞四面楚歌,以為漢軍攻克楚地,千里良馬也無力前行,遑恐氣數已盡,與愛姬分離在即,難掩悲淒,終於烏江自刎(英譯見 Burton Watson,Cyril Birch 編,《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Harmondsworth,1967 [1965] 年,頁142)。

項羽與其寵妾虞姬(公元前202年卒)淒美的愛情故事,自古至今,為世所傳,受歷代詩人頌詠,又改編成戲曲、電影、劇集以至電子游戲。此盌上墨題明末詩人徐桂〈詠虞美人草〉二句,言及楚歌之聲,暗示鴛侶命數。

據後世典籍,虞美人以詩和應項羽的〈垓下歌〉,舞劍殉情楚帳中。虞姬之情深義重、忠貞不二,後人稱頌,被視為古代美人之一。傳說安徽省宿州之東靈璧縣垓下虞姬香銷之處,朵兒遍地,此花遂得「虞美人」雅名。如今該地因美人之名,訪客如雲。

虞美人(又名滿園春),瓣葉皺且薄,仿如蝶翅,青蕾花開便褪,綠莖細而有毛,形態與別不同,易於識辨。花卉繪畫,早於趙宋已有,至清初,惲壽平(1633-1690年)擅畫花,舒卷開冊,筆下淡彩沒骨,嬌妍千姿,自成一派,復興花卉寫生之風,影響深遠,誠中國花卉繪畫名家。所繪虞美人,花瓣透薄,靈動如舞,啟迪康雍年間多位畫家,如王武(1632-1690年)、惲冰(1670-1710年)、馬元馭(約1669-1722年)、雛一桂(1686-1772年)等,同繪虞美人之輕巧婉約,多見於十二月令圖冊,展示季節華葩。

虞美人纖細柔雅,卻罕見繪飾於瓷器之上。早期雛例可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御製瓷胎畫琺瑯虞美人花盌,施紫紅為地,濃彩艷姿,略微矯揉,見《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台北,2015年,編號I-17。

雍正一朝,宮中琺瑯作以虞美人花入瓷,或僅只一回,花姿形態較接近此盌。參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琺瑯彩虞美人碟一對,同繪花綻秀石間,二器佈局略異,少半面分別墨字題寫「迎風似逐歌聲起」及「宿雨那經舞袖垂」,底書「雍正年製」款,其一著錄同上,編號II-05,另一則刊於《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台北,1992年,編號98(圖一)。

觀此盌紋飾題詩,雖明顯以雍正例為鑑,然繪風迥異,各有千秋。雍正對碟,虞美人花稍形敦實,沒有突出瓣之透薄、莖之輕盈,有別於此乾隆盌上,嫩葉曲莖,茂密橫生,忽然微風輕吹,纖瓣朵兒妙舞翩翩,活靈活現,意趣盎然。

清代琺瑯彩器,瓷胎出江西,由景德鎮窰燒成之均淨白瓷,從長江之南,跋涉送至北京宮中作坊,施彩二次入窰復燒方成。琺瑯彩料,初由洋人引入,所繪紋飾雅緻,成器悅目賞心,罕稀至極,問鼎清代瓷珍之冠。禁宮琺瑯作坊,毗鄰天子寢宮,畫師所受監督之嚴、壓力之大,空前絕後。相比景德鎮御窰廠,即使上供御用之品,也會大量燒製,反之,琺瑯作位處紫禁城中,為免滋擾宮廷生活,加上地方之限,規模極小,畫師必須因材施藝、以意創造,一器一畫,變化多端,無一相同,精妙絕倫之處,難出其右,讓人嘆為觀止,卻又因其獨特,極為罕有。

琺瑯彩盌所施彩料乃為此盌特別調製,配以悉心佈局,風格清新朗逸。景德鎮御窰雖有燒造虞美人花瓷器,飾樣大同小異,幾乎如一,繪施為量燒而研發之粉彩,縱然瑰麗,絕不能與此盌相提並論。粉彩例可參考 James D. Thornton 博士舊藏粉彩虞美人對盌,售於香港佳士得2017年11月29日,編號2806。

康熙一朝,宮廷畫家、藝匠、科學家在紫禁城中專精覃思,鑽研新知巧技,試煉各式材料,一時間御作坊宛如實驗室。為促使大清國追上國際科學水平,康熙帝詔旨洋人進京,其中多屬歐人,在宮中傳授科技新知。奪嫡繼位之雍正帝,卻對宮中洋士存疑,除寥寥數人悉遂宮外。留下來的洋人,包括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1688-1766年),擅長繪事,學貫中西畫風,以中國傳統佈局,配合歐洲細緻筆觸,創出別樹一幟的作品。郎世寧的花鳥動物,借鑑中國傳統,寫生出神入化,大悅君心。雖對中國繪畫整體發展影響甚微,在紫禁城內,郎世寧及其他歐洲人卻啟迪同坊共作者,向宮廷畫家展示舶來西風。

郎世寧〈畫仙萼長春〉冊,繪華葩盛綻,或是花鳥爭妍,多採中國繪畫常見的不對稱佈局,卻融合西洋技法,精緻入微、毫微畢現。其中一頁,繪蝴蝶蘭花倚石盛放,蔭下虞人花綻紅,筆觸細膩,栩栩如生。宮中琺瑯作盌之虞美人花,精細微處,瓣脈嫩蕊,清晰流露郎世寧丹青倩影(圖二)。

同是寫生虞美人,雍、乾二朝例的最大分別,在於後者花卉,沒有因盌壁空間之限而迥避,反而略加放大,任由邊沿裁去彎莖曲瓣,讓花兒更形立體,彷彿躍然器上。中國繪畫卷軸,紙本絹上,早已有採此技法,以顯景物逼真,至今亦然,廣告常見。景德鎮窰也有過枝花,紋樣從外而內,翻壁而過,飾至器心,看似與前述類同,概念卻異,若相提並論,無疑貶低此琺瑯彩盌上佈局不全不缺、捨少求真之巧思。

乾隆年間所製瓷胎畫琺瑯器中,以虞美人為飾者,只此盌而已,絕無僅有。此器盌心並繪畫三多瑞果,佈局隨意悅目,尤為難得。除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題詩花卉紋盌類例極罕。參見前述1992年展覽圖錄,編號57、58與61,最後一器盌心也綴折枝瑞果。一般瓷盌及盤,若器外繪圖如畫,內多留白,相反外色地錦上添花、紋樣規謹者,器內則常添繪飾,例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瓷胎琺瑯錦上添花黃地對碟,碟內隨意畫瓜果數種,收錄於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展覽圖錄,台北,2008年,編號91。



2、清乾隆   洋彩藍地番蓮紋如意耳瓶
《大清乾隆年製》礬紅款

清乾隆   洋彩藍地番蓮紋如意耳瓶
《大清乾隆年製》礬紅款               

36.7 公分,14 1/2 英寸

來源:                   

洛赫勛爵(1827-1900年)收藏
英國威爾特郡放山居艾弗瑞.莫里森(1821-1897年)收藏(編號525)
蘇格蘭艾雷島馬格代爾勛爵收藏
倫敦佳士得2004年11月9日,編號57


中西融粹
洋彩藍地番蓮紋如意耳瓶
薛好佩

乾隆洋彩瓷,工藝卓絕,釉彩豐美,華麗耀目,乃同朝官窰瓷之佼佼者。此件如意耳瓶屬同類洋彩瓷中特為突出之例,繪技精熟,配色明豔,盡顯官窰瓷人巧能臻藝。瓶身施藍地,如意耳繫紅色授帶綴「卍」字,相類之例極為罕見,鳳毛麟角。存世僅知四例清宮舊藏洋彩如意耳瓶:其一與本品極為相似,或原為一對,1997年4月28日售於香港佳士得,編號755;另三例均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刊載於《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琺瑯彩.粉彩》,香港,1999年,圖版118,洋彩綠地勾蓮紋如意耳瓶(圖一);圖版126,紫地勾蓮紋如意耳葫蘆瓶;圖版127,紫地勾蓮紋如意耳瓶(圖二)。清宮舊檔雖曾記載洋彩藍地瓷瓶,存世之例仍極珍罕,下文詳述。

洋彩,由歐洲傳教士傳入清宮造辦處,景德鎮御窰廠督陶官唐英(1682-1756年)將其發揚光大,成果巧奪天工,臻善至美,展現中式美學與西洋技法之完美融合。

「洋彩」一詞,首見於1735年唐英撰《陶務敘略碑記》,藍浦,《景德鎮陶錄》,1815年,亦有述之。唐英敘及「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瑯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1 1744年,唐氏針對洋彩仔細詳述:「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彩。須選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和,以白瓷片畫染燒試,必熟諳顏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準為佳。」2

當時,西洋不僅傳入釉彩新色,亦帶來當時風行歐洲之西洋設計、裝飾元素等,如本品器身纏枝蓮紋間所綴各色圓珠,可見於西洋巴洛克風之花形裝飾,瓔珞珠串巧施光影,強調立體效果,宛若珍寶般耀眼。洋彩之研發,帶給清代御窰更為豐富的色彩選擇,於既有官瓷基礎上,增添了前所未見的新穎風格。

乾隆皇帝重創新,命宮廷畫師、藝匠竭其所能,巧探虛實,推陳出新。洋彩新創「錦上添花」技法,乃中國瓷器發展史上首度得以呈現仿似織錦般繁麗紋飾,效果細緻柔美,富麗尊貴。洋彩運用西洋明暗陰影透視法描繪紋飾,中西繪畫傳統相映交融,如此技法深得乾隆帝喜愛,可見於宮廷畫師郎世寧之繪畫風格。

御窰廠燒製洋彩瓷數量多為單件或成對,無大量燒造,更顯珍稀。據清宮檔案,藍地洋彩瓷僅燒造於十八世紀中期寥寥數年,成品數量極少,《清宮瓷器檔案全集》載錄,乾隆十三年(1748年)一月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洋彩藍花地畫金花瓶一對,皇帝下旨交佛堂。同年十月十九日,司庫白世秀將一對洋彩藍地畫金花瓶交太監胡世傑呈上。乾隆十五年十八日(1750年),庫掌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洋彩藍地錦上添花蓍草瓶一對,隨木座(圖三)。3 檔案僅錄此三對洋彩藍地瓶,造於1748至1750年間,均由太監胡世傑上呈。清檔中時見胡氏大名,應為高宗重用人物,負責傳旨、監督並呈交工藝品。

本瓶之技法、配色顯洋風,觀其造形與紋飾,卻屬中式卓絕佳作。當朝製作目的雖未明,藍地搭配纏枝蓮紋、如意耳、紅授帶及卍字紋,均載祥瑞之意,「青蓮」與「清廉」諧音,寓意皇帝重操守德行。清廉首見於《東觀漢記》,乃東漢時期,班固(公元32-92年)等史家修纂而成,其中〈周澤傳〉錄,「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4 藍色且與進學相關,儒家學者荀況,《荀子》〈勸學〉述及「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意指經由學習,可提升自我,甚可超越師輩。5 寄寓清廉、鼓勵精進佛學(蓮紋意涵),此瓶配色與紋飾應深得乾隆帝歡心,如意耳及卍字亦有祝願之意。卍字隨著佛教傳入中國,音同「萬」,與紅授帶相繫,意喻「萬壽無疆」。

存世多數洋彩瓷均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台北,2008年,詳細論述此品類研究,並刊載各式多貌之洋彩瓷,其研究確認多數洋彩瓷燒製於1740年代早期。

此件洋彩如意耳瓶來源顯赫,曾為艾弗瑞.莫里森(1821-1897年)所藏,其乃維多利亞時期最為重要之私人收藏家,藏品含括藝術品、繪畫、名人簽名、手稿等。莫氏為商賈暨國會議員詹姆士.莫里森(1790-1857年)次子,繼承威爾特郡大宅放山居,與其夫人 Mabel、家族長居於此。據 Caroline Dakers 研究,莫氏對於藏品之尺寸、數量、品質極為重視,熱愛蒐藏,尤其關於皇室成員、貴族、名人政治家之繪畫、版畫、勳章或簽名手稿等,反映其收藏與權力地位息息相關。6 Dakers 論及,凡是得到莫氏青睞的藝術家或工藝品,必會盡其所能將相關作品全數買下。1861至1866年之間,莫氏花費約四萬英鎊購買瓷器,金額之鉅令人咋舌。7 其珍藏得名放山居,為蘇格蘭艾雷島馬格代爾勛爵繼承。放山居舊藏曾數次售於拍賣會,首次為1965年,後為1971年、2004年。8


1 見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台北,2008年,頁14
2 同上,頁14;英譯版本見 S.W. Bushell,《Oriental Ceramic Art》,1981年(1896年初版),頁234
3 《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2008年
4 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2008年,卷18
5 章詩同編,《荀子簡注》,上海,1974年
6 Caroline Dakers,〈Size Matters: The Extraordinary Collection of Alfred Morrison, Victorian Maecenas〉,《 Pict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肯塔基大學,肯塔基,2013年
7 Caroline Dakers,《Fonthill Recovered: A Cultural History》,倫敦,2018年,頁146-147
8 相關資料見 Audrey Wang,《Chinese Antiqu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Art Market》,倫敦,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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